新浪财经讯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周年庆典暨 2019高金（北京）论坛”于6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表示，2014成为我国人口拐点，今后将会告别人口红利，劳动力将会越来越短缺，“这个趋势是既定的”，他建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相当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借此给制造业留出转型升级的时间。
蔡昉还认为，超大型公司存在垄断倾向，会对全球供应链产业影响。他引述《权利的游戏》称，“因为我本人是看了剧、也看了书。每一个家族跟每一个家族都是网络上的节点，但是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有喷着火的龙，他们在技术上不均等，力量也不均等，他们不能平等的被连接在一起，他们其实只能被最大的那个有龙的家族连接起来，所以叫做‘被’连接。含义是什么呢？无论企业家有多么善良的动机，其实他的倾向，尤其是今天带着金融科技的创新，他们实际上是要产生垄断行为的”。
以下为演讲摘编：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用下面这个简短的发言，来祝贺上海高金院建院十年庆典。
大家大部分是搞金融研究、实务或者学金融的，我也不懂金融，所以我谈一点，实体经济是你们服务的对象，所以我谈谈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们学经济学的都会读一个预言——《铅笔的故事》，就是讲一个最简单的铅笔，一点点木头，一点点铅芯，一小片金属片，还有一小块橡皮，最普通的不起眼的东西，他发现是全球不同的合作者互相谁也不认识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被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供应链。这个供应链和我们今天讲到的供应链相比已经是太简单了，但是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已经孕育其中，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看一看当今共享经济的问题。
我能想到的应该有很多因素会扭曲全球共享经济，我能够想到的和我们当今的问题相关，针对性比较强的是三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一个国家是共享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者，如果他的比较优势早产了的话，也就是说真实比较因素也许还没有变化，但因为某一些因素导致提前显露出比较优势变化，就会相应的影响到全球共享经济，也会对自己造成损失，也会使全球共享经济调整过早，甚至可能是不合适的，这是一个因素，就是早产型的比较优势变化。
第二个因素，垄断因素。全球供应链由千千万万生产者组成的，这里面如果产生了垄断者，垄断的核心，传统的垄断就是价格扭曲，现代意义上的垄断也可以说价格扭曲，还会通过信息扭曲，还会通过直接供应链中的破坏因素等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个因素，今天大家都关心的情况，如果有一个超级大国实行单边主义的保护政策，那么，可能会扭曲全球贸易中的信息。
这是我要讲的三个问题，下面分开来讲。
第一，早产型比较优势变化。
我们现在肯定变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显示出来的变化和真实的变化是有差距的，也许我们真实中不要走的那么远，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但也许我们显示出的价格信号使得我们变得早了一些。我们现在从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的匀质的更符合稳态的经济增长过程。
过去至少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论需要多少劳动力都可以不涨工资的得到他们，这样支撑了你的高速增长。但是呢，我们会忽略一点，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特征实际是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存量因素，也就是说，我过去发展不足，产业结构变化不够大，所以我积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开展二元经济增长就会逐渐释放这些劳动力，这是存量部分。
还有一个增量部分影响，就是人口趋势。在这个发展阶段，你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长，增长的很快，这样会不断的补充劳动力，可能会加大劳动力剩余状况，这两个因素在过去的时候发生了变化。
但是主要发生的变化，我们得到的信号，比如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农村向外转移的人减少，主要因素是人口因素。农村16—19岁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之后是负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你到餐馆去看到的服务员的年龄越来越大。相应的也能看到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慢。
与一些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可以看出，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于那些国家，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转出去呢，但只是一个人口因素的变化，已经给我们传递了过多的信号，这些信号带来了我们叫做劳动力短缺的“早熟”。
我把2004年作为一个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首次出现。在那之前，工资是平的，不涨，这就符合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不涨。我把2004年叫做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表现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农民工人数的上涨速速出现了大大的平缓，最近几年增长的非常缓慢。第二，对实体经济带来一个影响，由于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涨，看上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这个信号太快了，对实体经济的反映也太快了，以致于我们不能够来得及去攀登价值链，没有升级到更高的制造业价值链上。因此，我们从2006年开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相应的，为什么叫早熟的劳动力短缺，因此也就带来一个早熟的制造业比重的下降。
我们来比较一下，历史上曾经有过制造业比重下降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过程，都会有倒U字型的制造业比重，到达一个峰值会下降。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美国在1953年，日本在1970年，但是在他们制造业下降的时候，他们的人均GDP都是16000-18000美元，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美国只有7%，日本只有19%，而我们呢，我们是2006年开始，我们的人均GDP刚刚进入中等偏下国家行列，3000美元，我们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40%多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比重就开始下降，直到今天还在人均GDP8000、9000美元水平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7%，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的制造业比重持续在下降，这也是一个直接导致的结果。
过去我们都说中国是一个世界的工厂、制造业中心，我们的比较优势变化如果是早产型的，那么相应的就会给全球的供应链带来一个不利的过程，他的调整就可能不是符合真实价格信号的过程。相应的，我们也可以看到，2008年之后，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度，无论从前项、后项看都下降了，2008年正好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之后两年。如果光看2008年，大家一定会说这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的，但是如果再看到背景，之前两年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已经下降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有实体经济自身的背景因素在发挥作用。
再看第二个扭曲，全球供应链的因素，超大型公司的垄断倾向。现在讲到超大型公司有很多词，超级明星企业、独角兽、大型科技，等等，讲的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们以追求规模，天生的信念就是以大为美，已经不再相信小的就是美好，而越大越美好，而他的全部动机也变成了就是追求规模。我们也知道，很多企业不需要盈利，但是能够得到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就一味的扩大规模，亏多少都没有关系，有人给我融资，因此产生了全球大企业独角兽爆发增长的趋势。问题在哪儿呢？我们相信企业家都是有两个动机，一个是让世界更美好，再一个，我们都看到就是要追求利润，办企业就是要有利润。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改变不了的世界，扎克伯格在哈佛没毕业，但是人家授予了一个荣誉博士学位，请他回去给毕业生讲话。他就讲，他说我上学的时候，我的美好愿望就是把世界全都连接起来。那么，世界连接起来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世界被连接，被这些大型的公司连接了。因为世界本身不是均等的、平等的、技术无限渗透式的连接，因为我们讲网络理论的时候会说大家都能连接起来，我们这么大一个屋子，每一个桌子跟每一个桌子都会通过某种渠道连接在一起，我们分享发展的成果，分享技术的进步，不是这么回事。
为了简单起见，有人把《权利的游戏》的各个家族都列出来，因为我本人是看了剧、也看了书。大家知道，每一个家族跟每一个家族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但是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有喷着火的龙，他们在技术上不均等，力量也不均等，他们不能平等的被连接在一起，他们其实只能被最大的那个有龙的家族连接起来，所以叫做“被”连接。含义是什么呢？无论企业家多么善良的动机，其实他的倾向，尤其是今天带着金融科技的创新，他们实际上是要产生垄断行为的。
这里讲到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有企业家说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是可行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当然不喜欢这个，他就要批评，但是事实上，经济学家可能被误导了，其实企业家不是说要恢复计划经济，因为你要批评他的计划经济，我们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引用哈耶克的说法，说信息和知识只能分散所有的人身上，不能由一个人垄断，一个人是不可能掌握全部市场信息的，因此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
但是恰恰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终究要做到这点，即使今天还没有做到的，所以这点经济学家不应该再去引用哈耶克。但是哈耶克有一句话，同一篇文章里的，哈耶克说其实我们讲到垄断和竞争的时候其实是三层关系，第一是讲政府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的竞争，这是一对；还有千千万万的生产者通过价格机制连接在一起；中间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人们也叫它计划经济，但它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这是垄断，这是我们都不需要的，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引用的时候忘记这句话，其实企业家讲到的东西企业家只有可能也没有有意识的认识到，但其实他讲的计划经济是垄断。实际现实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经济学家在辩论论中还引用了凯恩斯的话，思想是最重要的，不是既得利益重要。但是现实中，既得利益总是或早或迟第一个出来的，是好是坏，它一定是坏的，而且它一定也不比思想不重要。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最后一点，单边主义的破坏作用。一个国家实行单边主义的政策，对内是民粹主义的，在国际关系中是民族主义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他不仅破坏贸易，更背后的根源是破坏供应链。
事实上，全球化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全球化符合经济学增长经济理论的预期，是可以趋同的，因为资本报酬递减，越是穷国增长速度越应该快，但是1990年之前没有这个特征。
因此，三个因素，最后两句话，不是没有出路。第一，解决我们的问题，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27%相当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来，我们也不可能长期内改变，我们今后劳动力越来越短缺，人口红利没有了，这个趋势是既定的，但是不要那么快，要给我们留出时间升级制造业，这个是有意义的，所以改革是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改革是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红利。
第二，过去我们的制造业不光是靠劳动力便宜，为什么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制造业中心呢？因为还有规模经济，还有聚集效应，这种规模经济版本的验证模型也是我们实行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发展战略的一个理论依据，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最后说维护基于多变主义的经贸规则，然后一直保护主义挽救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别于我们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利于维护全球供应链。
我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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