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至17世纪前期东亚的官商、私商与军商
李伯重
在本文上篇中，我们对近代早期国际贸易商人的成长渊源和生存环境，作了归纳性分析，下篇将通过一些实例，对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各类代表性商人，即官商、私商与军商的情况，逐一进行扼要讨论。
“东西”通吃看“官商”
“官商”的第一类，即由一个国家政府（或部族政权）派遣、代表该国（或该部族）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商人。
这类商人最突出的例子，见于明朝时的东北亚地区朝贡贸易。在15至17世纪前半期的东亚世界，只有中国和朝鲜两国，是统一并且拥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的国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中、朝也是东亚仅有的两个具备“民族国家”初期特征的政经实体。因此之故，两国之间的关系最为正规化，彼此的朝贡贸易有清楚的“国际贸易”特征。从事此项贸易的是外交使团，由国家派遣，各为其主，是典型的“官商”。
而不同政权之间的朝贡贸易中，又以明朝与东北女真人双方的“官商”往来最有特色。明代的女真，是在明朝宗主权监护之下的半独立地方政权，双方的商业往来也算是朝贡贸易。拥有特殊身份的女真商人才能够从事这项贸易，成员多由得到进京朝贡资格的女真各部首领组成。他们既是部族首领，又是明朝设置的地方官，还必须拥有明朝授予的敕书，才能获得参与朝贡行程与马市贸易的特权。
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与政治权力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官商，即由部族政权派遣，并代表其从事与明朝贸易的商人。
“官商”的第二类，即虽非一国政府（或部族政权） 派遣并代表该国（或该政权），但得到本国政府（或政权）授权和支持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
这类商人在中亚（即西域）各国（或地方政权）与明朝的贸易中非常活跃。明朝和西域各国（或政权）的朝贡贸易有四个特点：（1）使团人数众多，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2）进贡的方物（土特产）数量大，少则几十、几百匹马驼，多则三千，甚至六千匹马；（3）明朝中央政府回赐的物品也数额可观，赏赐钞锭数由二万、三万至六万余两，一次赐绢多达一千余匹；（4）朝贡贸易持续时间长，几乎与明朝二百多年统治相始终。这种朝贡贸易，是名副其实由官方主导的经贸行为。
大多数情况下，从事此项朝贡贸易的商人，是一些与西域各国（或地方政权）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商人家族。典型例子之一，是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写亦虎仙家族。写亦虎仙为哈密回回首领，曾充当使臣，周旋于哈密与明朝、吐鲁番之间。明弘治十年（1497年），哈密地方统治者派遣写亦虎仙等人为使臣，向明朝进贡。他们一行人到北京后，明廷礼部悯其流寓之穷，计其驼马方物价值，给赐缎绢五千余匹。写亦虎仙熟知明廷给赐规则，对礼部薄减衣服彩缎做法不满，在赏赐已毕、买卖达成之后，仍辗转延住，奏讨不已。
作为哈密的使臣，写亦虎仙不是以加强哈密与明朝的联系为使命，而是以追求财富为首要目的，充分凸显他的商人天性。这也是丝绸之路上贸易家族的重要特征。写亦虎仙家族通过参与朝贡贸易，在甘州、肃州等地积累了大量财富。
这类贸易家族，与明朝政府、西域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写亦虎仙是哈密卫故都督佥事赛亦撒隆之侄，也是哈密人火辛哈即的女婿，他的女儿则嫁给了吐鲁番速檀（苏丹）阿黑麻的使臣火者马黑木。其岳父火辛哈即也把另一女儿嫁给了阿黑麻的亲信牙木兰；牙木兰又以妹嫁火辛哈即的侄儿亦思马因。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家族网络。当时西域的国际贸易，大多是通过类似家族网络运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写亦虎仙既充当哈密统治者的使臣与明朝交涉，得到明朝的赏赐和官职，同时又充当明朝驻甘肃疆吏彭泽的使臣，被派往敌对的吐鲁番进行交涉。其纷繁复杂的的头衔与经历表明：
在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下，唯有充当使臣才能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他虽是哈密回回首领，却利用哈密地方统治者忠顺王和都督奄克孛剌的名义，出使明朝进贡，反过来又以明朝使臣身份出使吐鲁番，多方发财致富，“官商”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私商”的第一类，即采取日常经营方式，和平地参与国际贸易的普通商人，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私商，以福建海商为最典型。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厦门大学教授，明清经济史专家）就对明代福建海商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他指出：明代初年，福建海商受到贡舶贸易的支配，仅作被动的、消极的经济活动。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到了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两朝，他们才和从前不一样了，日渐积极地直接投身海上贸易，以自由商人的姿态出现，并大大地扩展了其活动范围。
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民间造巨船下海通番已蔚然成风，沿海社会经济出现了很大变化，引起明朝政府严重关注，《明实录》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但这些“自由商人”不仅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反而受到严厉限制和打击，处境相当艰难。
海上贸易需要投入较大的资本：海船的建造和维修，耗费不少银子；出海雇用众多船员水手，必须提供生活用品并支付工钱；停泊各港口时不能不支付各种费用，再加海上营生高风险，船主也要预留足够保证金，以应付不时之需。
傅衣凌先生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具备如此财力者，不是地主便是官僚，因此这种私商基本上都是地方上的豪门大姓。当然也有普通商人集资造船，合伙经营，类似故事在明代小说如《初刻拍案惊奇》中，多有反映，可见相当普遍。私商大多是凭借自己的关系网买卖货物，不过，如同前面谈到的那样，当时的海上贸易尚未有国际安全机制，商船出海，往往要寻求拥有强大武力的海上武装集团的保护，乃至直接受武装集团的控制。
“私商”的第二类应运而生，即自身装备不俗武力、平日“亦商亦盗”。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的国际贸易，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彼此竞争的商人，或者为了自卫，或者为了打击竞争对手，与形形色色的武装集团互为依托。故海上国际贸易中，对“海商”与“海盗”很难做出明确的区分。
谈到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的海盗，大家都会想到肆虐东亚海域的倭寇。我要问的是：当时东亚海域中的“倭寇”和海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依照学界较新的看法，“倭寇”包括“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活跃于14世纪至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当年发生倭寇入侵浙东之战，烧杀甚烈，激发地方民众反抗而被迫退走），成员基本上是号称为“西日本恶党”的日本人；而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称为“嘉靖大倭寇”）是嘉靖三十一年以后活动的海盗，其成员不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甚至中国人可能还占多数。
倭寇的大头目往往是中国人，最有名的就是许栋（许二）、汪直（亦作王直）、李旦（李光头）等。对这些人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们不是单纯的海盗，而是海商，之所以被称为“海盗”，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让他们的海上贸易难以继续，因此与明政府发生冲突。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出身，后来参加许栋的海上走私集团。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许栋集团，许栋兄弟逃亡，汪直收其余众，自己成了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
其次，他们的贸易范围广阔，大体上覆盖了东亚海域，从事的是真正的国际贸易。例如许栋与弟许三先在马六甲建立起交易网，然后与留在明朝国境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走私。汪直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东南亚各地，他本人也“历市西洋诸国”，在阿瑜陀耶（泰国古王朝）、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由此结识了才抵达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
嘉靖二十年（1541年），汪直和三名葡萄牙人带领上百名番商，从暹罗乘船北航双屿港（属浙江舟山），结果被暴风雨冲飘到日本九州以南的种子岛，与日商建立了贸易关系。
正如通晓倭寇情形的万历时人谢杰所言：“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在近代早期国际贸易中，这种亦商亦盗的海商，乃是正常的角色。
“三大商”命运浮沉
以上四类商人，都是15至17世纪中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骨干，发挥了各自的重要影响。不过，由于身份、角色不同，成败、浮沉不一，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后人评价，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两种类型的“官商”，随着时间推移，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都趋于下降。明代奉行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自始至终处于明朝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只有朝贡国（或者朝贡政权）的官商，才能参与。朝贡贸易是明朝笼络其他国家的一种手段，偏重政治效应。从事这种贸易的官商，由于是特定国家（或者政权）的代表，其活动完全取决于各自国家（或者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可能真正做生意。同时，朝贡贸易本身并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性质。
明朝在朝贡贸易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长期下来成为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贡使团中的商人也经常违法经营，明朝政府不得不限制从事此类商人的人数。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与朝贡贸易密切相关的官商，逐渐走向衰败。
其次，两种类型的“私商”，在15至17世纪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不断发展。经过“海盗商人”的长期抗争，隆庆开禁之后，普通私商逐渐成为海上国际贸易的主流。傅衣凌先生认为，虽然“其中颇有很多地方是封建的商业经营”，但“这一种形式可说是福建海商最正常的发展路线，脱离政府的束缚，而成为一种自由商人”。这种私商，也可以说是近代商人的前身。
再次，本文上篇已提及的“军商”，都是雄心勃勃要在那个混沌世界中建立一种国际贸易“新秩序”的武装商人集团。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有母国作为有力后盾，但荷兰毕竟只是一个小国，国力有限，不足以让东印度公司挑起在东亚世界呼风唤雨的重任。郑芝龙祖孙三代的郑氏集团实力极盛时，看似接近上述目标，然而背后不仅缺乏明朝官方强力支持，相反还受到强势入关的清廷持续的包围打击，也无法担负预想中的历史使命。（相关文章见本期E2版《荷郑之争 “军商”斗法》）。
本专题作者李伯重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主要内容是作者日前在北京大学文研院举办的“海洋与传统中国”论坛上发布的主题演讲，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现场记录及相关研究文本整理而成，已获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