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判中国经济要有长周期的眼光
马光远
一、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是贸易摩擦
最近，关于某知名机构对2018年中国经济的预判，十个错了九个半的事传得沸沸扬扬。事实上，这绝不是个别投行判断水平问题，这基本代表了大多数机构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水平。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回到2017年年底，看看这些机构对2018年中国经济的预判。当时，他们对2018年的中国经济绝大多数都很乐观，乐观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超过了这些机构的预期。所以，这些机构就想当然地对2018年的中国经济充满乐观。比如，有人乐观认为“中国经济L型的底部到了”，2018年中国经济又会重回高速增长的通道；还有人判断“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等等。但2018年中国经济的事实证明，这些机构和专家的预判和中国经济的事实完全不符。
笔者记得2017年底，面对很多机构和专家对2018年中国经济的乐观，我感觉特别诧异。熟悉我观点的都知道，我对中国经济长期从来不悲观，但就2018年的中国经济，我当时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道理很简单：第一，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增长，这是基本事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然意味着要在速度层面做出牺牲，怎么可能又会回到高增长的“新周期”呢？第二，房地产的过度调控必然导致市场回落，增速下滑，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以上，房地产市场的回落势必影响整体经济；第三，在去杠杆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一定是稳中偏紧，这势必导致很多企业的资金链出问题；第四，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路线图开始实施，这对就产业旧模式旧产能势必形成打压效应；第五，“三大攻坚战”对中国经济长期正面，短期影响一定是负面的。
正是因为如此，我当时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内并没有太多值得乐观的理由。无论是从金融周期、危机周期、杠杆周期、房地产周期，还是中国经济的小周期推演，中国经济2018年都面临不小的挑战，甚至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2018年是中国经济近年来真正意义上最复杂的一年。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当时判断中国经济2018年下行压力很大的理由中，并没有列出“中美贸易摩擦”，因为我的确没有预料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会演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而那些对2018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误判的人，正是拿中美贸易摩擦给自己找台阶下，将中美贸易摩擦视为“黑天鹅”。应该说，中美贸易摩擦的确是影响2018年中国经济预期的原因之一，2018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在研判经济形势时也特别提到“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但是，如果分析中国经济的宏观数据，我们大体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至少就数据而言，和中美贸易摩擦关系不是很大，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投资快速下滑，特别是基建投资增速可谓断崖式的下滑。投资增速一度掉到5.3%的低点，而基建投资增速从过去年均20%以上的增速掉到了接近0增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其二，一些企业家的预期不好，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家的预期。从2018年民间投资的数据看，还不错，8%左右的增速不算差；其三，房地产调控继续加码，房地产本轮上升周期基本终结，这从土地市场流拍、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房地产销售数据的大幅度下滑可以得到印证；最后，在预期不好的情况下，消费出现了下滑，消费的增速出现了近15年以来最差的数据，而汽车市场以及手机市场的快速下滑则是预期不好的基本表现。在对经济前景预期不好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基本选择是要么推迟购车，要么推迟换手机。这些数据，都和中美贸易摩擦没关系。相反，我们看到的2018年的进出口数据在整体宏观经济中还是相当不错的，在11月份之前，进出口维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当然，这和“抢出口”有一定关系，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起码在2018年体现的并不明显，这种效果应该会在2019年凸显。
就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主要指标而言，中国经济今年下行的压力主要来自中国经济自身。我非常认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的判断：“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要增强忧患意识，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如果将2018年中国经济的下行主要归结于中美贸易摩擦，一方面是这些机构和专家对自己的误判找台阶，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主要矛盾认识不清，属于严重的误判。站在长周期的角度看，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既有全球化周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这种外部因素，也有中国经济处在转型升级、速度换挡以及动能转换的关键时刻，是各种长短周期叠加的结果。
二、正确预判中国经济要有长周期的眼光
在去年的乐观被无情打脸之后，我们的机构和专家对2019年中国经济的预期明显偏于悲观，国内外的机构大多调低了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6.4%下调到6.2%，世界银行对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是6.2%，国内机构包括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普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低于6.5%。其实，对经济增速的预判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机构传递出来的信号极为悲观。这次他们会正确吗？事实已经多次证明，这些机构基于短期数据和指标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大多和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不符，很多机构和专家在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上，容易受短期指标的影响，而不能从长周期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给出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没有必要对2019年及以后的中国经济悲观：
第一，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看，绝大多数的人低估了中国经济。我一直说，过去40年人类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严重低估了中国经济。可以说，过去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奇迹般地崛起，而且这种崛起并非因为大家一致看好的“共识”，而是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
第二，过去4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每次挑战后中国经济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为止，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从过去40年中国经济经历的困难和挑战看，大的挑战至少有四次：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爆发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第一次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第二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的爆发，让中国发现危机就在家门口；第三次是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我们也卷入危机之中；第四次就是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现在很多专家对于当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总是夸大其词，但是，从过去40年的历史看，至少在前3次重大挑战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打垮，而是在经历短暂的调整之后，实现了新的大幅度的跨越，这是历史事实。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小平同志“南巡”，中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功化危为机，国企改革取得重大突破；10年前的全球危机，中国经济无论在规模，还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而言，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事实。而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言，和过去的3次大的挑战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是最小的。但是，大家在心理层面为什么预期悲观，一方面是我们的很多专家并没有站在历史的大周期去看待这次挑战，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全球的政治经济的确在经历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带给中国经济的，既有历史性的机遇，也有重大的挑战。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中国经济的潜力巨大。中央一再强调“我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我对此判断完全同意。过去40年，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向高质量发展的诸多有力条件，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全的产业门类，形成了最适宜制造业发展的生态；中国的城镇化远远没有完成，下一个30年，近5亿多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将是推动经济发展巨大的红利；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8亿人口，将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8亿人带来的产业需求是惊人的；中国也已经具备向创新型国家转变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投资需求仍然处于饥渴状态。站在历史长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经济悲观。
三、站在“百年未有之变局”构筑中国经济的治理框架
我特别关注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及中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特别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这是官方第一次提及“百年未有之变局”。我认为，这个论断，对于如何研判当下的中国经济以及准确把握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中国经济悲观者，最大的错误就是看不到这种“百年未有之变局”。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的最重大变局就是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全球政治经济的版图因此改变。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总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不争的增长极，从而使得全球政治经济的规则、关于人类未来的思考，以及全球化进程都在重新改变和定义。伴随这种变化的，则是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重构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和冲突，这是必然的。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面对更多的国家要求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订，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秩序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相关国家势必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同时，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需新的制度架构和公共治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中国经济最关键的问题绝不是经济速度的下滑，而是在速度下滑的背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的“转换”，这是关键的关键。就中国目前面临的产业周期、技术周期、人口周期以及金融新周期而言，中国经济持续过去的老路已经难以为继，必须下决心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下决心实现创新驱动，完成制造业的升级。很显然，这需要一个既痛苦，又很长的周期。可以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发展的三峡”，各种新的挑战相继出现，三峡湾多水急，对船长的掌舵智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扭转预期的关键是向外界发出强有力的改革信号，供给侧改革不是看数据，供给侧改革更应该是为下一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构建制度框架。
四、2019年，以强有力的“逆周期”政策组合扭转预期
坦率而言，我并不担心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但是，当所有的机构到处散布悲观言论的时候，对决策层、企业家以及普通民众都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层面的影响。很显然，当下关于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无疑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共识”的影响。为了扭转这种预期，需要以强有力的政策组合拳稳定经济，改变悲观的氛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在我看来，逆周期政策将会成为2019年宏观政策的主基调，所谓“逆”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举措，扭转预期。这意味着，政策无论在出拳的时机和力度上都必须超过预期。为了稳定各界的预期，笔者此前在多个场合提出了在实质性推动改革的前提下，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金木水火土”五大政策组合拳：金，就是大规模减税，减轻企业和民众的负担；木，就是出台措施推动基建投资反弹；水，就是货币政策适当宽松，保持流动性充裕；火，就是必须把中美贸易摩擦的火灭掉；土，就是稳定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不能出问题。
笔者很高兴地看到，开年伊始，中央在1月4日率先降准，而且力度远远超过了大家的预期，给稳定中国经济注入了一针很强的强心剂。下一步，需要尽快出台大规模减税的措施；需要在刺激消费，包括汽车、家电消费方面出台有力的措施；在城镇化以及鼓励就业方面出台强有力的举措；各地根据房地产市场的情况，调整房地产政策。这些政策本身可能导致一些负面效果，但我同意余永定先生的观点，那就是，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风险的防范，包括房地产泡沫、企业杠杆率过高、影子银行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违约，但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是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起始之年，稳定民众和企业家预期的最主要举措仍然是真诚推动改革，捍卫过去40年形成的改革共识。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居然还能听到“民营企业应该退出”这种荒唐的言论，这种言论的公然流行是对预期的最大打击。2019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可能仍然下滑，但速度慢下来并不是坏事。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摁一下暂停键，放慢速度，其实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反思和思索的时间。正如《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在21世纪发展如此迅速的国家而言，每隔一段时间就暂停片刻非常重要。这样不但不会让她落后，反而能够确保她为自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关键的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并拿出正确的应对。企业家需要改变过去的思维，政治家需要经常检查我们的跑道和方向。面对这么一个伟大的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慢下来重新思考未来的路，而不是陷入不必要的悲观不能自拔。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