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的概念起源
朱悦
引言
概念没有实体，看不见也摸不着，唯有依靠其他证据推断，在独出机杼与信口胡言之间，界限是很难把握的；追溯概念的起源，尤其是研究“隐私”的概念起源更是难上加难。顾名思义，既属隐私，本就“不足为外人道”。既然是人们不能、不愿和避免提及的，研究者又要如何下手呢？
敢于正面攀登的研究者并不多；其中代表性的成果，非《隐私：一部社会文化史》（Privacy:StudiesinSocialandCulturalHistory，下称“《隐私》”）莫属。按照惯例，本应简单介绍作者履历。然而，对于这本专著，如此做法略显多余。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Jr.1913-2005），他的巨著《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下称“《起源》”）已成为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内的不朽经典，美国政治学会也以“巴林顿·摩尔”来命名历史社会学领域的最高荣誉。正是如此巨匠，才有能力驾驭如此充满挑战的题目。
《隐私》一书与摩尔过往的研究取向高度一致。摩尔指出，隐私的起源源于公私之分；公和私的分界，又和饥寒与暴力密不可分。为了生存，人们需要分工合作，合作总不太平，其中常有刀兵，各社会都因此发展出维护秩序的方法来压制暴力，社会秩序常常侵入个人生活，隐私这一概念，描述了以上入侵的界限。
为了阐释这一复杂的逻辑链条，摩尔采取了“横纵交错”的研究路径。所谓“横向”，指的是广采人类学证据，再与当代社会比较。基于人类学家对形态较为“原始”社会的观察，摩尔发现：公私领域的分界和隐私概念的浮现，确与各社会面对生存挑战的措施有关。不需合作也能安然生存的社会，以上痕迹并不明显。所谓“纵向”，指的是向历史证据求索“隐私”这一概念的源流。在这一过程中，摩尔重点比较了以下三个社会：思想家笔下的古希腊，《旧约》中的犹太社会，以及诸子百家口中的古代中国。
摩尔的叙述偏重政治维度，但书中于日常生活也多有着墨。在谈论前者时，摩尔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个体对社会负有的诸多义务，以此彰显公私间的明确界限，比方说，在雅典，由于公益捐的存在，富豪的隐私状况就不全是隐私；在谈论后者时，摩尔以繁复而不失理据的讨论，为我们勾勒出公私领域间“犬牙交错，明暗难辨”的界线：家庭事务常归入隐私，但社会总在尝试规范家庭。
在《隐私》结尾处，摩尔还以“鸟瞰”的姿态，简述了“隐私”这一观念在东西方世界的演变历史。在其中部分段落，摩尔展现了他惊人的预见能力：早在1983年，他已深切担忧政府借“反恐”之名侵犯隐私。约20年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案》，让他的顾虑成为了现实；摩尔同时提出，隐私保护程度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官僚制。无论何种社会，官僚制度都会在新技术的“武装”下，持续地侵蚀个体的隐私权利。
隐私，起源于暴力和秩序
就隐私论隐私，常常陷入困局：一，现代社会太复杂，与隐私相关的因素太多样。稍有不慎，研究者便会为复杂因果编织成的“毛线团”所困；二，隐私这个问题太重要，与隐私相关的观念，许多已经渗透到“下意识”的层面，构成我们平时赖以行动的基本规范。
要研究隐私，首先要跳出我们的日常经验。摩尔的解决方法是：探访原始社会，再从这些社会的隐私观中抽象出一般规律。相对现代社会，原始社会内的各式结构和制度相对简单；同时，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诸多方面“大相径庭”，个体的生存环境、行为模式和文化观念都和现代社会有许多差异。如果在如此多样的环境中，人们仍然恪守相似的行为模式，这背后折射出的可能就是非常基本的因素；如果说在不同社会中，人们对隐私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哪些因素导致不同社会的观念出现如此差异？
基于人类学家对多个原始社会的研究，摩尔发现：不同社会间，对隐私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有的原始社会，对隐私的观念可谓“淡漠”。在第一章中，摩尔以较大篇幅转述了人类学家对爱斯基摩部落的观察。这位人类学家充分体会到了“没有隐私”的生活该有多么可怕：从早到晚，当地人接连不断地出入她的小屋。尽管这些人都是出于好意——有的来赠予食物，有的讲解生存技巧——人类学家还是很快近乎崩溃。终于有一天，她选择“流放”自己，孤身一人远离部落闯入雪地，只求片刻喘息。
如果只是不断列举原始社会内的风俗，这本书很快便会变成一本充满18世纪风格的博物志。这不是摩尔的风格。紧接着，他转入对几个生存环境大体相似的部落的比较，希冀以此揭示隐私起源的规律。在论证这一点时，摩尔绕了一个必要的、同时也是相当有个人风格的“弯子”：先谈经济，再谈政治，最后谈隐私。具体而言，他选取了居住在热带雨林地区的三个部落。虽然生存环境相似，这些部落的维持生存的方式却不尽相同：有的部落，每天只需采摘两、三个小时，便能过上《石器经济学》中所述的幸福生活；有的部落则需要时常集体狩猎，依靠猎物的皮肉来对抗极寒。
两类社会内部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前一类社会，合作在绝大多数时候并无必要，哪怕是小小的核心家庭，一般也绝不至于饿肚子；对后一类社会，维持秩序至关重要，打猎之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秩序来协调，不仅猎物可能走失，人员亦有可能因此伤亡，打猎完成，猎物的分配又成了一个大难题，如果没有秩序，就无法确保猎物的分配大体合乎众人心意，部落的存续很快就会受到严峻的威胁。摩尔发现：相比前一类社会，后一类社会中出现酋长或祭司的比例要更高，社会需要他们来维持秩序、降服暴力。此外，和领导者的出现相适应，这些社会中通常也出现了许多确保合作顺遂的规则，不遵循者时常被逐出集体。
摩尔钟情于研究暴力与政治秩序，这一点在他的两本经典著作——《起源》和《不正义》（Injustice:TheSocialBasesofObedienceandRe-volt）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一研究经历，造就了《隐私》中最令人惊艳之处：隐私，也起源于暴力和秩序！这一论点紧紧承继之前的分析：部分原始社会中，合作为生存所必须，为了确保合作的顺利开展，这些社会发展出了维护秩序的规则，此类制度的出现，意味着社会有了公领域和私领域之分。在公领域中，人们需要遵循前面提到的这些规则，然而遵循公领域中的规则可能令人感到不快甚至痛苦。因此，人们也需要一个“逃遁”的机会，相对于公领域的私领域因此出现。
《起源》中的这一段话非常精当地概括了以上论证：“在（这个热带部落中），如同我们之前所见，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间存在相当显著的差异……在公共领域中，每个人最合适的做法是控制自己……在私人领域中，表达‘自然’的情绪是每个人最恰当、也最受欢迎的做法。不管个体正在遭受何种的痛苦，比如身体上的痛苦或伦理上的苦楚（比如悲伤），还是个体有何迫切的需求，比如饥饿、口渴或排泄欲，个体都不应在公共领域表达这些不快”。尽管许多“不快”完全是“自然”的反应，个人也只能将这些情绪留到私人生活中表达。
“私人生活（或私领域）”这一概念的出现，与“隐私”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例如“排泄”，虽然是人的本能需求之一，然而，即使是在原始部落中，表达自己需要排泄的欲望或当众排泄都是令人不悦的。哪怕是在原始部落中，想要排泄的人也会偷偷远离人群，“到草丛中解决问题”。如果有人不幸撞破了这一场景，他或她会因此感到“十分痛苦”。摩尔敏锐地察觉到了隐私的出现与羞愧、恶心等多种情绪间的关系，尽管没有多作展开，这一方向后续衍生了出了许多继续探讨的著作。
尽管摩尔的分析大多根植于对原始社会的描述，以上结论的应用却不止于原始社会。有许多途径可以印证以上分析的普适程度。《私人生活史》第五卷中关于现代瑞典的隐私的分析，为此提供了极佳的个例：与维持社会平静的需要相关联，在饮酒方面，瑞典人明面上和私底下的做派有非常大的差别。明面上，“戒酒受到公开赞誉，酗酒受到公开谴责”，“根据大家公认的道德原则，在家偷着喝酒或没有‘社交’理由的饮酒——即没有正当社交仪式的饮酒——（甚至）跟在公开场合饮酒一样不妥”，然而，瑞典人私底下“经常违反禁令，并且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喜欢炫耀自己的酒量”。我们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与此相似的实例：比方说，面对科层制中上司的斥责，“好气啊，却还要保持微笑”，是颇为常见的反应。
另一个印证的角度来自弗洛伊德的名著《文明及其不满》，尽管摩尔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并没有引用这本颇为知名的著作，但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弗洛伊德的见解的延续。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向文明索取了太多。除“利用地球资源和抵御自然力外”，“清洁和秩序”也是文明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文明还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没有人可以保留蛮力——除了那些没能加入集体的人以外，所有人通过牺牲他们的本能共同创造了律法”。通过压抑本能，文明让人们组织起来，避免了无穷无尽的暴力。
这正是摩尔的逻辑链条中的第一步。二者间更为惊人的重合，来自链条上第二步间的叠合。文明的压抑带来了什么？弗洛伊德作出了以下总结：“我们感到了生活的艰难。它带给我们不可战胜的痛苦、失望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忍受这样的生活，我们不能不采用缓和这种艰难程度的办法。”弗洛伊德接下来将他的分析重点转向了艺术和科学，以及作为《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主旨的宗教。他没有在另一种“缓和艰难程度”的方法上花费太多笔墨，给个人以逃离文明的空间，摩尔的分析恰好填补了这一点。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可归纳如下：都从压制暴力、维持秩序的“宏大视角”切入，再一路深入每一个体备受压抑的心灵。
长期以来，无论是学界和大众，对隐私的理解均局限于“控制个人信息的流动”。从这一点出发，当通讯和监控的技术发展，相应的好处提升，个人对相关信息的控制就应该受到限制———个人手上的权利每多一点，政府和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就少一点。从波斯纳的“隐私与欺骗相联”，再到“不做亏心事，何须谈隐私”，再到“愿用隐私换便利”，许多此类令人难以接受的论点，都以类似的假设为前提。然而，如果将隐私理解为“对文明的不满”，以上分析的结论可能就此颠倒：通讯和监控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意味着文明渗透力度的加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个人痛苦程度的加深。因此，在此类技术“狂飙突进”的年代，隐私于个体的迫切程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本文的叙述只能反映摩尔分析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作为所谓“比较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摩尔本人或许更倾向于如此“粗线条”、“大手笔”式的归纳和推断；与之相反，他更乐意在众多细节的基础上，一点点将概念或制度的诞生、成长勾画出来。这一点在《起源》一书中尤为明显：不少人认为这本书的逻辑链条太过“零乱”，难以从中总结简洁划一的图景。然而，摩尔可能如此回应：历史本来如此。
这一点对《隐私》也适用。人类学家发现，对性的禁忌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普遍存在，如果这个社会的家庭居住格局不存在分隔，成员彼此混居，在如此社会中，性行为通常会在野外发生；与此相反，如果不同家庭成员的住处彼此隔离，性行为通常会从野外转移到室内。摩尔指出：隐私的这一维度可能直接与压制暴力相关。与性相关的忌妒普遍存在于人类心理当中，如果对性交不作掩饰，相关的情绪可能引燃秩序掩盖下的暴力冲突。因此，尽管隐私的出现与暴力和秩序相关，但其中的因果链条未必处处相同。隐私的不同组成要素，完全有可能对应不同的起源。此外，还有一点非常有趣：如果将以上分析伪托于弗洛伊德，我们或许根本不会怀疑其中有诈。两颗伟大的头脑，于此处再次相遇。
隐私让渡的界限
《隐私》第二部分带有更鲜明的摩尔的个人色彩，在诸多研究隐私的学者中，会大幅度的跨时间、跨地域比较的，恐怕寥寥无几。具体到这部分比较研究对象的选择，摩尔选择了东西方文化的三个重要起源。在西方，他选择了古希腊与《旧约》中的犹太文明；在东方，他选取了诸子百家时期的中国。尽管对后者的叙述失之简略，他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摩尔在古希腊上花费了最多的笔墨。他的叙述与原始社会部分大体相似，但比例有些许差别，政治部分是绝对的重点。实际上，《隐私》有几十页几乎可以当一部“古希腊政治制度导引”来看。例如，在论述公私之分时，摩尔借助的一个重要的实例是税。尽管古希腊城邦大多不喜欢征直接税，但他们会对富人征半强制性质的公益捐。从这个意义上说，富人的隐私要比穷人少一些，符合资格的个体需要找到另一位愿意承担义务的人，才能豁免此项捐助，他们还需要就自己的财产状况起誓。当然，古希腊制度中也包含许多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诸如“不经审判不得定罪”、“一事不再理”等原则，在当时也已成型。
摩尔引用大量时人的演讲及著述材料，说明公私之分及隐私概念在当时已经存在。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则，选自苏格拉底的申辩：“从事政治的人若是真的想为正义而战，他如果想为此而多活一会儿，他就只能活在他私有的领域里，他在共和国是不可能活下去的。”此处，苏格拉底明确地将“私人领域”与“城邦的公共政治生活”相对立。同期也有其他文字显示：以耕种为生的公民中，有一些对参与政治或许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他们更愿意栖居于自己的私人生活。
然而，在雅典这一部分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两位巨人的分野：后来者都在为他们做注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后来诸多对隐私的分析，都或多或少落于二者之间。相比较而言，亚里士多德对隐私的态度更为“友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预见到了一定程度隐私与智识方面的创造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始终处于监视之下，恐怕就很难再有任何独创，因为独创常常显得“离经叛道”；柏拉图对隐私的看法则更加冷漠，将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视为美德。二者均影响甚远，很多隐私研究的前沿专著，其中一部分的核心要旨，也不过是更加细致地阐明了二者的观点。
《旧约》和春秋战国中的论述没有这么系统，但引人眼亮之处也不少。《旧约》之中已有明确的隐私意识：例如，食无酵饼礼过程中，家庭以外的个体通常不得参与等……关于《旧约》，摩尔指出：之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赤身相对，享受烂漫的幸福生活；之后，与象征隐私意识的“衣服”一同到来的，是无尽的苦工和劳役。在隐私这一点上，摩尔、弗洛伊德和《旧约》时期不知名的撰述者达成了共识：隐私常随更大的痛苦而来。此外，上帝还提到两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差异，这一点也成为了后来研究隐私的学者们重视的内容。麦金农等学者认为：通过强化公私的区隔，隐私实质上维护了性别间的压迫。
摩尔对中国部分的讨论相比而言最为简略，结论也不如前二者系统，原因可能是材料数量与解读能力方面的阻碍。不过，《隐私》中以下两方面的观察仍然可以带来启发：首先，至晚战国时期，中国文化中已经有了“公”与“私”的分别。无论是《论语》中的“恶讦以为直者”讨厌那些以揭发隐私为耿直的人，还是《诗经》中的“无逾我里，无逾我墙”，都可作为佐证。此外，尽管摩尔并不认为古代中国存在保障个人免于权威侵犯的制度，但他认为“礼”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那些限制接触与交往的礼节。
总的来说，摩尔的《隐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借助广博的比较，抽象出了一种关于隐私的新理论，相比其他已有理论，这种理解方式在当代或许更显其威力；其次，他的研究启发了诸多后来者，无论是针对隐私意识做跨国实证，还是探寻害羞与恶心等情绪的历史，抑或是深究隐私与言论、创造及数据经济间的关系，研究者都会引述摩尔的论断；三是，在本书的结尾处，基于对西方隐私观念史“拉清单”式的考察，从古罗马一直简述到当代，摩尔作出了许多相当有前瞻性的预言，这些预言也成了许多后续研究的先驱。例如，仅仅是围绕《爱国者法案》及“监视国家”崛起这一项，近年出版的相关专著的数量便已达到了两位数。
在对安全的威胁日益猖獗、威胁的类型日益多样的今天，隐私需要让渡到何种程度，才能满足维护公共秩序的要求？摩尔的分析显示：暴力、秩序与隐私三者几乎是“须臾不可分”，后者的诞生有赖于前者，前者的强化又日益刺激着后者。基于以上分析，摩尔对前景并不乐观：除非“在文化氛围和社会组织方面发生极为深刻的变革”，这个问题或许无解。
（作者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