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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乡,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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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乡,不是件容易的事


2018-11-14 20:15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山东菏泽,1949年,辗转流落台湾。他却通过在台湾夜校苦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作为军中法官,荣获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颁发“忠勤勋章”;作为执业律师,马英九亲自为其颁发“杰出律师服务奖”。

年少离家,一世乡愁。二十几年以来,高秉涵陆续将一百多位台湾老兵的遗骨运回大陆原籍,并为家乡募捐赞助文教事业,公开发声反对“台独”。被央视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本文为高秉涵第一次将台湾老兵骨灰送回家乡的口述。

王士祥的骨灰是我送回的第一坛。其实,在这之前,我曾经答应过很多人的托付。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接触的老兵多,又深得大家信任,加上我年龄小,处理棘手问题有法可依,不少孤独无依的老兵就把回家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当时可能纯粹就是安慰之语,但那些老兵期许的目光却不时折磨着我。在我答应他们时,两岸还没有开放,回大陆的家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现在开放回乡探亲了,可以回家了,我也该兑现我的那些承诺了。

孤独老兵的骨灰,是由“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属各县市的“荣民服务处”监管,领取骨灰的手续非常严谨,而骨灰又均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办理领取流程的时间,有时会拖延好几年。如果准备明天抱这坛骨灰返回大陆,则也许在数月之前就已将领取的骨灰放在我的律师办公室或自己家中。因办理待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就有数坛骨灰放在家里,等待送回大陆。

为老兵送骨灰,最大的困难不是路途上,虽然骨灰坛很重。骨灰坛大多由青白色大理石抛光打磨而成,上面刻有逝者的姓名生卒日期,并镶有照片,每一个差不多有十公斤。运送都不是问题,虽然我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仅有四十几公斤,因为我可以用拉杆箱。

最大的困难是领取骨灰坛的繁杂程序。从老兵管理部门领取骨灰,非常耗费心力。“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规定:有权领取已列管老兵的骨灰的,只有亡故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大陆有继承权的家属,要出具亲属关系公证书及委托公证书。在台代理人(无资格限制)要将前两项公证书送往海基会验证,代理人持前项已验证的公证书,向亡者户籍所在地的法院做出继承表示,经法院准予核备后,即可由代理人前往“退辅会”申请领取。

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一年,稍有延宕,两年三年。走程序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路线图,但确认各种关系的公证事宜就更是一团乱麻了。

“退辅会”赖以确认老兵有继承权家属的原始信息,是1949年来台后登记的兵籍资料,但当时多数老兵有临时避难心理,以为随时就能返回大陆,登记资料无关紧要,也就马马虎虎,以致错误百出。另外,有的老兵怕大陆家属受到“海外关系”牵连,故意张冠李戴,将父母、兄弟、姐妹的名字写错或漏写,有的甚至拒填父母的名字,有的将自己的出生时间或老家住址错填,有的已在家乡结婚生子的人,却填写未婚等等,其基本数据可说矛盾多多、错误百出。这样一来,想寻找一位失去联络的老兵讯息行踪,实在难上加难。

国民党退台初期,并无为老兵养生送死的专属管理单位,更无军人公墓的建立,纵然找到了老兵的死亡下落,但究竟是哪个单位为死者处理的善后及埋葬在何处,又需要一段难以寻找的路。

我曾经办理过一个叫舒可成老兵的骨灰。舒可成的父亲三妻四妾,他为二房所生,由大房所生的姐姐舒美云来领取骨灰,因其为同父异母关系,办理手续就特别复杂。领取骨灰有时要做一连串的公证,有一个老兵的家属曾出具了七份公证书。有的证据链条缺失,无法做出一环扣一环的公证,这时候我就要向有关部门做出合情合理的阐述,以期得到准许。

各种公证完成,我就可以拿着“退辅会”的批准证明,去老兵骨灰停厝处抱骨灰坛了。

相对而言,运送跟我一起来台的菏泽老兵的骨灰要容易得多。因为生前就熟悉,他们事先就立好了遗嘱立据,指定由我来帮着善后。把他们的骨灰送回家乡,就不受任何单位的牵制。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乡探亲,与堂爷爷相见不相识)

两岸解禁后,一些老兵开始返乡探亲,但他们大多在台湾结婚生子,已有新家属。即使没有家庭的孤独老兵,因生活环境的适应问题,定居大陆的仍属少数。他们返乡小住之后,即返回台湾了。所以乡愁仍然时时都在等待下一次返乡的途中,并没有因开放探亲而消逝。这些回乡探亲而在台没有家室的孤独者,都希望死后在故乡安葬。所以菏泽孤独的同乡都把这个任务交到了我手上。基于儒家思想所含蕴的诚信与大爱,我责无旁贷,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令人垂泪的托付。

菏泽老乡田瑞卿在台湾已有家室,但无子女,临终前特意把我叫过去,含着泪嘱托我:“高会长,看来我是不行了,今天约你在医院见面,有两事相求,一是我过世后,烦请你设法把我的骨灰带回菏泽老家;二是希望在处理我的遗产时,留出一点钱,在我故里安兴镇设个奖学金,以鼓励家乡学子勤奋学习。这是我最后一次恳求你了。”

我的中学老师陈兰芝先生病重期间也多次对我说:“秉涵啊,我生为菏泽人,死为菏泽魂,我已交代我的太太,我过世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安葬,希望你能协助你师母完成这个心愿。”我的这些菏泽老乡们,都把我这个小老弟当成了他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托付人。

过去,是菏泽的老兵老哥牵着我的手,从家乡逃到台湾。现在,我要抱着他们的骨灰,从台湾回到家乡,我是在实践我的承诺,我是在报恩。

两岸开放的前几年,我只是将生前已托请我的菏泽乡亲的骨灰扛回家乡。可是不知怎么,这件事却被新闻媒体给盯上了。经中央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的不停播出,我抱骨灰回大陆的事越传越广。由于进入大众视野,委托我办理亲人骨灰事宜的更多了,几乎遍及了全国各个省市。不少从不相识的老兵家属,以书面或电话托请的形式,让我代寻他们失联半世纪的年老亲人。在我寻找到了遗骨下落之后,他们又恳请我协助办理遗骨返回其家乡事宜。这方面的事情已经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甚至到了让我应接不暇的程度。但是我还是感到很高兴,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委托人。

如今,在海峡两岸,甚至在海外的华人社会,很多人知道我为老兵抱骨灰回家乡的事。我和骨灰真的结了缘,也是我为这个社会有机会发一点光和热,来照亮需要光的地方。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扛骨灰的任务。我要感谢骨灰坛里的每一位同胞,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在有生之年,还为人间的爱心架上一座桥。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理念。该付出的时候就付出吧,因为行善需要及时,是不能等待的。

end

本文选摘自:《回家的路——高秉涵回忆录》

高秉涵 口述,张慧敏 孔立文 撰写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文来自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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