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病夫” 刺杀风云
安东尼·帕戈登
1853年1月，在莫斯科的女大公埃莱娜宫廷里举办的一次宴会上，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对英国大使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说，现在正是两国瓜分一蹶不振的奥斯曼帝国的大好时机。
“有一个病人在我们的手上，”据说沙皇是这样讲的，“他已经病入膏肓。如果让他在这段时间里从我们手上溜掉，那将是极大的憾事。”他也许还补充说道，这个病人有可能落入法国人、奥地利人或德国人的手里。
这种说法变得家喻户晓。在此后的60年里，直到最终灭亡，奥斯曼帝国一直被称为“欧洲病夫”。
“沙、土”恩怨二百年
实际上，病情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1683年它在维也纳战败（编按：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德意志联军打败围困维也纳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阻止后者攻入欧洲）；1699年签订了奥斯曼帝国视为奇耻大辱的《卡洛维茨条约》，苏丹被迫承认俄国沙皇和自己平起平坐，而后者只是一支信奉异教的半游牧野蛮民族的统治者。
1774年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以结束战事不利的俄土战争（1768~1774年），由此失去克里米亚汗国；1798年起，拿破仑入侵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
以上这些只是初期的症状。整个19世纪，病情丝毫不见起色。1804年，一支塞尔维亚军队包围了贝尔格莱德城堡，经过11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和俄罗斯不时的介入，塞尔维亚人成功获得了准自治的地位。到了1812年，俄罗斯占领摩尔达维亚（编按：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前身，曾属于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不久后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沙皇才不得不接受和谈。
“欧洲病夫”的很多疾患，是由外部的基督教敌人带来的，尤其是俄罗斯人。但它同样也被从内部撕裂。18世纪中期，一个名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宗教领袖，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区内志传播一种激进的思想，即“讨黑德”（意为“认主独一”）的教义。
和大多数清教徒类似，瓦哈卜声称，世界当下的不幸是由于信仰的倒退造成的，人们的虔诚程度远不及他们应该达到的标准，而懈怠、道德败坏的伊斯坦布尔政权助长了此类风气的蔓延，或者至少是在默默纵容这种趋势的发展。
与基督教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一样，如果不是因为得到了某个政治势力的庇护，瓦哈卜很可能也会无声无息地度过余生。支持他的是强大的部落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穆罕默德·沙特，后者在瓦哈卜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延续至今的王朝，统治的地区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
到1792年伊本·沙特去世时为止，他建立的国家已经不再效忠于腐败、不虔诚的奥斯曼苏丹。此后，瓦哈卜战士开始向北方的波斯湾扩张，随后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并于1802年攻下什叶派的圣地卡尔巴拉和纳杰夫。次年，他们占领麦加，剥下了大清真寺卡巴圣殿的所有装饰品。
1805年，他们被麦加的谢里夫赶走，不过翌年又重新夺回麦加，而且趁势攻下了麦地那。两年后，伊本·沙特的继承人沙特·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主麻日聚礼（编按：穆斯林于每周五下午在清真寺举行的宗教仪式）时将苏丹的名字换成了自己的名字，这样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正式断绝了和伊斯坦布尔的所有联系。
现在，沙特掌握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和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土地。从战略和经济的角度看，阿拉伯地区无关紧要，但它在宗教上非常重要，因此也就在政治上非常重要。
奥斯曼苏丹对自己臣民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作为伊斯兰世界毋庸置疑的最高领袖的身份。通过将苏丹的代表赶出麦加和麦地那，篡夺苏丹在聚礼上的地位，沙特·阿齐兹实际上使塞利姆三世（当时的奥斯曼苏丹）“信仰者的统帅”这个头衔变得没有意义，更不用说哈里发了。
“勇者的死法”
病情下一次发作时更加严重。
病源在西方，而且不是别处，正是所有西方文明曾经的心脏地带：希腊。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但它的行政不是以民族而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帝国臣民中不仅有穆斯林（分属不同教派），还有犹太教徒、几个教派的基督徒（正教、罗马公教、亚述教派、亚美尼亚教派和聂斯脱里派）。
奥斯曼苏丹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的生活，很少像西方描述得那么悲惨。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伊斯兰教法，只要“顺民”如期支付适当的税金，他们就可以保持一定的信仰自由和自治的权利。他们确实是二等臣民，但即便如此，仍然可以过上不受骚扰的富足生活，有时甚至能加官晋爵，在国家各个官僚等级成为重臣。
在苏丹所有的非穆斯林臣民中，从人数和实力上看，最重要的是希腊人。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座希腊城市。1918年一战结束时，希望对伊斯坦布尔实行委任统治的人主张它不是，而且也从未成为穆斯林的城市，因为城中只有 45.8万名穆斯林，而非穆斯林人口则达到了 68.5万人，而且穆斯林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的土耳其人。
随着十八九世纪苏丹逐渐丧失对行省总督的控制，希腊的农民和商人却日益苦不堪言。腐败、匪患和海盗行径，迫使越来越多富裕的希腊人移民海外。同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希腊的贸易同样落入敢于冒险的西方欧洲人之手。
流亡法国、英国、德国，甚至是俄国的希腊知识分子和商人阶层，见证了欧洲国家对生命、秩序和财产的尊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国内治理不善、混乱状况日益加剧，苏丹“随意将人杀死、溺死或绞死，他的意志是唯一的法律”，他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1768年，流亡到阿姆斯特丹的扬尼斯·普兰戈斯大声疾呼：
“起来吧，另一个亚历山大，像你曾经将波斯人赶出希腊一样，驱逐这个暴君，基督教将再次在希腊的土地上闪耀，与旧日无异。”
18世纪后期的欧洲经过了启蒙运动，欣欣向荣，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这些是促使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放弃自己麻烦不断、腐朽堕落的奥斯曼统治者的一个诱因。法国大革命则是另外一个。
1797年，后来成为希腊独立第一位烈士的里加斯·维利斯提里斯，号召希腊人效仿法国1793年和1795年宪法，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希腊共和国（也同样欢迎热爱自由的土耳其人）。实际上，维利斯提里斯的新希腊，将会是一个以共和制取代帝制的拜占庭帝国。
他的所有与革命相关的设想，最终都只是流于纸面。1798年，他动身前往威尼斯，希望能与拿破仑会面，并且承诺后者将会得到一个暗中活动的希腊革命团体的支持。不过在他抵达之前，就遭到背叛并被交给贝尔格莱德帕夏（编按：帕夏是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尊称），后者下令将其吊死并把他的尸体扔进多瑙河。在被处死前，据说他对抓捕自己的人说：
“这是勇者的死法。我已经播下种子，终有一天，我的国家会收获果实。”
事实证明，他的话如同预言，虽直到20世纪后期，一个重现了雅典民主光辉和拜占庭伟大文明的希腊共和国才最终成立（1974年全民公投改为共和制），但他舍生取义的行为，大大激励了大约在20年后开始的希腊革命的领导者们。作为纪念，现在希腊10欧分硬币上有他的头像。
主教何以“复活”？
燎原的大火始于1821年3月25日的火星。老帕特雷主教杰尔马努斯不顾穆斯林关于“顺民”不得展示任何宗教象征的禁令，在伯罗奔尼撒平原北部的卡拉夫里塔悬挂起十字架。这就是希腊独立战争的起源（或者传说如此）。
一个月后，在复活节前一天的4月22日，基督教正教牧首格里高利五世和他的两个牧师，被当众吊死在伊斯坦布尔牧首宅邸的门梁上。他是希腊人米利特的首领，因此必须要为治下所有希腊基督徒的行为负责。一名英国目击者回忆道，他的尸体“被一直挂在门口，每个人进出时，都不得不将其推到一边”。
三天后，尸体被取下，扔给一个由奥斯曼官方选定的犹太平民处理，他拽着尸体的脖子穿过大街，“各种脏器流得遍地都是”，然后把尸体抛进港口，“那里的水将其淹没”。格里高利死后，牧首官邸的大门被关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打开。
在西方人看来，奥斯曼帝国漫长的历史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里海岸边的各个不同民族为了独立而进行的所有战争中，这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不过，3月21日的叛乱并不是以古希腊之名，而是以希腊正教会的名义发起的，因此它并没有立即获得西方的同情。
1820年，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曾写下为希腊起义辩护的《自由颂》（他为此受到了不那么热爱自由的沙皇奖赏，被关进比萨拉比亚监狱），呼吁土耳其人退出希腊，把它留给“荷马和地米斯托克利（编按：古希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合法继承人”。
1821年4月9日，格里高利五世被杀前不久，希腊革命领袖、伯罗奔尼撒南部美塞尼亚议会首领和“斯巴达军队总司令”马夫罗米查利斯·佩特罗贝向欧洲各国统治者致信，他告诉他们：“希腊，我们的母亲，是照亮你们的明灯。因此，她寄望于诸位积极的资助。她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武器、金钱和建议。”
但他得到的回馈并不多。在听到支持希腊独立的呼吁时，绝大多数的西方统治者都疑心重重，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可能会给“后拿破仑时代”欧洲的力量对比带来怎样的影响。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认为，希腊只是地理概念，而非民族身份，后来他也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意大利的请求。
希腊牧首被处死以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召回了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但和今天绝大多数这样的举动一样，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希、土”互搏 妇孺遭殃
不过，欧洲和美国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精英——很快对希腊革命做出回应。1821年秋，听到最初的消息后，热情洋溢的英国大诗人雪莱如此写道：“我们都是希腊人。”
几个月后，革命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流亡巴黎的古典学者阿扎曼蒂奥斯·科拉伊斯对古希腊人的新继承者“美国公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自由在你们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他对他们说，“你们已经享受了自由和繁荣，渴望所有人受到同样的祝福；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地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希腊能否恢复它在世界上赢得的地位，将由美国人决定。
尽管美国人可能因为科拉伊斯相信新的自由之地同样有责任废除奴隶制而感到尴尬，不过他很快得到回应。1821年7月，一些美国人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宴会，出席人员包括号称“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和法国政治家拉法叶将军。有一份祝酒词如下：“敬密涅瓦（编按：罗马的智慧女神、战神、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保护神，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对应）之地，艺术、诗歌和自由的诞生地。在其衰落之时，她教化了自己的征服者；在其沦陷之际，欧洲获得了新生。愿她的子嗣重建自由的故土。”
爱德华·埃弗雷特（他1815年21岁时成为哈佛大学希腊语教授，担任发行量很大的《北美评论》的编辑，后来于1863年在林肯总统之前作第一次葛底斯堡演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科拉伊斯的信印在报纸上，传遍了整个国家。人们纷纷捐款。从 1821年冬到1822年，单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查理斯顿的私人捐助者，就给叛乱者送去了50桶肉干。
不久，希腊人开始屠戮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则以同样的方式报复希腊人。最后，显然是希腊人占了上风。超过2.5万名土耳其人，包括女人和孩子，其中一些世代居于希腊，被手持棍棒和镰刀的人群追逐，带领后者的经常是仅仅在数月之前还发誓坚决效忠“受祝福的苏丹”的同一批教士。革命爆发后几个星期之内，伯罗奔尼撒的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社区就不复存在。幸存者涌入土耳其在海岸仅存的领地寻求保护，但它们同样处于包围之中。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月亮已经将他们全部吞噬。当希腊和欧洲谈到古老自由的英勇解放者时，他们选择忘掉这次屠杀。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各国民众也在大声疾呼，欧洲各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直到1822年4月，一支土耳其远征军攻陷了希俄斯岛（编按：位于爱琴海的希腊岛屿，距土耳其西岸仅8公里），在当地展开大屠杀，幸存者沦为奴隶，整个欧洲大陆才对此感到恐惧和厌恶。
1823年3月，伦敦希腊委员会正式成立，它开始为希腊独立事业筹措资金。同一个月，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正式承认希腊人是交战方，给予他们利用中立船只运输武器的权利。
欧洲各国政府逐渐倾向于承认希腊独立，即使它们并没有提供实际帮助。不过官方的迟疑不决被个人的热情抵消。来自西方世界的志愿者纷纷投入到从“可怕的奥斯曼王朝”手里夺回孕育文明的摇篮的事业中。他们自诩为“希腊之友”，绝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者。
其中有爱伦·坡（编按：美国名作家，以创作悬疑小说著称），他称自己出发时“身无分文，长途跋涉加入希腊人的队伍，为自由而战”。但事实上，他最远只到了波士顿。这些人中最有名的要数乔治·戈登·拜伦勋爵，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尽管他从来没有得到拔枪怒射的机会。
趁火打劫 绝不松手
希腊是奥斯曼帝国内第一个被承认为独立国家的行省，希腊独立是有史以来奥斯曼人经历的最为严重的打击（1918年它将再次遭受相同的打击）。但这只是开端。1814年，英国人占领了希腊西部的科孚岛。1882年，他们回到开罗，尽管多次声明不久后就会离开，却还是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22年埃及正式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埃及在名义上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由一名赫迪夫统治（所有的赫迪夫都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裔），他承认奥斯曼苏丹的权威。
而实际上，用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他很大程度上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责）的话来说，埃及的独立是“一出可笑的闹剧”。英国人尽可能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正如埃及和苏丹总督基奇纳勋爵的“东方事务大臣”雷纳德·斯托尔斯于1914年以经过精细校准的外交部式修辞所指出的：“我们不使用命令语气，多用虚拟语气，甚至是热切的祈愿语气。”
不管英国人选择以何种语气进行管理，奥斯曼苏丹只能维持着名义上的统治权，埃及实际上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另一个帝国代理领事米尔纳勋爵称它是一个“戴着面纱的保护国”），赫迪夫和他的内阁发布的命令出自他们的英国顾问之手。
在回顾英国是如何成功地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下这片阿拉伯世界最重要地区的控制权时，24年间一直担任索尔兹伯里在埃及的“代理人”的克罗默勋爵伊夫林·巴林满意地评论道：
“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一旦一个文明的强权把手伸向一个处于半文明状态的弱国时，它基本上不会松手。”
连环杀局 一发难收
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一直是最令欧洲头疼的敌人的心脏地带。20世纪初，仍然专制的西欧政府遇到了一个有些意想不到的新的“土耳其威胁”。这让人不安地联想到法国大革命的颠覆性的激进主义，“东方专制主义”似乎突然之间就被取代了。在这二者之间，西欧强权更倾向于专制主义。
1910年5月29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杰拉德·劳瑟爵士写道，青年土耳其党人将自己视为“觉醒了的亚洲的先锋”，他们现在决心要“效仿法国大革命和它的无神的、平准化的手段”。
在英国，“青年土耳其党人”这个词仍然被用来形容头脑发热、破坏公共治安的人。奥匈帝国害怕该党党人会把议会制传入波黑地区（自从1878年，奥匈帝国就对那里实行了某种控制），然后再从那里传到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于是快速地直接吞并了波黑那个省份。这为一系列巴尔干危机揭开了序幕，它们最终不仅终结了奥匈帝国，而且造成了对我们至今仍有影响的后果。
1912年3月，塞维利亚、保加利亚再加上希腊和黑山，组成了巴尔干联盟。它第一次提出要在仍然处于奥斯曼统治下的地区推行广泛改革的要求，当这项要求被拒绝后，联盟便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几个月内，联盟的军队占领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所剩无几的领土。到了年底，奥斯曼军队不得不退到距离伊斯坦布尔不到50公里的地方。
1913年1月23日，革命领袖陆军少校恩维尔贝伊（“贝伊”为长官之意）和其他军官闯入奥斯曼内阁会议室，射杀了战争大臣纳齐姆帕夏，强迫大维齐（相当于宰相）卡米尔帕夏辞职，解散了政府。奥斯曼人的自由主义实验结束了，随它而去的是奥斯曼帝国未来全部的希望。
1914年夏，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巴尔干半岛的萨拉热窝遇刺后，“一战”爆发，协约国最初竭力劝说奥斯曼人保持中立。8月18日，开战仅一个多月，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向奥斯曼驻伦敦大使保证，如果“高门”（指奥斯曼帝国高层）能置身事外，帝国的领土完整“绝对不会受损，不管战事如何影响近东（地中海东部沿岸）”。
但当时统治帝国的是由青年土耳其党的“三雄”寡头政权，他们相信恩维尔帕夏的判断，认为德国将赢得胜利，而奥斯曼会至少获得部分失去的欧洲领土。
现代伊斯兰国家和西方之间的冲突，以一个伊斯兰国家和一个异教国家（指德国）结盟，并与另外三个异教国家（英、法、俄）陷入殊死搏斗为开端，这是个不小的讽刺。奥斯曼人卷入“一战”，最终导致帝国崩溃，然后转变成现代土耳其共和国。
现代土耳其，是所有伊斯兰国家中最西方化、最现代化、最世俗和最进步的国家。今天，很多土耳其人有充足的理由宣称自己的国家本来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土耳其很可能会在不久后加入欧盟。
但它也在中东创造出几个基本上是人为划分的、得到西方支持的总督辖地，中东地区陷入无可逆转的自相残杀之中。
本文作者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欧洲大学学院任教，现任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杰出教授，已出版多部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海外帝国的历史著作，包括《帝国的重负：1539年至今》等。本文及图片选编自作者专著《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一书中译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9月版）。译者方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韩国成均馆大业东亚学术院硕士。刊发时文字有所改动。感谢后浪出版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