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胡化、洋化还是全球化？
再说“火枪”（下）
李伯重
欧洲火器传入日本始于1543年（日本天文十二年，中国明朝嘉靖二十二年），过程极富戏剧性。
据日本僧人南浦文之在《铁炮记》中记载，那一年八月，一艘属徽商所有的海船，从中国宁波双屿港出海航行，船上乘客中包括两个样貌奇异的“南蛮人”，其实是葡萄牙人。船只起航后遇到逆风，迷失了方向，漂到日本九州鹿儿岛县所属的种子岛。这两个葡萄牙人，成为第一批到达日本的欧洲人。
他们带来了两把日本人从未见过的火枪，“长二三尺，中通外直，底部有塞，其旁有一穴，为通火之路，入药其中，添以小团铅”，即可进行射击。试射之时，“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这种火枪的性能远远优于日本人所使用的火铳，他们将其称为“南蛮铁炮”（当时西洋人被视为南蛮，火绳枪则叫作铁炮），日本史家也将此事定性为“日本铁炮之始”。
《铁炮记》上说，船上有一个“大明儒生五峰”，即赫赫有名的大海盗、大海商汪直，他后来当上了极具争议的“倭寇”首领。就这样，中国商人汪直为西方火器东传日本扮演了牵线搭桥的角色。这一举动具有深远的意义，改变了东亚军事技术竞争的格局。
倭寇“功罪”说纷纭
种子岛是琉球（今冲绳）与日本本土之间的一处小岛，对外贸易来往很方便。日本这个民族一大重要特点是，原创发明并不很多，但对外来技术的改进工作却做得相当好，葡萄牙人的“南蛮铁炮”传入并被仿造后，一时种子岛成了日本的火枪制造中心。
那个年代日本内乱频繁，各个大名之间你争我夺，外来的新式火枪、火炮能派上很大的用场。至今日本的博物馆里仍保存这些火器的实物，我去参观过，做得确实很不错，平心静气说，比明朝人的制作漂亮多了。
当时日本最主要的火器是“鸟铳”，后来中国从日本学来其制造技术，也称之为鸟铳。我查了一下，发现这种火绳枪在意大利文里写作mosca, 在法文里是mousquette，都是老鹰的意思。“鸟铳”一名实际上源自意大利文，因为意大利最早发明此类火器。它的性能很好，可以击落飞鸟，传到东亚来后，就意译为鸟铳了。倭寇用鸟铳跟明朝军队作战，明军发现其火力比本方使用的火铳强很多，抗倭主将戚继光极力主张中国要马上引进。到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军大致已装备了１万多支鸟铳。
亦盗亦商的中国人汪直，比日本人更早获得西方火器，但在戚继光力主引进日本的改良火器之前，明朝人很长时间内却对此一无所知，还在使用传统的火铳。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些明代中国人画的火器图案，都很粗糙，看不出来技术细节到底怎么样。而到了明代后期，军事专家赵士桢等人画的火器结构图却已很精细，火器多大、多重，有什么样的特点，西洋人如何实际使用等等，都描绘得清清楚楚，可见有很大进步。这些火器堪称是明朝中后期以来，中西方碰撞的最重要象征。
前面提到，日本引进西洋人的火绳枪后，加以改进，制造出的鸟铳应算是同时代世界上火力性能最好的。明朝中期前后，从日本传入的鸟铳，也成为明陆军最重要的武器，这是火器自西方输入，经日本改进后再传入中国的例子。在此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是活跃于东南海上贸易的中国商人，如汪直，以及早期称雄东亚海域的葡萄牙商人；二是军人，如雇佣兵、战俘和殖民者等；三是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
我们先重点看看当年明军引进的“鸟铳”。鸟铳有弧状把手和准星，利于三点一线射击。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军又在鸟铳的基础上发明了子母铳，1支鸟铳带4支子铳，可依次连续发射，射速大为提高。
在火药方面，明代也有很大进步。到了明末，鸟铳发射药已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在前线实战中，同样分量的火药经过适当的配方组合，威力大得多。
“一夫当关”赵士桢
在西洋军事技术引进中国的过程中，有几个人物起到重要作用。如明清之际在华生活长达47年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1592~1666年），他与明末著名的火器理论家焦勖合作译述了《火攻挈要》一书。另一位是波兰籍来华传教士穆尼阁（1610~1656年），他著有《西洋火器法》。中国军事专家也著书立说，有很大贡献，例如何汝宾的《西洋火攻神器说》《兵录》及孙元化的《西法神机》、徐光启的《测量法义》等，都是消化了西方知识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写成的。
《兵录》一书共14卷，约25万字，附图484幅，其中《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火炮技术的专著之一。该书介绍了各种西洋火炮的形制尺寸、弹药用量、铸造技术和弹道射程等事，还绘有数幅铳规的使用图。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此书最早记载了近代步枪的雏形——燧发铳（扳机击发式火绳枪）。《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于1799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武器专家所取法。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从西域来了一批土耳其人，代表土耳其苏丹朝见明廷。自从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地盘后，土耳其人控制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命脉。经过考证，这些来华的土耳其人是一些商人，也包括中亚几个小国来中国交易的商人。朝贡贸易对他们很划算，可得到丰厚利益，而中国的朝廷和民间对其带来的商品并不太感兴趣。
但他们献给明廷的新式火枪鲁密铳，射程远，穿透能力更强，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关注，下令把这些武器交给工部的军事专家赵士桢，由他进行记录和研究。赵士桢非常有心，这些火枪的前后侧面、重量、细小部件及扳机，还有实战中怎么使用等，他都记得很详细。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赵士桢根据土耳其人传授的方法，对西洋鸟铳、日本鸟铳和新传入的鲁密铳加以研究改进，制造出鲁密鸟铳。这种火器弹药装填量高，射程远，威力比同期其他火绳枪都更大，堪称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火绳枪。当时适逢东北的满洲人兴起，这些新设计的武器，显著提高了御敌于山海关外的明军的战斗力。
此后，赵士桢又设计出新的火绳枪，枪身比较短，单个士兵用起来更方便，因发射速度快，又是多发型，对付骑兵特别有效，大型的铳能把对方骑兵的马直接打翻。再加上盾牌防护，组合成那时候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攻防装备，本方的士兵刀枪兼备，敌人却射不到你。但这类武器的缺点是装弹不方便，需要同伴提供防护。还有一种体量更大的“阴阳炮”，一个人抬不动，对付敌人的重装骑兵，较远距离外可以发挥强大打击作用。
赵士祯还在火绳枪枪身上装上刀型的配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刺刀。欧洲的火枪配上刺刀，出现得比中国晚。
总而言之，明朝因为开发和拥有这些新型武器，保证它在统治的最后一百多年里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后来，清兵屡次试图入关，明军就是靠先进火器抵抗，将清兵阻挡在关外几十年。
明朝人对引进的西方军事技术，到底中国人自己合用不合用，曾写成专书，结合实战，从感性上提高了对火器效能和功用的认识。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能从公开印行的这些著作中获得军事知识。
而早在1799年，即明治维新前半个多世纪，日本的武器专家就对以火器为主的军事新技术高度关注，研究这些新式武器到底怎么使用，由于对不同武器有不同认识，自然影响其军队走上不同的战略方向。
“军事革命”小国造
十六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以火器创新为标志的近代早期军事革命，导致战斗方式的改变以及军队组织的重大调整。当代有名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说过：
在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发明的三排轮射法训练中，“单个步兵的灵巧身手和坚定意志已经几乎不起作用；个人的勇敢和胆量在不可更动的例行常规面前也几乎完全消失。戎马生涯呈现出新的曲貌，军队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已故的英国近代史学者迈克尔·罗伯茨，早在1955年即提出“1560~1660年间军事革命”之说，他认为在此时期内，尼德兰（今属荷兰）的莫里斯亲王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采用了火枪多层齐射的新战术，并为之改变了军队组织形式，引发一场“对欧洲未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一座分水岭把现代世界与中世纪社会分隔开来”的“军事革命”。该观点提出后，在西方军事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延续半个世纪的争议。
火器的普遍使用，被称为“火药革命”。这个革命意义深远。《大英百科全书》说：“从技术上来说，火药是跨越中世纪和近代之间鸿沟的桥梁。”火药革命导致了整个军事的变革，理由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马克思也评论说：
“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读《三国演义》，印象中古代的战争就是两帮人马列阵对峙，各排着长队，主将出战，使出十八般武艺，大战三百回合，胜了己方的兵马一拥而上，敌人仓皇败退。人多势众，特别讲究人海战术，敌众我寡者自然处于不利形势。但有了火器后，这种人海战术的优势就消失了。人家一阵火枪密集射击过来，本方阵势就乱了，人人唯恐吃枪子，于是纷纷四散逃命去也。
古代战争中，步兵不如骑兵，因为后者有更强的机动性。火枪登场之后，步兵对付骑兵就比较容易。特别是像鲁密鸟铳这种重型火绳枪，连铁甲都可以穿透，人马的血肉之躯就更不用说了。骑兵遇到火器密集射击，人马都只好退避三舍。
但火枪在战场上使用也有很大的麻烦，因要点火发枪，操作过程相当复杂。你得把火药装进枪管，用通条疏通，塞进铅丸作为子弹，瞄准目标，扣动枪机，打一枪得两三分钟。而对方发射弓箭，熟练的射手一分钟至少射两箭，你枪还没装好子弹，对面的敌人就把你一箭射倒，或者在盾牌掩护下冲将过来，砍掉你的脑袋。怎么办？
于是在规模较大的战争中，拥有最好的战争武器的一方，也得知道如何合理运用。由西方人那里引进火器的日本人，在频繁的内战中很早就意识到战术上的问题。日本军人采取的基本战术是“信长三段射”，即设三排士兵，第一排专门放枪，第三排专门装火药和铅丸，第一排放完枪后，把空枪转给第二排，同时第二排一手把空枪转给第三排，另一手把第三排已装好并且递过来的枪转给第一排，第一排接过装好的枪后立即瞄准射击。
这样一来，战阵上士兵就可以做到连续射击，形成火网，使得敌人无机可乘。欧洲人也做了类似的布阵，做得最好的是荷兰莫里斯亲王（1567~1625年），他执政时荷兰不过是欧洲一个小国，全因火器运用的战术得当，才迅速在军事上逞强，很快欧洲其他国家也学会了。威廉·麦克尼尔由此断言说：有了这种新武器的军队，将会变成准确的机器，军队的战斗力就完全改变了。
清承明制多“遗产”
过去我们认为，明代中国的火器技术和战术，主要是从日本传入的，实际上明朝军队自己也有创造。比如明军火器部队列阵，也是分三排，第一排专门放枪，第二排传递，第三排则装弹药，前排士兵打完后，后面的同伴轮流接过来。这与日本的“信长三段射”及荷兰莫里斯亲王的三排轮射方法，原理基本一样。我相信，那是从中国固有的“弩三排轮射法”转化而来的。
综合起来说，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近世军事变革，不仅因为欧洲内部的长期战争所激发，在东亚和西亚其实也出现了类似的变革，尽管变革的方式和程度不一样。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也出现了与西方非常相似的军事革新。因此，近代早期军事技术的重大进步，东西双方都做出了贡献。
可以说，那个年代军事技术的革新，以及军队组织指挥能力的提高，不是东方或西方哪个国家独有的发明，大家接触到新技术、新战术，都可以使用。就像现在通行的互联网，或普通的日常用品，如我们穿的衣服，用上了就变成我们的了，不要在乎“汉化”“胡化”还是“洋化”，其实这就是“全球化”。
再补充一句，明朝中后期在军事技术变革上所做的积极努力以及留下的遗产，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实际的历史进程。取其而代之的清朝，在军事技术的全球化交流拓展方面，反倒没有更大的进步。不过，清朝充分利用了明朝军事改革留下的遗产入主中原，并创造后来一番开疆拓土的宏伟功业。若是没有明朝后期军事变革所积累的一切，清朝能不能实现盛世辉煌，还很难说呢。
有名的军事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就说过：
（在十八世纪的世界）在陆地上，最有活力的国家和最成功的军事强国是中国。中国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开始扩张，占领了台湾（1683年），把俄国人逐出了阿穆尔河流域（1682~1689年），战胜了准噶尔人（1696~1697年）。在十八世纪，中国继续着此过程，于1700~1760年间，最终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控制远至拉萨和巴尔喀什的广大地区，合并了新疆。中国1766~1769年间对缅甸的军事行动不太成功，但是当尼泊尔的喀尔喀人开始扩张并挑战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时，1792年中国军队前进到加德满都，迫使喀尔喀人承认中国的权威。在此时期，中国还镇压了许多规模大的叛乱。
汉化、洋化、现代化
十八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中国，最强大的陆军是清军，这可能是我们过去想象不到的。而这支军队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晚明军事改革创建出来的火器部队，即清朝八旗中的汉军。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即指出：
“满洲语所称汉军为‘乌珍超哈’（重火器兵）而不称为‘尼堪超哈（汉兵）’者，推其原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
在清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清军火器方面的绝对优势是关键因素之一。在归顺的汉人帮助下，清军入关前夕所铸成的“神威大将军”炮，技术上已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由汉军组成的炮兵部队，与满蒙骑、步兵密切配合，以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数年中横扫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帝国。
清朝统一之后，汉军八旗继续在清朝军队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钱穆等前辈学者已指出，八旗军中，满洲八旗在全国统一之后不到二十年，就基本上不怎么能打仗了。蒙古八旗大部分驻守蒙古，虽然还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并不是历次战争的主力。清朝前期的大战役，主要是依靠汉军八旗打的。在这些战役中，最关键的、最耗时、打得最艰苦战争，是与准噶尔人的战争。
准噶尔是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游牧帝国，它统治的地方从中国新疆、西藏一直到中亚。准噶尔军队是中亚最强悍的军队，清朝花了一百多年才把准噶尔打败，主要也得益于火器，尤其是大炮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清军取胜的利器。
从清初宫廷洋画师郎世宁留下的画作可见，在清军与准噶尔军会战之时，准噶尔人使用了火枪，而清军使用了火炮。清军先用炮轰，之后骑兵出击。清朝在军事上的成功，倚重的就是以火器为主战装备的汉军八旗，而汉军八旗正是明朝军事改革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传来的火器，经明朝采纳改良，又为以“外夷”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所用，这到底是“汉化”，或是“胡化”还是“洋化”，无人能够说得清楚。
最后，回到本次演讲最初讨论的“汉化、胡化、洋化、全球化”议题，我们不能狭隘地使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去看待历史和复述过去。放在全球化的广阔视界中，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长期融合的过程。自汉朝有“汉人”以来，两千余年间，大量非“汉人”的血统和基因，都汇聚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
一句话，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虽然来源多元，但我们都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厚实的土地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兼任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多所名校及学术机构的客座教授（研究员）。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著作若干种。本文为作者日前在北京由首都师范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校历史学院（系）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汉化·胡化·洋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现场记录整理而成，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