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门”而入 孤胆斗士
凯瑟琳·格雷厄姆
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现在早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在“水门事件”发生前，这两名年轻人从未合作过，伍德沃德甚至刚来到《华盛顿邮报》不久。
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天生的搭档，因为他们的性格和才能完全互补。两人都很聪明，伍德沃德正直尽责、勤奋努力、动力十足，而伯恩斯坦则不修边幅，散漫无纪。不过，伯恩斯坦的文笔更加出色，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关系像油和水一样互不相容，尽管两人的搭档怪异奇特，但合作的成果却是美妙震撼。
“毫无希望”的实习记者
《邮报》专门负责哥伦比亚特区新闻的巴里·苏斯曼，一开始对水门大厦这场拙劣的入室盗窃的细节知之甚少，想要让伍德沃德参与报道此事。伍德沃德刚从海军退役便加入了《邮报》。他已经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但选择了从事新闻业，并以此为终生职业。他非常渴望为《邮报》工作，于是新闻编辑哈里·罗森菲尔德告诉副手安迪·巴恩斯，试用伍德沃德两周——无薪——每天晚上审阅他的稿件，看看他能做些什么。
两周时间里，伍德沃德撰写的17篇报道无一刊登。试用期结束之际，巴恩斯满怀信心地宣布，伍德沃德聪明正派，但缺乏成为新闻记者所需要的技能。简言之，他毫无希望，且培养他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哈里告诉伍德沃德先去历练一番，一年后再回来。于伍德沃德而言，这无疑是当头棒喝，然而，他没有将哈里的临别赠言视为彻底的拒绝。他可能始终心怀希冀，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尽管两周的记者工作失败了，但我知道自己热爱这份工作”。
伍德沃德离开后，去附近马里兰州的报纸《蒙哥马利郡看守者》找了份工作。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和《邮报》的大都会区记者争夺独家新闻。几个月后，他再次给哈里家里打来了电话，不仅影响了哈里的假期，还发现了后者正趴在梯子上粉刷地下室。哈里不胜其扰，觉得对于尚在度假的自己来说，这超出了合理范畴，因而变得暴躁起来，并向妻子安妮抱怨说，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总是打来电话，对他纠缠不休。安妮平静地问道，“哈里，他不正是你总说想要找的那类人吗？”当然，安妮完全正确，哈里最终也决定雇佣伍德沃德。
1971年9月，劳动节（编按：美国劳动节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全国性节日）后第一天，伍德沃德开始在《邮报》工作了。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众，编辑们对于派谁前往法院报道非法闯入事件毫无异议。另一方面，自1966年秋季，卡尔·伯恩斯坦就开始在《邮报》工作，但表现却并不惹人注目。他是优秀的撰稿人，但在整个本地新闻编辑部，其不良工作习惯早已“闻名遐迩”，同样赫赫有名的，还有他顾盼流连的目光。
事实上，执行总编辑本·布莱德利正准备解雇伯恩斯坦，而这是阻碍他参与此次报道的一个原因。伯恩斯坦因为一张不负责任的报销单，以及其他无数不端行为而声名狼藉，包括租赁汽车后将其弃置在停车场，呈交给公司数额巨大的账单。然而，在伍德沃德修改警务记者艾尔·路易斯的笔记时，伯恩斯坦一直在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立刻被这则奇怪的新闻所吸引，并迅速参与了进来。本和霍华德都想要炒掉他，是哈里解救了他，说他正在全力调查“水门事件”，工作勤奋，而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正是伯恩斯坦首次将窃贼口袋里崭新的百元大钞，与尼克松的竞选经费联系起来。
“谜团”拼图的收集者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无疑是此次报道的关键记者，我们甚至开始将他们合称为“伍德斯坦”，但《邮报》有许多员工从报道之初就参与了进来。身为执行总编辑，布莱德是优秀的领导者，负担起了重重责任。他定下基本准则推进，推进，推进，明确要求所有人深挖下去，面对持续不断的指责和来自各方面的共同恐吓威胁，不屈不挠地进行追踪报道。
霍华德·西蒙斯凭借着在报社半自主的决定权，极大地推动了调查的开展，尤其是他的姿态，伍德沃德后来形容说，这是一种刨根问底，誓要弄清真相的态度。哈里·罗森菲尔德评价霍华德说，“当年轻人四处乱撞时，他会倘有需要站出来，指明方向。”事件初期，正是霍华德在报道这则新闻。
哈里本人是个老派守旧、性格坚韧、举止独特的编辑，也是“水门事件”中另一位真正的英雄。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这则新闻会在本地引起轰动，预见到《邮报》的新闻记者能够借此声名鹊起。在这则新闻固定成为《邮报》的头版前，他负责跟进，确保它始终刊载在大都市区专版的首页。
最后，巴里·苏斯曼从哥伦比亚特区编辑的日常职责中抽身而出，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指导“水门事件”的例行报道上。他是负责此工作的不二人选。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他们合著的《总统班底》一书中说道，“苏斯曼能够捕捉事实，并将其锁定在记忆之中，以便随时调取。超越了《邮报》的任何编辑……苏斯曼成为了‘水门事件’相关知识的汇编集，在图书馆调取不到的资料可以从他身上获得……‘水门事件’是一团谜，而他便是拼图的收集者。”
从一开始，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便敏锐而巧妙地追踪着水门大厦窃贼们的行踪，还为此耗费了许多力气。从进入法院，听到詹姆斯·麦考德（编按：尼克松竞选班子首席安全问题顾问，闯入水门大厦的五人之一）提起“中情局”那刻起，伍德沃德就迷上了这个案子。伯恩斯坦找到了前白宫助理霍华德·亨特的通讯簿，两人在其中发现了“卡尔森”的名字和“白宫”的字样，开始和赫布洛克一样，相信此案与白宫有牵连。
他们还发现，窃贼之一的伯纳德·巴克向总统竞选委员会律师戈登·里迪的办公室拨打了无数个电话，而总统竞选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很快从CRP变为了不祥的CREEP（意为谄媚者——译者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整装待发了。
8月1日，“水门事件”过去一个月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联合署名的首篇重要报道发表了，文章阐述了五名窃贼和总统竞选委员会的关系。三周之后，8月22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迈阿密举行，尼克松总统风光无限地再度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接下来的一周，尼克松明显试图宣布“水门事件”已经终结，声称总统的法律顾问约翰·迪安彻查了非常闯入事件，并说道，“我可以直接断言，他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现任的白宫工作人员和本届政府人员牵扯到这件极为怪诞的事件中。真正使人痛心的是，你们试图掩盖这一点”。
同样地，我们后来才从约翰·迪安的证词中得知，直到总统做出那段声明前，迪安对于“自己的”调查闻所未闻。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都有分内的工作要做”
我们在“水门事件”中深陷困境之际，我个人也厄运连连，因为挚爱的同事弗里茨罹患癌症，身体每况愈下。1973年4月的最后一天，弗里茨病重住院。他在病床上收听了尼克松的讲话。他的妻子莉亚妮后来告诉我，演讲中，尼克松承认负有某些责任时，弗里茨一度举起手臂，拳头指向前方。
据莉亚妮所说，“他的脸上浮现了骄傲的笑容，‘谢谢，谢谢！’他满腔热情地喊道，‘太好了！万岁！’这是弗里茨最后一次向《华盛顿邮报》致意！是的，他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他在那里眉开眼笑了一小会儿——为整件事，也为你们所有人感到兴奋和激动”。次日早晨，弗里茨去世了。我们的报道得到证实和弗里茨去世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令我的满足和喜悦混杂了深切的悲伤与失落。
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罗纳德·泽格勒向《邮报》全体人员道歉，并为早前批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报道，而特别向他们两人致歉。泽格勒的声明令我们所有人惊讶不已，同时也表明了他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命于人。伍德沃德立即打电话给他表示感谢，泽格勒回复说，“我们都有分内的工作要做”。我向打来电话的记者发表了声明，说我们感激并欣然接纳了泽格勒的道歉。“声明措辞大方，做法得体，我很愿意接受它”。
弗里茨去世后仅一周，《邮报》凭借报道“水门事件”的功绩，赢得了普利策奖。
本专题文章节选自《华盛顿邮报》前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自传《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中文版（2018年3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发行），译者萧达。感谢后浪出版授权转载，文字略有改动，标题为本版编辑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