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与防控金融风险并重
本报记者 周琰
来源:金融时报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场攻坚战，金融部门毫无疑问是主力军，但是实体经济主管部门，特别是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房地产调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各司其责，同金融部门一起齐心协力打好这一场战役。如果金融部门孤军奋战，其他部门袖手旁观，这场战役是打不好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6月14日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发表演讲时指出。
杨伟民表示，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一方面涉及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实体经济、房地产、地方政府等相关方面齐力配合。若僵尸企业继续增加、房地产市场乱象丛生、地方政府继续变换花样举借债务等，金融监管再严厉也会出现金融风险。
谈及房地产市场，杨伟民表示，房地产市场前期已经积累了一些风险，近期又乱象丛生，成为最容易引爆风险的定时炸弹，应加快建立新的住房制度和市场化调控机制。
因此，杨伟民提出要在六方面加强改革，包括改革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体制、改革房地产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改革售多租少市场结构、改革房地产税、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也表示，巨大的财富已经被裹挟进了房地产，大量社会资金、资源被配置到房地产市场，但房地产市场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控和对冲机制。此外，房地产金融化在不断违背金融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基本原则，最终会使得房地产市场越来越依赖推高房价。
“当房地产被赋予太多金融属性，就会很容易形成社会问题。”田国立认为，应该保持市场正常的运转，按照统筹兼顾原则，实施价格、土地等行政要素控制手段，积极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探索住房租赁金融业务可以切实改变房地产单一的市场供给结构和资金配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住房金融属性，在解决居民住房需要时，不需要承担相应金融压力和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则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风险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关键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整体来看，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是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财税改革才可以降低成本、推动新经济的增长。”徐忠称。
徐忠进一步分析称，财税改革滞后是当前财政风险金融化背后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央财政地方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政府权责划分不清楚，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另外，政府债务和非政府债务没有明确区分，地方政府发债的收益率并非地方财政收益平衡债务风险的反映，而是对中央兜底的预期。从微观看，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约束，但基于历史经验，金融机构存在财政兜底的幻觉，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扭曲了自身的决策。
“实际上，由于制度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如何破产，金融机构不知道如何执行地方政府破产，坏账如何处理，哪些地方政府资产可以弥补坏账损失。”徐忠总结认为，仅仅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足以解决高质量发展转型和防范金融风险面临的问题。从实体经济来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只能用来解决短期问题，难以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采取流动性管理措施虽然有助于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也可能激发软约束主体继续加杠杆的道德风险。
在财政改革方面，徐忠提出五点建议。一是落实国有资产社保措施；二是改革地方税收体系，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依赖，加快地方政府收入体系；三是建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举债体系，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匹配度；四是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提高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和财政信息透明度；五是探索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