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哲学家萨纳尔的声音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李雪涛
去年年底，德国朋友法伊特（Veit）写来邮件，告诉我瑞士哲学家萨纳尔（HansSaner,1934-2017）教授已于2017年12月26日与世长辞，随信还附上了瑞士几家报纸的纪念文章。在这之前，跟杜塞尔多夫海涅大学前校长腊碧士（AlfonsLabisch）教授商议2018年秋季“轴心时代与中国”国际研讨会的有关细节时，我还在考虑是否要邀请萨纳尔教授，真没有想到他走得如此之急。这位83岁的历史见证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
由于组织编译“雅斯贝尔斯著作集”，近年来我曾两次去巴塞尔拜访萨纳尔教授，期间也通过很多封邮件。第一次拜访是2012年5月初，我去萨纳尔家中拜访他。第二次是2014年6月底，我受邀在巴塞尔大学做报告，顺道拜访了萨纳尔。那一次，我做了有 关 利 玛 窦 （MatteoRicci,1552-1610）《坤舆万国全图》的演讲，萨纳尔全程听完报告，并在结束后就相关话题和我进行了交流。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巴塞尔拜访萨纳尔时，是法伊特开车把我从德国的罗拉赫送到了萨纳尔位于巴塞尔的家门口。在巴塞尔大学附近的万德大街10号（Wanderstr.10）的一处老建筑前，我按响了教授家的门铃。因为之前见过很多他的照片，所以当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位华发苍颜的长者时，并没有感到陌生。萨纳尔似乎对我也没有陌生感，他的思想跟年青人一样敏锐。看得出来，他对我的到来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我们谈了很多有关雅斯贝尔斯思想、生活的细节。他给我看了家中收藏的一幅日本弥勒菩萨雕像照片和一幅老子骑牛出关图照片，都是雅斯贝尔斯留给他的。屋子四壁放满了书架，偶尔露出的墙上挂着一些镶嵌在镜框中的水粉画或素描图，大部分是雅斯贝尔斯或他父亲的画作。在谈到雅斯贝尔斯小时候的画作时，萨纳尔指着两幅“作品”解释道：“5岁的时候还不知道透视法，但到了6岁以后，他便了解了这一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技法。”因为雅斯贝尔斯的法学家父亲也画画，而这些画作又常常只署上姓名的缩写，所以有时候很难分辨这些画作是出自雅斯贝尔斯还是他父亲之手。
雅斯贝尔斯夫妇一辈子没有孩子，萨纳尔继承了他们夫妇所有的财产，主要是12000册藏书。那一次，萨纳尔送了我一本雅斯贝尔斯亲笔签名的限量648本中编号为60号的毛边本小册子——《我们今天立于何处？》（Wostehenwirheute?Olten1961），我一直珍藏着。在书中，雅斯贝尔斯从德国乃至西方甚至人类的视角出发，展望了世界经济、政治和精神的未来发展。“人类的福祉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非有什么不可避免的自然或历史的进程”，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如是写道。
二
萨纳尔带我走到了奥大街126号（Austrasse126）雅斯贝尔斯的故居前，上面镶嵌着一个牌子——“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及其夫人盖特鲁德·雅斯贝尔斯-麦耶尔（1879-1974）从1948年至他们去世前的居所”。萨纳尔向我介绍了这套房子的情况，包括雅斯贝尔斯夫妇在哪个房间用餐、雅斯贝尔斯在哪里工作等等。他说，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的工资仅有1100瑞士法郎，因此他们夫妇的生活非常节俭。雅斯贝尔斯之所以从海德堡来到了巴塞尔，而不愿意继续留在德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他的夫人着想——纳粹倒台之后，那些曾经做过希特勒帮凶、迫害过犹太人的教授们，依然冠冕堂皇地在大学里任教，这是盖特鲁德所无法忍受的。
奥大街不远处的横街是“施巴伦城门路”（Spalentorweg），那里有哲学家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的两处故居，尼采于1869-1875年以及1875-1876年分别在这两处房子居住过。从奥大街到大学要经过一个公园——射击牧场公园（Schützenmattpark），萨纳尔说，雅斯贝尔斯夫妇几十年前每天都在这里散步，就坐在这张椅子上休息。雅斯贝尔斯常常会指着旁边的一棵大树说这是他自己，而那棵小树是他的夫人。因为自小便患上了特别严重的支气管扩张症，这个病伴随了他一生，所以雅斯贝尔斯在外面散步时基本上是不说话的。
从罗马时期开始就成为重要城池的巴塞尔，同样拥有着悠久历史和人文传统：1460年，这里建成了瑞士第一所大学，大学的很多地方迄今依然保留着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原貌。每次来到古朴宁静的巴塞尔，我都感到与喧嚣热闹的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方形的石块路把我带回到了过去，似乎让我看到了伊拉斯谟、伯努利、尼采、雅斯贝尔斯在这里散步……
那天中午，我们来到附近的“射击协会”（Schützenhaus）餐厅，在靠近大树的遮阳伞下就餐，萨纳尔经常在这里用餐。“射击协会”创建于1561-1564年，1845年改成了餐厅。那天吃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记忆犹新的是，萨纳尔一边品着一种略带酸味、味道清新的浅黄色干白，一边对德国的哲学传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对瑞士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人们对自由的恐惧！比如说，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聘为伯尔尼大学的教授，这一任命却被当地右派的教授们阻止了。大部分瑞士人不懂得如何进行批评、抗争，他们只会附和，一味地表示赞同。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自由！当然有很多人认为，瑞士比很多国家要好得多，我的老师雅斯贝尔斯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我一直认为他这是出于礼貌，或者是跟之前纳粹的行径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批评其他的国家，这不是我的任务，但在瑞士发生的一切我们要说出来，而不是隐瞒什么。瑞士当然不是一个罪犯的国度，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在银行家中就存在着骗子！”萨纳尔所说的自由，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这也是他作为瑞士人对自己的同胞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这也让我想到了《圣经·箴言》中的一句话：Quiparcitvirgaeoditfiliumsuum,quiautemdiligitillum,instantererudit（不肯使用棍杖的人，实是恨自己的儿子；真爱儿子的人，必时加以惩罚。箴13.24）。
在回去的路上，萨纳尔跟我说：“哲学应当不受权力的约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直呼吁人的自由，以此激起人们对政治的兴趣，“我在文章中常常以挑衅的语气提问，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对自由的关注！”正因为如此，日内瓦社会学家让·齐格勒（JeanZiegler）将萨纳尔称作“督促瑞士的良心”（dasmahnendeGewissenderSchweiz）。
2004年12月，在萨纳尔70岁诞辰庆祝会上，当时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委员莫里茨·洛伊恩贝尔格（MoritzLeuenberger）在致辞中认为，作为哲学家的萨纳尔讨论的是“我们的问题，说的是我们能听得懂的话语，他处处照顾到我们，向我们展示我们所不知道的各类问题的关联性，为我们打开各种新方法之门，从而使我们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并且知道在哪里会有新发现。”萨纳尔曾参与基督教警察协会有关暴力和暴力预防的讨论，他从哲学角度讨论足球规则，即攻击性行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养成的等问题。萨纳尔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能进行哲学思考。只不过大多数受过训练的哲学家们更自负而已。”
三
我最早知道萨纳尔，是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本科时，买了张继武、倪梁康两位先生翻译的他的《雅斯贝尔斯》（三联书店，1988年），当时将其名字翻译成了“萨尼尔”。后来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这本书的德文版就成了我的手边书。而萨纳尔的名字，也紧密地跟雅斯贝尔斯结合在了一起。
在我2012年第一次拜访萨纳尔时，当时设在巴塞尔的雅斯贝尔斯基金会（KarlJaspersStiftung）宣布将在海 德 堡 科 学 院（Heidelberger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的主持下，出版50卷本的《雅斯贝尔斯全集》（KarlJaspersGesamtausgabe,KJG），并为此专门成立了编委会。这项斥资5440万欧元的项目，主要由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和心理社会医学研究中心具体负责实施，汇集了德国、瑞士、奥地利的雅斯贝尔斯研究专家，除了充分利用马尔巴赫德意志文献档案馆（DeutscherLiteraturarchivMarbach）中所保存的文献资料外，也参考了奥登堡雅斯贝尔斯协会的12000册雅斯贝尔斯的私人藏书。全集项目将于2030年完成，也就是说需要用整整18年来整理、作注。
在谈到我们将要编辑30多卷本的雅斯贝尔斯中文著作集时，萨纳尔告诉我，他会在各方面予以协助，因为外文翻译的版权都在他本人那里。但是，他对中国出版社以往出版的雅斯贝尔斯的译本情况很不满意：“一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哪些出版社出版了什么？所以也无法对翻译的质量进行判断；二是他们从来没有付过版税。”我跟他解释，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一切都会按照正常的国际惯例来进行。在得知翻译费用很低时，他表示，他可以通过基金会给中国的译者予以支持。我2014年第二次去拜访时，他还帮助我们协调了雅斯贝尔斯几本书的版权，使之统一归属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两次去巴塞尔拜访萨纳尔，都给他带去了滇红，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他很喜欢这种茶的特殊香味。后来，我的博士生罗颖男去巴塞尔大学做交换生，我还特意嘱他带了一包滇红给萨纳尔。
四
萨纳尔1934年12月3日出生于瑞士伯尔尼州一个虔诚的浸礼会家庭。深受加尔文神学思想影响的浸礼会，让年幼的萨纳尔“感到抑郁、沮丧”，后来他成为圣雄甘地的崇拜者。上中学时，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也是促使萨纳尔转向哲学的最主要原因：“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有关神的思想会继续存在下去。”他有过5年教师生涯，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有关“神之不存在”的问题却一再萦绕心间，他反复问自己，这些对现代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后他进入洛桑大学学习罗曼语言文学，后来转到巴塞尔大学学习日耳曼学、心理学和哲学，并于1967年完成了有关康德政治哲学的博士论文。
早在大学第4个学期时，他就曾申请担任日耳曼学家瓦尔特·穆施格（WalterMuschg,1898-1965，钱锺书在《诗可以怨》中称之为“墨希格”）和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助手。他不仅成了雅斯贝尔斯的学术助手，更成为哲学家的对话者、可信赖的人。雅斯贝尔斯去世后，遗稿都由萨纳尔整理出版。我第一次去探访萨纳尔时，他的工作室里堆积了一些杂物，都是雅斯贝尔斯的遗物。其中，有一尊马克斯·韦伯的头像，非常传神。“这是哲学家李凯尔特的大儿子阿诺尔德的作品，他是艺术家。您要知道，作为新康德主义重要的哲学家，李凯尔特在海德堡曾经激烈地反对过雅斯贝尔斯！”萨纳尔告诉我，巴塞尔市政府不愿意接受雅斯贝尔斯的遗物，于是他决定将全部书籍捐赠给雅斯贝尔斯的出生城市奥登堡。“韦伯是一位对雅斯贝尔斯影响至深的哲学家，过些日子，这尊头像也会运到德国去了”，萨纳尔似乎是在跟韦伯告别！2014年6月，我终于有机会在位于奥登堡多本区（Dobbenviertel）的雅斯贝尔斯藏书图书馆中待了一周，我翻阅了哲学家的12000册藏书，特别是那些有题词的版本。
上世纪70年代末，萨纳尔重回大学执教。但伯尔尼大学对他的任命，由于右翼教授们的反对而告失败，尽管伯尔尼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对此提出了抗议且因此罢课。之后，萨纳尔被聘为巴塞尔音乐学院的讲师，一直到2008年他都在该院讲授文化哲学。
萨纳尔所从事的并非学院派哲学的研究，他会对当下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如老年自杀、堕胎、多元文化性、金融危机等。因此，萨纳尔的读者和听众通常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也是他为什么常说“每个人都能进行哲学思考”的原因。
退休之后，萨纳尔成了自由职业的出版人，依然编辑雅斯贝尔斯的一些读本，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而作为文化哲学家的萨纳尔，自己的著作大约有15部，被翻译成11种不同的文字，可见，他本人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家。
五
我曾问他如何成为了雅斯贝尔斯的私人助理？“完全是巧合！先是成为他的学生，之后是他的助手。”萨纳尔笑着说，“我从洛桑大学转到了巴塞尔大学之后，一开始感到很困惑。有一次是雅斯贝尔斯的辅导时间，我去找他，表示希望跟他学习哲学。他却对我说：‘您知道，在大学里一开始不应当学习哲学！’”雅斯贝尔斯认为，应当从切实的学术专业开始，“因为我之前已经当过老师了，所以尽管雅斯贝尔斯这样说，他还是收了我这个学生”。从1962到1969年，萨纳尔真正成为雅斯贝尔斯的私人助理，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给雅斯贝尔斯做助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跟他谈话，每天都要。他要公开讨论的话题，之前都会跟我谈。我很少能纠正他的看法，因为一般来说，他知道的要比我多得多，所做的分析也更加鞭辟入里！让我感到最不寻常的是他作为人、作为思想家的高尚纯洁的情操。他将哲学的道德与公众的道德结合在一起，这是需要勇气的。他常常在公开的场合批评一些重要的人物，有时甚至毫不留情，这些也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问萨纳尔，他这些年来受益于雅斯贝尔斯最多的是哪些方面？“在跟他的交谈中，我学会了陈述和聆听！”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与每个个体存在的具体境遇有关！”萨纳尔在评价这位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时说道：“他拥有无比的自信！”他告诉我，雅斯贝尔斯不论谈论什么，都是脱稿侃侃而谈，即便很难的题目也不例外。他特别直率，所有问题都不拐弯抹角。
2014年第二次去拜访萨纳尔时，我给他带去了两本已经出版的《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1920-1963年）》（以下简称 《往复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中文版，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两位大哲学家之间的交往。“与海德格尔不同，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讲，德国历史上的这一疯狂的时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两人曾经有过关系非常紧密的一段时间，但战后他们再没有相互走近，他们不再能够忍受相互之间的差异。如果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转向’（Umkehr）存在的话，亦即海德格尔认识到自己曾经的错误，并且在内心中与极权思想真正保持距离，那么他还是可以信赖的。”萨纳尔对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痛心疾首：“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理解力的人，竟然犯下这样的错误，真的让我非常吃惊！”萨纳尔也跟我谈到他曾经拜访海德格尔的情景：“我有一次整个下午都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谈了大概三个小时，至今有很多细节我还记得。最终他很气愤地对我说，为什么人们总是揪住他以往的政治观点不放！他认为他受到了迫害，并且确信自己生活在真理之中。”说到这里，萨纳尔不禁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他觉得这样的表述非常可笑。
前些天我在瑞士广播电视（SchweizerRadioundFernsehen,SRF）网站的广播节目中，找到了2014年12月3日萨纳尔80岁生日时对他的采访。我又听到了他那带有浓厚瑞士口音的德语——他的嗓音有些沙哑，却让人感到了他的坚定和不退让——他既有孩子般的天真，又有哲人的智慧。萨纳尔曾经对我说过，作为德国北部弗里斯兰人（Friese）的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大学讲课时，有时会冒出个别低地方言（Plattdeutsch），瑞士的学生很难听明白，需要他一再解释。为此，雅斯贝尔斯不无自嘲地将自己说成是一块“德国北方的冰坨（norddeutscherEinsklotz）”——跟热情奔放的南方人相比，他对很多的事情更多地持有一种淡然处之的态度。
多年前我因为翻译《往复书简》的需要，曾分别致信德文版的两位编者瓦尔特·比默尔和萨纳尔，他们分别是海德格尔的弟子和雅斯贝尔斯的私人助理。比默尔给我寄来了十几页有关两位前辈哲学家的交往的文章，之后萨纳尔对我说，“那我也写一篇比较长的前言吧”。结果他们两人的序，加上我的导言共100页，占了全书1/4的篇幅。
六
1949年11月，当时已定居纽约的汉娜·阿伦特受“欧洲重建犹太人文化委员会”的委托来到欧洲，整理被纳粹掠去的犹太文化宝藏的残余物并列出清单。借此机会，她重新与雅斯贝尔斯，她曾经的博士导师，建立了联系。她1960年代去过几次巴塞尔，在与雅斯贝尔斯交谈时，萨纳尔常常也在场：“一般的时候我都在，但有的时候我想雅斯贝尔斯希望跟阿伦特单独谈一下，所以也就主动离开了。”萨纳尔也谈到他所接触到的汉娜·阿伦特：“她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他们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兴致勃勃，让人感到心潮澎湃。一般来讲，雅斯贝尔斯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但阿伦特的到来真的让他特别兴奋，感触甚深！”
萨纳尔说，阿伦特每次来巴塞尔，都会停留几天，会到雅斯贝尔斯家中待上1-2个小时，“他们讨论的大都是严肃的哲学问题，一直谈到两人都筋疲力尽，特别是雅斯贝尔斯，由于身体的原因，我很少见到他跟谁这么投入地畅谈！从思想到体力都不容易”。我记得当时萨纳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Manschenktesichnichts（没有什么是白给的）。”“尽管雅斯贝尔斯是阿伦特的博士导师，但他对阿伦特还是相当尊重的。”1924年冬季学期，阿伦特在马堡大学遇到了海德格尔，当时她年仅18岁，而35岁的海德格尔尽管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同样处于风采动人和才华横溢的年纪，他当时正在酝酿《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的写作。阿伦特的美貌和睿智，海德格尔的深邃和厚重，使他们成为两相愉悦的情人。当他们都认识到这场爱情最终不会有任何结果时，海德格尔将阿伦特推荐给了海德堡的雅斯贝尔斯。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阿伦特完成了题为《论奥古斯丁爱的观念》的博士论文，并于1928年底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说实在的，从1926年秋天第一次见到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就对这位年轻的犹太学生格外赏识！他们之间既是师生，也是朋友，并且持续了一生。后来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的通信可以看作是哲学对话现实性的绝好的例子”，萨纳尔补充道。
七
受雅斯贝尔斯影响，萨纳尔的一生都与哲学密不可分。由于雅斯贝尔斯有着太大的光环，萨纳尔常常被认为仅仅是雅斯贝尔斯专家，其实，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雅斯贝尔斯培养出来的哲学家。萨纳尔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生的关怀和彻悟，使他的哲学成为从人生的实践到哲学的反思和理论的总结。他在80岁生日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从哲学中所学到的是，“思考，是一种要求具有勇气的思考！我们必须思考出乎意料的东西，而不是已经重复了一百遍的内容。所思的内容并不一定要公之于众，并且思考并非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尝试。思维的进程是没有终结的，对于所思的内容要不断提问，没有最终的真理！所有所谓具有唯一性（Ausschlieβlichkeit）的东西，我认为都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萨纳尔一生都在不断思考。哲学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完结的过程！
2009年12月3日,萨纳尔75岁生日，他在接受瑞士广播电视台的采访时，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准则：“我给自己设定一个不确定的空白的空间，我要在其中生活，完全不知道这一年要发生什么。事实是，大部分人在面对这样的人生时都会恐惧，这点我不理解。如果说我也有恐惧的话，那一定是对那种确定了基本特征的人生。”哲学家希望自己创造人生，而不是国家或社会予以提前安排。以前我在学拉丁文时，学到“horrorvacui”，这种对于空白的恐惧，可能是大部分现代人的真正问题所在。这不仅仅涉及哲学的，同样也涉及社会的问题。
作为人，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萨纳尔从来不惧怕死亡，并且公开谈论之。“唯一在我的人生中可以确认的事情，是死亡！”在80岁生日的采访中，他认为“有一种超越死亡的忠贞不渝，这并非来自死人，而是来自活着的人。这是要认真对待的，这是唯一合法的安慰！”当时已经患病的萨纳尔认为，死亡未必不是一种解脱，如果必要的话，当然也可以考虑自杀。萨纳尔回忆雅斯贝尔斯夫妇老年时受病痛折磨时的一段对话，雅斯贝尔斯对妻子说：“亲爱的，那我们自杀吧？”妻子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那太忘恩负义了吧！”萨纳尔解释道：她的意思是说，最终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自始至终，她没有提到神。
在萨纳尔的讣告中，其家人引用了他80岁生日时重新出版的箴言集《静寂的无序》（DieAnarchiederStille.19901/20142）中的一句话：“不知道目标——有时不看牌子就能找到路标——冒 险——从 未 到达——没有找到终结——只是不断被终止。这是我们前行的方式。”人到了迟暮之年，特别是作为哲学家，对人生、对世界观、对信仰、对自然……有着自己的独特认识。这些隽永精致的箴言常常让人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中国人认为，七十三和八十四是人生的两道坎，是寿命的关口，可惜，萨纳尔刚过完83岁生日没多久，就驾鹤西去了。梁木其坏，哲人其萎！
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下，萨纳尔一生都在思考现代人的道德良知问题，他的哲学涉及自由、正义、暴力、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问题。在萨纳尔那里，哲学并非学者的作秀，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人生的一部分。正是有了这样的哲学训练，才有他面对死亡时智者的从容。在得知萨纳尔去世的消息时，我并没有特别悲伤，只是为他没有来过中国感到可惜。多年来对死亡的思考，使他可以从容地与这个世界告别。记得，他有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放不下呢（Manwirdf覿higzurGelassenheit）？C‘estlavie.（这就是人生！）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