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77级经济系同学们当时进行野炊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5月3日，北大77级经济系的老同学们高举双手，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点赞，为自己这一代人点赞。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北京大学77级学生当时的校徽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改革物语
1977年夏天，来北京出差的黑龙江知青海闻站在北京大学西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没敢进去。他羡慕校园里的学生。他问自己：“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
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眉县，22岁的教育局干事林双林正埋头给领导写报告，他盘算着，要好好工作，说不定哪天就被推荐去上大学了。
在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当车间主任的潘慕平已经29岁，他也想上大学，但领导一直不同意推荐。他几乎要认命了，以为自己会在工厂里待一辈子。
几个月后，他们等来了转机——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这几个年轻人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这一年冬天，全国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27.3万人被录取。
“高考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命运的转折点。”海闻说。四十年前，住在燕园37号楼的小伙子们哪会想到，后来他们中将会走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及诸多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
“这回要看真本事了”
“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1978年1月，已经回到杭州老家过年的海闻收到了从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发来的电报。时隔四十年，回想当时的场景，海闻的眼里依然会泛起泪光。
那时候，他已经在黑龙江待了九年。中间好几次被推荐上大学，不是卡在公社，就是卡在县里，都因为他出身“黑五类”——1957年，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
“家人看我就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感觉。明明不行，却还不停说要上大学。”海闻回忆说，1977年前后母亲已经反复催促他回城，接她在杭州电信局的班，“这辈子不要想那么多了”。
海闻想再试试。往年七、八月份高等学校招生早就开始了，但1977年9月还没什么动静。大家都在传说要恢复高考了。
其实，1977年6月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已经报送中央。但在8月6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听从了与会科教界人士的建议，当即拍板决定在当年就恢复高考。
消息传到红卫公社，大家奔走相告：“这回要看真本事了！”海闻没想到，后来他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
从眉县教育局办公室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林双林高兴坏了，顾不上找大门，直接从半截土墙上翻到隔壁院子去，站在舅舅面前大喊：“我考上了！考上北大了！”舅舅被吓了一跳，赶紧叮嘱他，别高兴过头出个啥事。
小学五年级时遭遇“文革”，林双林在眉县农村搬过石头、修过水库，也在村里的小学当过校长。他也想被推荐上学。有一年，推荐上高中的名额被生产队长孩子拿走了。又有一年，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了大队的一个女孩子。
对于“文革”前的老高三张文祥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足足等了十年。1966年，还有半个月要高考，他已经填完了志愿，“文革”来了，停课闹革命，大学梦成了泡影。“等了十年，高考恢复了，我能不参加吗？”张文祥说。
“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1978年2月底，这些学号以“77”打头、北京大学学生学籍档案上写着“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年轻人们，从工厂车间、农村大田、部队军营，聚集到了未名湖畔。
那时候，北大周围都是50年代的破房子和大片的农田、菜地。出行只有校门口的一趟332路公交车。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时，陕西农村出身的林双林不禁感叹，“北大怎么有这么多门，北大怎么这么大！”
全年级80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张文祥和李铁军，入校时已经31岁，张文祥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年纪最小的18岁，刚刚应届高中毕业。系里男生居多，女生只有十来个。机关干部、下乡知青、厂矿工人、现役军人，什么职业都有，大家一起住进37号楼，成了同学。
“刚进校那会儿，我们有点狂。”海闻回忆，进校没多久，就有77级学生贴出大字报，说自己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76级学生不乐意了，说他们才是。大家吵了一段时间，也没分出结果。77级始终觉得，“工农兵学员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那会儿没有课本，都是油印的讲义。英语老师年纪小，“讲台下的学生像她的叔叔一样”。
“大家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想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林双林说。那会儿他走路、吃饭排队、坐公交车，都拿着单词本，连着三个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张文祥有时候大半夜还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俄语单词。
那时候，大家都很注重锻炼身体。早上天还没亮，体育委员就组织大家去操场沿着400米跑道跑两圈。一位同学回忆说，大家都有种感觉，觉得未来要肩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要准备好。
给他们上专业课的都是陈岱孙等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和萧灼基在当时也只是讲师。老师们把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常常端着茶缸去学生宿舍讨论问题，经常争到面红耳赤。“改革中农村是否可以包产到户？私企可否雇工？雇工算不算剥削？多少人算剥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来讲座是常事。林双林觉得眼界开阔了很多。上大学前，他总想着要学哲学，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他去解放。后来才发现，“当时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别还很大。”
让海闻印象深刻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一场讲座。孙冶方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如何解决封建主义的问题。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都还没完成。
他想到了“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落后的经济，恍然大悟，“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封建残余。”
“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
课堂上，厉以宁常常提醒他们，“你们是和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从1978年入校到1982年毕业，77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也在感受着思想解放、理想重建的冲击。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几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社会上思想解放浪潮一波连着一波，校园里也前所未有地活跃。
何小锋听完一场讲座后，发现老师讲的“只有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流通和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的说法和第三产业日益发达的现实不相适应。随即撰写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观点引发争议。
这件事让不少学生印象深刻——“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少有人质疑。”
在77级经济系毕业典礼上，一位老师说，个别学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培养这样的人就是培养无产阶级掘墓人。
气氛有些尴尬时，厉以宁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他说，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些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
这段话何小锋记了很久。后来他回到北大经济系任教时，又谈及这段往事，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第三产业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初，几个同学商量着创办了一份自己的经济学刊物，叫《学友》。发展最鼎盛时，《学友》社还向人大、复旦等全国七大经济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学术团体倡议，准备成立“全国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和《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
陶海粟在博客里回忆说，当年全年级共有六十多人次在《学友》上发稿——丘小雄比较债券发行的利弊得失、易纲大三赴美留学之前谈对“思想解放”的思考，还有同学对苏联经济问题提出了看法。
那时候，大家流行在学术期刊和报刊上发表文章。毕业前最后一年，几个同学还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出版了一本《当代十二个经济学家》。
1981年3月20日晚是77级校园时光中最难忘的一夜。那晚，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再扳回三局，最终赢了韩国男排，获得当年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券。
校园里一片沸腾，学生们举着点燃的扫帚当火把，游行、喊口号。有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
海闻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人心也比较散，这个口号把大家凝聚起来了。”他说，77级这一代正处在中华民族要崛起的历史阶段，一直都觉得振兴中华是他们的使命。
“77、78级现象”
毕业后，海闻和林双林去了美国读书，易纲大三就去了美国；何小锋、刘伟等留校读研；潘慕平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报社；陶海粟、张晓强、丘小雄、毕井泉、石小敏等同学则进入了政府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
大家遵从萧灼基老师的教诲，成了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和大企业家。
去美国前，林双林去拜访了陈岱孙。老先生总是讲到自己20世纪20年代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在美国读书的经历，他说当时最怕自己当了亡国奴。林双林听懂了老师的意思，赶忙表示，学生一定早日学成归国。
海闻出国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为了早点学成归来参与国家建设”。
1995年，他们先后回国。这一年的3月10日，海闻、易纲、林毅夫、张维迎共同发起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举行了成立大会。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国家高端智库——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他们用研究为国家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后来，海闻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创建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等交流平台。他曾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却始终站在教学一线，他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学子最受欢迎的启蒙课程之一，撰写的《国际贸易》是经久不衰的经典教科书。
林双林回国后，先在北大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当了八年系主任，帮助财政学系设立了博士点，后来一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2007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近些年帮助财政部做医改、税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潘慕平从投行退休后，担任了北大金融家俱乐部主席，现在还在为北大金融校友提供服务。
多年过去，大家都老了。一大半同学已退休。相对年轻些的，仍在发挥余热：易纲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毕井泉出任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还有些同学仍战斗在国内外科研一线。
海闻今年已经66岁，他早已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发展上。最让他骄傲的是，今年3月，他把校区开到了英国牛津郡。未来，他希望把汇丰商学院建成国际知名、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由于77、78级大学生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政、从商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被学术界称为“77、78级现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曾撰文说，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是由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所作所为体现出来。”刘海峰说。
改革亲历
潘际銮 91岁，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77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8月初，我接到学校通知，要和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一起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4日开始，会期5天。我们在北京饭店报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会。
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还有33位来自科学院的专家和高校教师。每场会议都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
邓小平同志一来就跟我们说，想听听大家意见，题目是科学研究工作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求，怎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会议气氛非常活跃，大家的发言集中在“文革”对知识分子和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打击和迫害上面，基本就是吐苦水，每个人一吐就是一两个小时。
我讲了自己被迫害的情况和清华教学科研情况。1948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清华任教。“文革”一开始，“四人帮”统治了学校，工宣队把我所在的焊接教研组打成了清华大学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土围子”，我是“土围子”“头目”之一，还被下放到校办工厂里劳动改造，不准讲课、不准接触同学、不准搞科研、不准和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我说，像我这样被迫害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整个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无法进行，这样下去中国就不会有希望。
何东昌发言说，清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很低，很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到校后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当时就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座谈会开到第三天，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在发言中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病，说必须重视高校招生工作，因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用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产品。他第一个建议恢复高考。我们都表示赞同。
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召开，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各地已经开始准备招生了。
邓小平问：“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旁边的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由于邓小平的这个表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这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各省、市、自治区相继举行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
8月8日座谈会结束。我觉得相当振奋。1977级学生入学后，我明显感觉到教学秩序和师生关系恢复正常。上课时，再也没有学生像当时的部分工农兵学员一样把老师当敌人来批斗了。
改革辞典
恢复高考：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京报记者 张维 实习生 张一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