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海南人精神”之由来
叶显恩
一个群体的共同精神，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养成的，并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探讨“海南人精神”，当从海南这个岛的自然与历史说起。
海南岛是南海诸岛的母岛，她犹如一颗晶莹亮丽的明珠，嵌镶在风情万种的南海碧波之上。她四面环海，海滨低洼平坦，中部崇山峻岭，挺拔突兀，是一处宜渔、宜耕、宜居的宝地。南海的涵纳百川，可陶冶人们海量的情怀和包容万象的气度；南海的恣肆汪洋，狂涛巨浪，变幻莫测，可培育人们的聪慧和刚毅；岛内最高峰五指山的静穆和幽深，最大河流南渡江的清澈婉约，也可养成人们的宽厚和诚实。
总之，“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此乃海南岛所得天独厚的自然恩赐。
海南岛上的早期居民，古籍记载笼统地称之为“里、僚”，里与俚通。称之为“黎”，首次见诸唐末刘恂《岭表异录》一书，流行于北宋中叶即十一世纪之后。“黎”中又分为生黎、熟黎。前者一直处在原始赤子状态；后者指接受汉文化，编入户籍的居民。被称为里、俚或黎之族群，是单一的还是内部分成不同小族群，历来却未曾有人深究。
到1925年，法国语言学者萨维那神甫于海口周边发现一种独特的“翁贝语言文化”，居民自称所讲的是“贝语”、或“村语”、“黎语”。萨维那神甫以“翁贝”或“贝语”称呼这一族群，其调查研究报告发表后，德国、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沿用“翁贝”说法。翁贝语族群居住比较集中的，是海口以西约百公里的临高县，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相关研究的民族学者将其命名为“临高语族群”。
经学者研究，海南岛居民来源是多元的。先后移居入岛的民族群体主要有三个，即黎族、翁贝语族群（“临高语族群”）和闽南人。有学者认为，距今大约三万年的更新世末期，南海水面低于今日海面60至70米，而目前琼州海峡的水深平均为44米，可见远古时代琼州海峡大陆架是露出水面的。黎族人很可能就是经大陆架越过海峡，成为最早移居海南岛的土著居民。他们居住在海湾河岸，以狩猎、采集为生，立下了开辟海南宝岛的首功。
约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即大陆中原地区的春秋末期，继黎族人之后，文化水平发展较黎族人为高的翁贝语系族群（“临高语族群”），乘坐独木舟渡过琼州海峡登岛。他们以岛上中北部的南渡江流域为基地，不断地向沿海平原拓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南渡江原称“湳渡江”。湳，土语为水，渡指河，以今临高语命名，“河水”倒叫作“水河”了。
海南最早的行政建制，是汉武帝建立的珠崖郡和儋耳郡，其治所正位于临高语族群集聚的地区。《汉书》所载的“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是古文献中对临高人生产生活状况最早的记述。临高语系人在耕织文化，以及造船、五金、角器、木器等工艺上，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处于强势的临高语系文化胁迫下，黎族人被迫退缩到海南岛中部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上。这些地方生产条件较为恶劣，他们唯有依靠“刀耕火种”的游垦农业为生，逐渐形成黎人在海岛腹地，临高人在外围的族群分布格局。
秦汉以来，临高语系人与零星迁入的汉人、冼夫人带来的族人和戍守军士、疍民等逐渐融合。尤其是唐宋时期，相继流放至海南的贬官逐臣和文化名人，如李德裕、苏东坡等，带来中原文化的滋润和营养，协力襄助，共同创造和丰富了秦汉到唐宋的海南辉煌文化，日后更成为海南千年社会文明的主流。
到了宋代，自唐朝后期迅速开发的大陆闽南地区，一跃而成为号称“东南邹鲁”的文化圣地，孕育出朱熹这样的一代大儒，元代泉州又取代广州，赢得中国海贸中心的地位。由于商业扩张的需要，闽南人纷纷由海路移居海南。他们带来先进的汉文化，尤其是相对发达的海上贸易文化，对海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海南固有的海洋商业文明的成长。
“文化是相异而生，相异而进”，当处于更强势文化地位的大批闽南人陆续迁入海南之后，他们与临高语系文化互相碰撞、互相融和，终于开创出自明代起海南人文郁起的局面，造就了以白玉蟾、丘濬、海瑞等文化精英的杰出精神为脊梁的独特海南文化。
数千年来，先后移居海南岛的黎人、临高人和闽南人三大族群，犹如兄弟般互相忍让。先是“弟弟”翁贝人来了，“大哥”黎人逐步退入中部山区，南渡江以西的琼山、澄迈、临高、儋州等地由翁贝人垦辟；翁贝人以此为基地，其垦殖范围遍及沿海各地，有些山区则与黎人交错杂居。南宋以后，“小弟”闽南人又来了，“二哥”临高人又将东部沿海，以及琼山等地任由闽南人经营。他们和睦共济，携手开发宝岛海南。
我们从海南的历史典籍和资料上可以看到，这三个大族群除反抗官府黑暗统治的起义和斗争外，彼此之间未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族群械斗。此外，他们对苗人、回民等后期入岛移民，往往也展开双臂拥抱欢迎。
因此，海南人历来的开放、包容的精神，可以说是由天然的海岛宽松环境，加上面朝大海、接纳外来移民的长期历史，才得以一步步铸成的。当然，海南各个族群很早就卷入中国东南海域的海上贸易大潮，身上潜藏有丰富的开放“基因”，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