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顿之
二三十年前，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推出后，大陆知识界专门组织了一本批判集，认为世界正日趋大同，哪里有所谓文明的冲突。这几年，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一估计过于乐观，亨廷顿的预言俨然成为了现实。与文明冲突密切相关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已愈演愈烈。这促使人们不断把目光回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求深度的认知、理解与反省。
黄兴涛教授的新作《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从从古今中西交汇的近代语境出发，围绕着“中华民族”这一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要概念线索，对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与国家观念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爬梳和历史的揭示与阐释。
“中华民族”观念的源头与所以然
梁启超曾言，“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这提示今人要讨论“中华民族”，必须回溯到历史语境，追寻“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渊源及其内涵在清代和民国的历史演变，这是以往辨析不足的问题。
除了上溯到上古以来的华夏观念，康乾盛世和晚清时期大量史料揭示，当时“中国”这一称呼不仅已成为大清国家认同的政治符号，而且还与带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特别是国界意识紧密相连。清前期的皇帝还较早就用蒙藏文在蒙、藏地区以“中国君主”的形象和身份，自觉传导一种新的“中国意识”。这一“中国”观念也为当时来华耶稣会士所接受，在拉丁文、法文中也有详实的介绍。在近代中外条约中，更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得到列强的承认，尽管其中涵有城下之盟的屈辱。
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及其“中国人”内涵的演变，是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中国”从华夷观念的中心到作为现代国名的历史转化过程，是在与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条约体系打交道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清代尤其是晚清，特别是清末最后十年新政时期，起到关键作用。
在清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与会和概念逐渐流行开来，并得到朝廷文件和法令的广泛使用，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史事件。它们与“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概念与词汇的形成，在语言和思想观念上都具有直接的关联。这是《重塑中华》从“演化论”立场来把握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特质的根本原因。
从体现满人主体性的国家自我认同角度来看，《重塑中华》批评了美国部分“新清史”学者称入关后260多年的大清国为“满洲帝国”。在清朝漫长的统治过程中，尤其是入关以后，“满洲”只是族称，并非国名。将巨大的非汉族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身份，并在清末最终实现现代性转换，这“不仅是清王朝超越以往中国各王朝主导族群的‘满人特性’独特作用的结晶，也恰恰正是体现其统治时期最为鲜明的‘中国特性’所在”。
这一透彻的辩驳，既肯定了“新清史”的建设性视野，也对其将满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的偏见，做了平实而有力的拨正，从文本与文本使用的各种细处给人以历史的智识，对于“新清史”也有着去魅的功效。
透过国外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的建构论认知取向，作者以为，数百年来以“中国”自称的“中国人”长期生存、以朝代相续的国度，“在变化中传承与延续的中国特性”乃是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并且不断得到不同阶层中国人的追认，清末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各族人在内的“大清”中国人之另一些称谓如“华人”、“华民”、“华工”、“华商”乃至“华侨”等，都已在海内外华文媒体中逐渐流行开来，实际上也就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创造了直接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华民族”的现代性
在黄兴涛看来，现代“中华民族”的概念词中，“民族”作为现代概念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国际政治的概念，一个是人类学的概念。这两种来源的民族概念，在近代中国相互作用，对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和观念的形成、发展与特质，影响巨大而深远。这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现代性的体现。不过，相较于其理论的思辨，我更喜欢的，还是作者对中华民族观念演变的过程梳理。
作者对近代传教士视野中的“民族”一词进行了细致勾勒，结合戊戌时期及20世纪初年主要从日本导入中国的现代“民族”概念，是对这一古已有之的概念之现代转换。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将这一概念、观念的历史演变和其结构内涵自觉结合起来，进行有深度的历史把握。
据作者考证，“中华民族”一词，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主要指代“汉族”，逐渐才变为今天的涵义。这一过程，大致经过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作者还明确揭示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内在结构，指出其“主要由复合性中华民族和单一性中华民族这两种观念形态，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含混观念形态所构成——这些具体的观念形态间彼此缠绕，相互渗透和作用。
作者对清末民初为此一观念的形成、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物及其思想的清理，是长期研究的成果，其中部分多年前即已发表，并已对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清末知识界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被作者称之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思想启导人等。又如，书中对早期满蒙旗人中留学日本的留学生有关思想的揭示，也是如此。
多年前，作者即注意到以恒钧、乌泽声、穆都哩、裕端等一批留日学生中的满蒙旗人，他们于1907年6月29日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大同报》（编辑部在东京，发行在北京）。停刊后，又于1908年在北京创办了性质相同和相近的《北京大同日报》和《大同白话报》，专门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尤其注重“满汉融和”为宗旨，并将民族问题与立宪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甚至称中国各族人为“黄帝之孝子顺孙”，号召“共保吾种，共存吾国”。其中可以见到，清末满人认同“立宪中国”时那种鲜明的自主进化观、民族一体化的强烈自觉和毫不含糊的主体意识。
作者还充分注意到新式教科书与报刊对于“民族”“国族”的推介。如1911年7月15日，《申报》主笔希夷在《本馆新屋落成几纪言》一文，就“国民”和“民族”两词并列，多次使用了“国族”这一概念。发愿要“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与国族永聚于斯”、“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书中特意将此文全文引用，以见其丰沛之情感。这些新式媒介所承载的实现中国民族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功能，也得到不少时人记忆的佐证。
1912年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满人恒钧等少数民族人士也参加此会，成为重要发起人。作者认为，这“标志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革命党人中的基本形成，并得到了民国临时政府的明确认可”。
这一努力得到举国上下的支持，不分革命派与北洋派，都为此添砖加瓦。各派政治活动和政策宣传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要求民族融合的时代愿望，有力地激励着人们去继续深化认识，进一步推动着国人形成对于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期待与认同。
民国成立，当时边疆地区的纷乱形势和西方列强妄图挑唆的危局，分裂局势所引发的前景忧患，成为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识之士放弃狭隘民族意识，生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直接动因。
1913年初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一致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很可能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在政治文告中共同议决，宣告中国少数民族同属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恰恰在应对此次蒙古分裂行径的过程中，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他还把原北京皇城的正南门（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将总统府所在原乾隆为香妃特建的宝月楼改建为正门，并命名为“新华门”，以表明他要把蒙回藏满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名为“中华”的民族和国家之意愿。
在这一日渐深化的过程中，以往被判定为势不两立的各方，其实分享着共同的话语与立场。这无疑提示，此前相关研究有意无意的此疆彼界，值得我们重新反思。
五四运动之后，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
孙中山晚年对“中华民族”概念阐释颇多。1923年1月，在其直接指导下，建设各民族统一体意义的“中华民族”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倡导“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与此同时，作者也注意到国民党高层后来在“中华民族”这一称谓上的分歧与争论，对于孙科一系的观点、他们关于“中华国族”入宪的努力及其结果的探讨，新颖而启思，呈现出其中的复杂与曲折。
当时学界更是就民族融合观念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差异与争论，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其中不乏睿智的学术思辨。这一重大概念的进一步落实，往往夹杂着激烈而多元的思想交锋。抗战时期，随着日寇的侵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越发加强，更重要的是，随着举国西迁，这一认同又进一步在西部边陲辐射开来。书中对抗战时期“民族英雄”、“汉奸”与“华奸”之辩等内容的讨论，不仅体现了学术的创新，给人以新鲜感，对理解和认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特点，也十分有益。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的演变，既是空间的变迁，同时也有世代的更迭，比如二十多岁就发表不少文字倡导“中华民族”观念的姚江滨生于1915年，很可能就是读着提倡“中华民族”认同的新型教科书长大的，而后又开始参与教科书编纂，这一不同世代与空间的努力，在个体的历史际遇中折射出民族认同的多元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