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狠下“禁赛令” 谁在牵动择校这根神经
吴秋婷
“华杯赛”、“迎春杯”等各类杯赛连番登场。12月，在许多学龄前儿童家长的眼中，它被赋予了另一番含义——杯赛月。
12月11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在“维护学生平等受教育权”一项中，明确规定，“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
此前，多地教育部门曾出台各类禁赛令，三令五申遏制竞赛热。但在实际中，当杯赛证书遭遇小升初择校，一纸凭证被家长们视作成功“上岸”的救命绳索。
《标准》出台后，对于屡禁不止的小学杯赛热能否起到降温效果，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求真教育实验研究院院长王旭明表示，“无论放在当下或是未来，《标准》的出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果仅停留在号召层面上，不能真正贯彻落实下去，那它的作用就会很有限。”
减负与择校的博弈
减负曾是教育部门对于禁止杯赛举行的初衷，但在校际与地域间教育资源不均衡、择校热度不减的大背景下，这种热潮迟迟没有得到消退，被禁杯赛也常在改头换面后再次回归，受到家长的追捧。
2011年，上海市教委便曾提出对小学阶段学科类竞赛实行零审批，严厉遏制社会上面向青少年愈演愈烈的“考证热”和“竞赛热”。然而，直至今年10月，上海近千名小学生参与了信息学竞赛，参赛人数出现井喷，相比2016年同期增长40%。
禁赛与开赛交替往复的场景不仅局限于上海一地。今年5月，成都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一则《关于全面清理举办、承办、协办违规竞赛活动的通知》被指为成都最严“禁赛”令，其中要求教育培训机构不能组织或诱导学生参加奥赛及区域性统考、联考。
禁令之下，一些杯赛改名换姓后重新开赛，家长对杯赛的追捧热情也未见削减。在名为“成都小升初家长”的QQ中，有家长感叹：“竞赛证书取消，憋死一群牛娃，愁死一群牛娃爹妈。”
有着多年奥赛教龄的清华附中王慧兴老师见证了奥数竞赛近些年的转变，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近几年，奥数竞赛不但在选拔性功能上越来越强，辐射的群体、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在小学奥数杯赛中，知名度较高的杯赛有“华杯赛”、“数学花园探秘”（原名“迎春杯”）、“希望杯”、“走美杯”、“美国数学大联盟杯赛”。除了奥数杯赛外，语文、英语、科技、艺术等领域的杯赛也是种类繁多。
教育机构、家长与学校对不同杯赛都有着非正式的评估和排名。以杯赛的参与规模、试题难度与主办方性质作为考量标准，数学领域的“华杯赛”、英语领域的“21世纪杯”以及语文领域的“春蕾杯”被公认为最具含金量。
一位小升初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学杯赛分为机构杯赛与社会杯赛两种类型，前者的主办单位是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后者则是各类社会研究机构。后者较前者含金量更高。“奥数一类的竞赛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增强思维灵活性，但这只是一种‘小而精’的比赛，适合于学有余力的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王慧兴说。然而，在择校的冲动下，小学杯赛作为教育焦虑的宣泄口，逐渐由一场小众游戏转变成为集体的狂欢。“门进不进得去咱们另说，但敲门砖一定要有，杯赛就是小升初的敲门砖。”一位六年级学生家长表示。对于急于“上岸”的家长而言，各类杯赛证书是挤入名校的重要砝码。“上岸”一次是家长群体中的暗语——小升初择校成功，凭借杯赛成功“上岸”是家长们共同的心愿。“上岸”的家长备受众人钦羡，但他们从来都是少数派，大多数家长都要经历漫长的水中挣扎阶段。
上述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杯赛证书在小升初择校环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杯赛成绩能够得到名校的认可。每年，许多北京市级重点校会派老师参加大师赛的颁奖典礼，并向主办方索取获奖学生名单。
该工作人员还介绍，升学择校一般需要家长先向心仪学校投递简历，简历中的核心要素就是孩子的荣誉与成绩。这种成绩包括校内与校外成绩两个部分，校内成绩是孩子的综合素质测评，校外成绩则是各类机构杯赛与社会杯赛的成绩。综合素质测评往往缺少区分度，杯赛证书便成为简历的核心部分。
家长们普遍也认为，民办名校在筛选简历或面试时，对杯赛证书会格外看重。“之前媒体报道说面试时只需要做到举止得体、仪表整洁，但我觉得杯赛证书才是孩子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上述学生家长说。
这一点也得到了王慧兴的认可：“名校初中在选拔生源时，会考察学生的思维敏捷度和深度，这些都是学习的好品质，竞赛证书则是学校判断学生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的一条捷径。”
择校冲动
“教育部门的禁赛规定只是从竞赛培训的供给层面解决问题，而需求层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康小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产生竞赛热的根源是义务教育质量的不均衡”。
为了避免“递条子”、“送票子”等择校现象，坚持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原则，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就近入学的政策，包括划片与摇号。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2017年19个副省级以上重点大城市实现100%的小学、95%的初中划片就近入学。
尴尬的是，划片入学并未阻遏家长们的择校冲动。“学区房”、“杯赛热”成为一种新的形势，替代了原有的“递条子”、“送票子”作为择校热的变种形式。“为了给择校热降温，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摇号、划片政策，这是现阶段解决义务教育资源公平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确实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例如推高了优质学区房的价格等。”康小明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记者在“成都小升初家长QQ群”中作了一次小调查，询问家长们“为什么让孩子参加各类竞赛”，有家长回答道：“竞赛是为了择校，择校是因为摇号。拼不起学区房就只能拼成绩，拼不了爹妈就只能拼自己。”在天价学区房面前，许多家长退而求其次，把杯赛证书当作择校的最佳路径。
教育一直被赋予了阶层晋升的意义，牵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之所以划片入学衍生出了择校热的变种形式，康小明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义务教育质量不均衡”。而王旭明则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归因于教育部门的重点公办校政策。“如果不斩断公立重点校的根，教育不公平的病难以根治。”
实际上，重点校政策由来已久。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目的是在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1995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升温，校际间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
为了缩小差距、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化，教育部门也出台了各种补救措施，例如集团化办学，即将一所名校和若干所学校组成学校共同体，名校资源向共同体内的其他学校辐射。成都的中学名校有“四七九家族”之说，即以公办四中、七中、九中为核心形成的三大办学集团。
但校际间的教育质量差异一时无法完全根除，家长们的择校冲动也是一种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主动选择。“取消考试、就近入学也许是件减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竞争新形式——小升初证书大战”，一位家长如此说道。
小学课外竞赛有普及性与选拔性之分，前者侧重激发学习兴趣、推动学科改革的功能，后者侧重人才选拔的功能。但在康小明看来，“家长选择竞赛往往是功利导向的结果，既不考虑孩子的兴趣，也不考虑孩子的学科特长，一味地为了择校和升学而让孩子学习。”
在这场漫无硝烟的择校战役中，除了传统的语数英学科竞赛外，艺术考级、机器人制作比赛、无线电比赛等原本被冠以“素质”名号的教育领域，如今也难以摆脱功利的色彩。
杯赛与升学脱钩
为了遏制竞赛热，在“禁赛”的同时，教育部门从培训机构与学校双方入手，试图割断杯赛与升学择校的关联。
一方面教育部门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了规范。今年5月，被责令整改的成都培训机构“学而思培优”提交了整改报告，承诺“从即刻起绝不主办、承办、协办参加华杯赛、国奥赛、学而思杯等非政府部门举办或未经政府部门认可的各类竞赛、考试或活动。”
公办学校依据杯赛证书进行生源选拔的方式被明令禁止。2015年天津市教委规定，自2015年秋季学期开始，天津市所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将全面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小升初招生取消一切选拔性考试，各类竞赛证书、考级证明等与升学脱钩。
不仅如此，一些地区对民办学校的招生形式也进行了限制。今年4月，西安市教委决定，明年起民办小升初招生采取摇号的形式，不得笔试选拔。杭州市教委则规定，各民办初中要在网上报名前，公布本校的自主招生面谈方案，包括面谈流程、方式、具体时间，还有面谈考察的主要内容、评价指标和录取标准。
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依然会明里暗里，将竞赛成绩作为学生资质的考评指标。一些公办名校会采取“点招”的方式（一种非透明的招生方式），从合作的培训机构中提前挑选竞赛成绩优异的学生。学业成绩、特长荣誉、竞赛获奖等“硬指标”，也依然是学生获得民办学校自主招生资格的敲门砖。
12月11日，教育部印发《标准》，再一次重申杯赛与升学脱钩的规定，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依据”。
康小明认为，竞赛热现象能否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取决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化水平，“义务教育发展越均衡，对竞赛热的缓解越有效”。除此之外，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中学的人才选拔观念也被其视作两大影响因素。“由于中国的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国务院领导，省级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能否让政策有效落地，还取决于政策出台后的执行力度。另外，如果中学具备了科学的学生选拔观念，就不会将竞赛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重要乃至唯一依据。”康小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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