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冬，三个旅人，心中不可战胜的夏天
汪天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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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6
汪天艾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马德里的酷暑艳阳下，被誉为当代西语文学最畅销作家的伊莎贝尔·阿连德发布了她的新书《冬季以远》。这一次，七十五岁的阿连德用她标志性的绚烂热情写作了一本冬天之书，关于一对上了年纪的知识男女如何破开岁月的冰壳拥抱对方的心，关于一个危地马拉逃难女孩如何化开冻住自己声带的苦难重新生活。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故事不过是在纽约寒冬里的几天，一点悬疑带着一点爱情，经由主人公的回忆引出的故事则覆盖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与更多的人物。
假如在冬夜，三个旅人
理查德是纽约大学拉美政治研究系的教授，主攻巴西政治，独居，家里有四只猫，为了方便起见，分别喊作葡萄牙语的“一”“二”“三”“四”。理查德是素食主义者，不喝酒；早睡早起；每天有固定菜单，每周有固定时间采购。追求最安稳，最一成不变的生活。
露西娅是理查德的同行，智利人，研究智利军政府独裁期间被迫害及消失的人。数年前，她的癌症诊断和治疗断结了她二十年无爱的婚姻。身体基本复原之后，她决意接受理查德的邀请前往纽约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期待地理位置的迁移可以为自己的生命打开新的转机。她拥有感染力极强的笑容，热烈而充满幻想，对冒险旅程总是兴致勃勃。
理查德和露西娅自早年一起开研讨会时就成为旧相识，如今既是同事也是邻居，但是两人的性格如同地级的两端，若是换了更年轻一点的时候，理查德有时想，也许情况会不同，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力量去靠近一个如此不同的人，几乎算得上是没有勇气去经受生活可能因此发生的改变。于是直到小说的开端这个一百五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季，露西娅在理查德楼下住到第四个月，两人的交集也仅限于颇有距离感的寒暄与专业上的交流。然而，生活的一成不变恐怕不是人为可求的，改变的降临有时看似出于偶然，却隐含着无可避免的必然性，看似不相关的初始也可能通向意料之外的结局。
最先出现的意外是大雪封路的第二天清晨，猫咪“三”号误食放在厨房柜子里的解冻剂，中毒严重，生命垂危。理查德开车送猫咪去医院回程的路上心烦意乱与前车发生了轻微的追尾。他将名片留给前车车主去联系保险公司，却不曾想在当天晚上，见到下午事故中开车的年轻女孩惊恐地站在他家门口。就这样，纽约风雪暴的周五夜晚，艾芙伦像一只没头没脑的小动物，颤抖着闯进了理查德和露西娅的生活。
艾芙伦是个身量很小的危地马拉女孩，眼睛清清亮亮，只是似乎有语言障碍说话结结巴巴。理查德的半吊子西班牙语实在无法与她交流，于是打电话求助露西娅。三人蜷缩在客厅的壁炉前面半个晚上，露西娅才终于问出原委：艾芙伦下午开的那辆车属于她做保姆的那家的男主人，她是为了去药店给主人家中患脑瘫的病儿买尿布偷开了这辆车，而就在撞车之前，她刚刚发现车子的后备箱里有一具女人的尸体。她不敢回家面对暴戾的男主人，又被尸体吓得不轻，在冰天雪地里兜转了半个晚上之后，最终照着名片上的地址叩响了理查德家的门。
如果不是露西娅在场，一向只求安稳最怕冒险的理查德恐怕立刻就会报警，然而艾芙伦是没有证件的非法移民，露西娅因而阻止了急于摆脱麻烦的理查德，转而提出将车子和尸体秘密转移到荒郊野岭的山地当中，好让警察随后发现尸体时不会牵扯到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一场冰天雪地里的意外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尸体的秘密贯穿全书直到最后才揭晓真相，然而阿连德真正想讲的却不是这场路途本身，而是胆战心惊的三人在突如其来共处的几个冬夜里，为了抵御寒冷互相讲述的人生故事，是他们曾经独自经历的冬天。窗外的风雪呼啸渐渐融入背景的嗡鸣，我们跟着理查德去了巴西的海滩，跟着露西娅去了军政独裁前的智利，跟着艾芙伦回到了她出生长大的危地马拉小村庄，拉丁美洲二十世纪下半叶血迹斑斑的历史在这些平常人物的命运中以前所未有的清晰模样投影在读者面前。
不可战胜的夏天
《冬季以远》关于死亡的叙述几乎是压迫性的，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艾芙伦和露西娅各自面对死亡的故事有时显得如此魔幻，充满拉美那片大地上独有的气质，有时又如此真实，因为那段历史之迫近令人无法质疑它们的存在。
艾芙伦的母亲就像许许多多危地马拉人一样偷渡去美国谋生，寄钱回家给家中老人，好让他们养活自己的孩子。这些自幼缺少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大多很难接受完整的教育，不少在长大的过程中误入歧途。艾芙伦刚刚成年的大哥就在这样的荒诞中成为牺牲品，因为帮派斗争被残忍杀害，尸体挂在村头的桥上。然而悲剧并没有结束，报复还在继续，不久之后，艾芙伦和二哥也在家中遭到报复，饱受凌虐生命垂危的艾芙伦眼睁睁看着暴徒杀死了她仅剩的兄长。
在医院醒来之后，艾芙伦就彻底失去了言语的能力，她张开嘴却无法发声。艾芙伦在药方作用下在术师的帐篷里做了一个绵长的梦。她看见自己被剧烈的色彩包围，向日葵的黄，曜岩的黑，翡翠的绿。远方隐约传来玛雅文的吟诵声，仿佛一首摇篮曲，渐渐地，她平静下来，鼓起勇气抬起眼睛，看见大哥不再被挂在桥头，而是站在那里，毫发未损，在他旁边站着同样完好无缺的二哥，他们喊着她的名字，做着模糊的告别手势。
她远远地送去一个吻，两个哥哥笑了，回转身去，渐行渐远，消失在紫红色的天际。几个小时之后，艾芙伦醒来，她看见外祖母坐在身边，术师问她：“孩子，给我讲讲你看见了什么。”受伤以来，艾芙伦第一次发出声音，尽管只是破碎的单词，“哥哥”，“豹子”。
露西娅的哥哥恩里克是智利军政独裁期间成千上万“死不见尸”的失踪者的代表，她的母亲莱娜花了半生的时间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有一天，军人上门通知她去为她的儿子收尸，但是不让她打开已经钉死的棺材。抬回棺材后莱娜偷偷撬开棺材才发现死者并非恩里克，而是一个陌生的小伙子，这只是无数档案错乱造成的乌龙事件之一。然而此时也只能先把“恩里克”葬入自家墓地，下葬前，她拍下了死者的照片，以期将来找到真正的家人再将他的尸骨移还。此后的岁月里，始终没有人认出这位无名的死者是谁，他也就一直躺在莱娜家的墓地里，紧挨着她的丈夫。慢慢地，他真的变得好像莱娜的家人，这位母亲会常常带着花去看他，和他说话。她依旧为她始终不曾找到的儿子恩里克祈祷，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露西娅是这样对艾芙伦说起母亲的死的：“在找了恩里克35年之后，她在2008年决定开始与这个世界告别。”露西娅觉得她的死并非因为疾病或衰老，更多是因为疲倦。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告别，莱娜想要慢慢减少进食最后衰弱致死，她觉得这是最自然的方式，让她可以保留尊严到最后。在缓慢的衰败中，她与露西娅谈起恩里克。露西娅问她：“哥哥今年应该已经57岁了，不知道他现在会是个什么样的人？”莱娜回答道：“他还是二十二岁，露西娅，他还是那么理想主义，那么热情澎湃。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他们杀了他。他还是那么年轻，人死了以后就不会再变老了。”
与两位女主人公不同，理查德需要接受的不仅是死亡，更是愧疚与自己的无能。几十年来他都无法原谅因为自己的疏忽与酗酒造成妻子和孩子的离世，因而变得几乎自虐式的小心翼翼。他的心或许是三个人中间冰冻在死亡之冬里最久的，直到整个意外之旅即将终结的时候，才有了松动的痕迹。年岁渐长带来的诸多不可避免中，接受死亡总是一件难以攻克的难题，它甚至很难在积累中学习，每一次都没有比上一次更容易面对。这样的失去像是突然之间开始的，同龄人开始失去长辈亲人，先是祖父母辈，渐渐到了父母辈，间或还有同辈人的意外。回想起来，好像每一次面对都毫无长进，还是同样的手足无措。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无措使然，《冬季以远》里关于死亡的讲述才会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书中的主人公都曾经历改变自己人生的死亡，唯有以某种方式接受，才能继续向前。“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这句话是阿连德创作整部小说的灵感，而书中讲出它的人是露西娅。这本小说其实是三个身处隆冬的人，寻找各自心中那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的故事。最终，我们会发现，内心的夏天之所以变得不可战胜，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比往日更加强大，恰恰相反，内心的不可战胜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自己的脆弱无力，接受了自己的无可作为，接受了失去与断裂才是生命不变的法则，像穆旦先生诗中所说，“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他们放低自己在生命中的位置，却因此找到了与过往和解的方式，在最冷的冬天得以幸存。这种接受并非消极或颓唐的，而是一种认识、原谅和接受自我的过程。生命所有不可预知的际遇，反而只有放下与交托的姿态可以生出最坚韧的力量。《冬季以远》完结的地方，冬季已远，盛夏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