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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心理创伤:看不见的代价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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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危机的心理创伤:看不见的代价

  徐瑾

  “你知道经历过大萧条的多数人过了多久才会去重新借贷吗?”

  在东京的时候,一位以研究日本失去二十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问我,不等我回答,他叹了口气自己回答说:“从不。”如果我们认可经济周期中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凯恩斯所谓动物精神在驱赶着人们的集体行为,大萧条究竟对于人类集体记忆造成了什么影响,值得仔细探究。

  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通俗名著《光荣与梦想》中,开篇就从1932年那个令人绝望到山穷水尽的夏天说起;当时人民身受其害,却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只好笼统地归罪于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势”。

  “时势”究竟是什么?今天,经济学家对大萧条成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根据不同立场分为不同阵营。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以研究大萧条起家,他的名言就是“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可直到今天,这圣杯仍待搜寻。尤其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结论再次反转。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大萧条危机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货币主义巨擘弗里德等人认为,美国大萧条的关键因素在于“货币供应量”,一旦信贷紧缩,而美联储又紧缩银根,那么就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崩溃”,使得一次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实体经济的大萧条。

  比货币主义者激进一步的理念来自奥地利学派,其对大萧条主要观点尤其以穆瑞·罗斯巴德不断重印的《美国大萧条》为人所知,罗斯巴德将大萧条根源归结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由放任主义”,政府显性或者隐性干预之下长期的信贷扩张埋下了危机种子,而危机爆发之后“政府的过度干预政策使得危机长时间延续”;如果政府减少干预,市场会自动完成恢复过程。

  我也一直关注跟踪大萧条研究,拙著《印钞者》等著作中也从中央银行应对金融危机角度分析了大萧条的成因以及处理。近年以来,对大萧条的研究越来越集中在中央银行的角色与作用上。目前共识之一,大萧条的最大症结之一,在于中央银行受到金本位的束缚,没有及时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而后面的事实也证明一个规律,哪一个国家越早摆脱金本位,哪一个国家就越早脱离萧条。

  不过,即使我以为已经足够了解大萧条的解释和理论,读到《艰难时代》这样的大萧条口述史时依然感到有意外触动,尤其一代人心理创伤如何影响信贷以及经济恢复的部分,值得深思。

  赫曼·萨姆林(Herman Shumlin)是戏剧导演兼制作人,著名的《大饭店》(Grand Hotel)是他的代表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当导演,一下子就获得了极大成功,在当时一个星期就赚了七千美元。和他个人的上升成功对比的是,当时整个国家都在开始走下坡路,他在《艰难时代》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百老汇的街道变得灰扑扑的,商店关门,店铺沦为卖便宜食品的地方,商店破产,被改造成带自动机器的小小游戏室。”

  与此同时,大家往往假装一切照旧,“百老汇每天晚上还是很热闹,到处都是人,跟以前一样。不过也有变化——人们的衣服没以前光鲜了。闲逛的人多了,不是去某个地方,而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还有那些排着长队沉默不语的男人,他们领完咖啡和甜甜圈就走了。”赫曼·萨姆林一直都留意到人们遗忘的本领,甚至断言痛苦的记忆总是特别容易消失,“我很好奇心理创伤是不是真的会显出来。我认识许多挨过大萧条的人,我的同龄人。我很好奇他们是否记得自己曾经受过的苦,经历的那些愤怒和耻辱。”

  事实上,这些创伤即使在表面上愈合,在内心深处却会继续存在,正如有人在《艰难时代》中的回答,“我并不觉得大萧条是什么可贵的经历。幸存下来的人们依然活在它的阴影里——那段艰难的日子留下的阴影。”

  大萧条带来的心理伤痛,其实从来没有远去,对社会也起到反作用。有“三十年代的遗迹”的民权分子在《艰难时代》中表示,大萧条使人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大部分人认为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不但要赚够自己那份,还要为孩子攒钱。其他事都不重要。绝不让活生生的恐惧再次降临到你身上……而极少一部分人认识到是整个体制烂透了,必须改变它。年轻人也参与进来,他们也想改变它。但是他们似乎都不知道拿什么来替代它。”

  这种集体失望之下,谋求更大改变体制的思潮并没有褪去,如今特朗普上台以及英国脱欧等情况,再次昭示了革命的可能场景。大萧条从来没有远离我们,正如一位台湾媒体人所言,人类曾经积极拥抱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大树”出现了枯萎,如今树不在了,年轻人怎么办?或许重新审视这棵树的时刻到了,回顾大萧条恰是值得的努力之一。

  (作者为东京大学访问学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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