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先觉者之梦
尹敏志
822
2017-05-29
尹敏志
贵州遵义人黎庶昌，在晚清绝无仅有地出任过两届驻日大臣。第一届从1881年至1884年，第二届从1887年到1991年，中间因为母丧丁忧回国，由徐承祖代替。在任期间，黎大使最重要的政绩，一是与杨守敬合作搜罗日藏汉籍，刊成著名的《古逸丛书》，二是就琉球归属问题与日方展开艰苦交涉。前后在日本待了六年的黎氏，深谙岛国之可畏，在一封拍回国的电报中，他近乎预言地写道：“蜂虿有毒，未可以其小而忽之。”
话虽如此，表面的友好工作还是必不可少。每年春、秋两季，黎庶昌会在东京精养轩等高档酒楼办诗会，邀请日本、朝鲜友好人士出席，三国俊彦饮酒赏花，吟诗唱和。
无论是刊刻汉籍，还是办汉诗酒会，既是黎庶昌“文化统战”的形式，也暗含政治诉求：中、日、朝同文同种，在西方的共同压迫下，更应唇齿相依，如果用1898年前后《善领协会主旨》第一稿的话说，就是“三国同心戮力，当平世文物相资，有事缓急相济，则虽泰西列强，孰敢侮之。”不过试看今日之东亚，处处剑戟，几乎是世界火药桶，再回头看这句话，让人觉得无比反讽。
黎庶昌自己，以及经常出席酒会的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中村正直、三岛毅等日本人，据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的研究，都属于明治时期热心的亚洲主义者。与明显带有对外扩张性质“泛亚洲主义”不同，“亚洲主义”主张东亚各国精诚合作，学习欧洲的同时对抗欧洲，这种合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必须以亚洲内部的平等关系为前提。这是亚洲主义的起点。”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亚洲主义却随着政局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异，直至中日战争期间，完全沦为推行日本化的殖民主义团体。
为了梳理这一变化，狭间直树将日本的亚洲主义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分别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1928年山东事变为界，三个阶段的特点是：“早期的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对等；中期变为在列强协调的框架下；晚期则是将日本推向顶峰，一味地追求日本的利益。”乍看之下，这种分法没有将甲午战争作为分解点，着实令人费解，作者自己也预感到了读者会有这一疑问，特地解释道，由于东亚文明史特殊的一面，“亚洲主义的变迁，与其他诸事象多少有时间上的错位。”
产生这种“时间错位”原因，就是甲午战争所影响的，主要是两国普通民众间的观感。尤其是日本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清国一举由敬畏转为鄙夷，这从歌谣、浮世绘、报刊等各种社会史史料中都可窥知。但亚洲主义从来就不是属于普罗大众的思潮，它的主要参与者，是两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商人。就这一阶层来看，两国在甲午之后的关系，毋宁说是变得更亲密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日本，与日方高层来往密切，便是最好例证。
追本溯源的话，日本最早的亚洲主义团体是振亚会，创始人是从小学汉学、后又习洋学的米泽藩人曾根俊虎，这种横跨新旧，和、汉、洋夹杂的知识背景，在早期亚洲主义者中非常普遍。曾根的本业是日本海军军官，并以浪人的身份介入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介绍宫崎滔天和陈少白、孙中山认识。
但振亚会并不存在实体机构，基本上就靠曾根一人孤军奋战。1880年2月，在其基础上成立的兴亚会，才开始有了章程、规则和组织，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当年3月份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出席人员中已经包括明治初期两位大儒、后来先后任教东京帝国大学的中村正直与重野安绎。狭间此书行文过于清简，以下对这两位文化界名流稍作介绍。
1832年，中村正直出生于江户的一个下级武士之家，十七岁时入德川幕府所办的昌平黉学习朱子学，因为成绩优异，三十岁时升任该黉“御儒者”。1866年，幕府选拔了十二名官家子弟赴英国留学，中村也随行任副监督。在目睹“楼阁宏丽”、“财货充填”、“车马殷辚”的英国社会后，他受到强烈刺激，但却因为年龄太大被伦敦大学拒之门外，只好自己买书，闭门苦学英文。回国后，他先后翻译了《西国立志编》（Self-Help）和《自由之理》（OnLiberty），后者比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早了整整三十多年，两书出版后，均畅销一时。
作为最早出洋的一批人，中村却强烈反对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论，提出“汉学不可偏废说”，并以自己举例，指出“有汉学基础者进而习洋学，有非常明显的效力。”而且中村的政治立场亲中，黎庶昌任满回国前夕，他还扶病作千字长诗《奉送黎公使一百韵》，其中有“六经做根柢，西艺是分支。体用欲兼备，东西岂两崎”的句子。
中村在昌平黉的同学重野安绎，则是日本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他因为率先用实证主义方法编纂《大日本编年史》，而被水户学派的皇国史观学者赠以“抹杀博士”的诨名，讽刺他竟敢否认《太平记》中儿岛高德的存在。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建立史学科时，他与星野恒、久野邦武一起受聘为教授，一生育人无数。重野与王韬等中国学者来往密切，所著《日本维新史》更是在中国长销不衰。
在兴亚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副会长渡边洪基认为，共同的语言是团结东亚的前提，故当务之急就是创办“支那语学校”，并在各地加以普及。对此重野不但表示认同，还提出学习汉语必须“正则”，即从字音而不是从字意开始学起。狭间感叹道：“这与后来日本对亚洲诸国语言不正确的轻蔑，以及日本强调自身优越的历史有太大的反差。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在于邻国接触方面有着正确的感知。”
但稍加浏览兴亚会的名单，就会发现的精英主义色彩过于明显，其主张虽然持中，但总有几分曲高和寡，远不如西化派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那么简洁明快。在明治维新初期，魏源的《海国图志》、合信（BenjaminHobson）的《博物新编》、《全体新论》等书被翻译为日文后，确实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但进入十九世纪末期，学习中文对于解决日本最迫切的文明开化方面，本已没有多大帮助，遑论中文本身的难度。除了少数狂热爱好者，日本普通读书人，又何暇顾及中文？
更为隐患的是，正如访日归来的上海报人王韬在《兴亚会宜杜其弊论》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该会“其志甚大，其名甚美”，但它却回避中日关系中最为棘手的琉球问题：“今日本无端而构衅台湾，蓄谋而翦灭琉球，则其所为睦邻者，概可知矣”，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其谁信之”！王韬敏锐地捕捉了日本亚洲主义内部“睦邻”和“侵邻”的二重性，对此《兴亚会报告》理屈词穷，只能泛泛地反驳他“杞人之忧”、“不待赘辩”而已。
在上一本书《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中，狭间定义“东亚”为“曾经是一个同把中华文明的精萃汉字和他的书面语文言文作为主要传播和记录工具的地域。”但这种秩序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趋于崩解，15世纪朝鲜李朝世宗创造“谚文”（1970年代彻底取代汉字），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兴起，皆是其征兆。而亚洲主义团体早期的活动，更像是曾根、中村、重野、渡边这些从小浸淫汉学的过渡时期人物，为恢复汉字文化圈荣光的最后尝试。
在1882年12月的委员会议上，兴亚会又改名为亚细亚协会，重视中文的色彩更加强烈，会刊《亚细亚协会报告》也几乎成为中文杂志。1883年吾妻兵治、冈本监辅、草间时福担任编辑时，将会刊恢复为和汉双语。甲午战争后，亚细亚协会迎来其最高潮，不仅发展出了上海组织，吸收了郑观应、郑孝胥、文廷式、张謇、汪康年等中国士大夫入会，其中最狂热者，甚至有“中日合邦”这样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败者对胜者并不是卧薪尝胆、寻求复仇，而是与胜利者一起谋求改革富强，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与此同时，其他的亚洲主义团体东邦协会、东亚同文会也纷纷兴起，活动区域渐渐从日本转移至中国大陆。亚洲主义运动在“走出国门”的同时，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东邦协会中的陆羯南、三宅雪岭、杉浦重刚等人，原本都是围绕在《日本人》杂志周围著名的国粹主义者，他们入会的动机，实在令人怀疑。
在甲午战争后二十世纪初，中日间“师”、“友”的传统关系彻底颠倒，以日本为媒介，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风潮波及全中国，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日本，日语一举成为强势语言，兴亚会创办的汉语学校则日渐式微，反而是以翻译日文书为目的的善领协会、善领译书馆应运而生。
文书中《善领协会主旨》一文，前后经过了十次修改，字斟句酌，狭间认为它显示协会“完全没有将日本的优越性与侵略性国权意识相关联，也没有对其他国家任何的歧视痕迹。”但他同时又承认，除了该文书外，至今对于善邻协会“除了日期之外没有任何线索，所以无法了解其本质”，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其实就在文书中收录的招股章程里，就有通过译书可以“得彼国朝野之信任”，“使其抱有日本为先进国师邦之观念。我实业者紧随其后，必得其信任与敬爱，交易中无疑有巨大便宜”的句子，优越感早已呼之欲出。
在写完善邻译书馆后，狭间此书在1900年前后戛然而止，并没有写到后来惊心动魄的济南事变，也没有在终章对亚洲主义做出整体性的评价，这多少令人遗憾。在解释选题动机时，作者描述了自己某天读到1933年版《东亚先觉志士记传》时，书中“完全无视周边民族的自命不凡”带给他的震撼。其实“先觉”一词，最早来自于《孟子》“天之生此民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也。”这种“先觉”之感是双刃剑，一方面会带来帮助落后者的激情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有不容他们质疑的强势甚至专断。
对于这一点，时人中看得最清楚的还要数梁启超。在1899年发表在于《清议报》的一篇评论中，他表示平生最不喜欢欧洲人、日本人把“保全支那”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因为中国如果要依靠别人才能保全的话，最终必然不能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谓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谓放弃自由。”岂止国与国之间日此，政府与民众间，人与人之间，不亦如是？东亚先觉者之梦，一做就是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