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天京
贼杀贼 王杀王
刘晨
1856年9月初“天京事变”发生后，“江西贼杀贼，南京王杀王”的说法就在民间出现，连太平军内部私下也流传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之类的打油诗。对极端依赖上帝信仰维系国运军心的太平天国来说，中下层军民精神上的迷茫，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而事变发生不久，太平军中也出现了中高级官员自立旗号之事。尚书段立刚曾奉杨秀清军令赴上江（因长江从安徽流入江苏，故旧称安徽为上江，江苏为下江）一带招兵。杨秀清被杀后，段在安庆以北的桐城孙家坂小街聚众集盟，自号“代天都招讨大将军”，准备起事，后被李鼎新为首的地方团练扑灭。还有部分太平军丧失信心，如扬州南郊瓜洲镇等地士兵即出城投降。太平天国五虎大将之一的右军主将韦俊（北王韦昌辉之弟）叛降清方，更是人心离散、信念不坚的标志。
“彼此猜忌，势不相下”
太平天国上下精神信念的蜕变，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853年3月定都天京以来，太平天国高层领导者自以为“残妖殆尽”，享乐奢靡之风开始泛滥，其控制范围内的各地官场风气更加恶化。官居忠殿左同检的熊万荃，光顾浙江嘉兴新塍镇妓船，事后“赏优伶一百元，又为妓女品兰赎身从良费五百元，共用千元”，真是一掷千金。为给忠王李秀成祝寿，常熟守将钱桂仁搜刮民间金器，打造金凤凰一对送给李。听王陈炳文以“王娘”生日为借口，向各地勒索摊派，嘉兴王店仅同治元年（1862年）就“派三千金”。中下级官员纷纷借机搜刮，乌镇的一个魏姓小官因“无日不打先锋”，被当地百姓叫做“魏倒担”。
1864年春夏之交天京陷落前夕，城内陷入粮荒，洪秀全以“甜露”（野草团）为食终致病死。但湘军破城后，却意外地在各王府搜出大量粮食，曾国藩的机密幕僚赵烈文大为不解，向被俘的李秀成询问，李喟然叹曰：“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李秀成在自述中总结太平天国灭亡的“天朝十误”，半数以上都是“人心不齐”的表现。
太平天国后期权力结构的紊乱，同样是精神信念蜕变的恶果。“天京事变”后，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天父、天兄的神话体系破灭，洪秀全乾纲独断。为弥补权力空白，他竭力修修补补，形成一套错综复杂的一元权力结构，天王以下，分为两大派系：一是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林绍璋为首的中央亲贵，一是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
表面上洪秀全可直接或通过亲手提拔起的中央权贵向地方实力将领下达王命，操纵政权机器。用李秀成的话就是，洪秀全“一重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其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但中枢决策系统与地方执行系统之间貌合神离，政令出了天京能走多远，却很成疑问。
太平天国内部的乱象，敌方早已探闻。同治元年九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奏称：
“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相投合，余则彼此猜忌，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
上行下效 内斗成风
为了满足太平天国高层贵族们的贪欲，太平军各地方势力之间互相倾轧，内讧之风愈演愈烈。仅1862年一年内就有十数起规模较大的内斗。
那年二月，驻守浙江的屿城太平军与海宁太平军争夺澉浦、角里堰等处“馆卡”，互相火并，海宁守将蔡元隆亲率大队人马至花溪动员。同月，归王邓光明与保王童容海所部太平军在杭州为争夺珍宝财物，互相攻伐，焚掠数日。济天安（天国官名，下同）黄和镇与乾天义李恺运为争夺无锡地盘发生冲突，后来无锡又被人称“潮地白”的潮王黄子隆抢占。号称“黄老虎”的堵王黄文金割据湖州，与慕王谭绍光火拼，黄文金不敌，只得同意“所有湖州的钱粮都要归他”。驻守长兴的襄王刘官芳与夹浦天将争夺长兴地盘，双方争执不下，均出榜安民，最终妥协，划地而治。
同治元年春，侍王李世贤调派据守义乌的原天地会首领崇天安陈荣所部赴援衢州、龙游。陈本是广东人，不听李世贤号令，聚集粤籍兵众，打出“花旗”，伺机反咬一口。为此陈荣“屡受督责”，两军自相内斗。同年五月，侍王之侄李仁寿自处州败退永康三十里坑驻扎，派游骑抄掠义乌四乡。陈荣联络二十八都朱凤毛等民团，“与永康贼相持四十余日”，李仁寿所部“屡受创，几不能军”，唯有败走。几个月后，陈荣所部也被当地民团击溃，被迫放弃义乌县城，转投驻扎在严州的原天地会首领谭富。
再如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为躲避杨辅清、杨宜清兄弟的寻衅，时任太平天国右军主将的韦俊率军由池州渡江，意欲投靠李秀成而另寻地盘。结果为陈玉成所不容，双方发生冲突，李秀成部支持韦俊，与陈玉成部械斗，“杀毙数千人”,韦俊最终决意降清.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英王陈玉成专程由天京赴苏州，与忠王李秀成会谈苏南地盘划分问题。陈玉成因在“江南无立足之地”，“意欲提兵赴浙江上游一带”，与李秀成发生争执，迫使干王洪仁玕前往苏州调停二人之误会。最终陈玉成只在苏南获得了唯一据点丹阳，派其叔父然王陈时永驻守。
到了天京陷落后将近一年，即1865年初夏，侍王李世贤所部与清军战于福建西南部的永定，全军数万人溃败，负伤的李世贤与仅余的十数名部下策马过河逃走，生死未卜。康王汪海洋以“不救侍王”之罪，借机杀死李世贤战将李元茂。六月二十八日，死里逃生的李世贤前往镇平投奔汪海洋，汪恐李夺其权，于七月初三日夜将世贤杀死，并杀其旧党五人，故意声称对方“已降官军，图为内应”。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作战时中弹身亡，传闻死于李世贤心腹的报复仇杀。仅一个月后，太平军余部谭体元所部亦败，南方太平军宣告覆灭。
“民心向背，国之兴亡”
以上所列举的，仅是太平天国后期地方权力斗争中见诸史册之较显著者，至于地方各太平军部队之间攻夺“馆卡”的大小事件则数不胜数。一方面，大多数地方将领只在乎守住自己那点地盘，坐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灭而不顾，“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对中央调派援京的指令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忙于享乐和内争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全然不记得起兵伊始对百姓的承诺。
正如美国学者蒲乐安所言：
“叛乱者定都南京后，由于在常年战争条件下协作进行社会运动埋下的隐患，叛乱领导人之间的分裂削弱了叛乱者实现其革命目标的努力，这些目标包括平均分配土地和废除官方把持、维护统治的中国传统经典。”
与传统革命史叙述中太平军所到之处民众群起响应的场景不同，太平天国中后期，为满足太平军高层迅速膨胀的物欲，社会大同的理想蓝图被无休止的“打先锋”“征贡赋”取而代之，导致太平天国控制地区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抗粮、抗税、抗捐、抗贡、抗租的社会反抗，成为普遍现象。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观察到了太平天国“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的现象。金华文人方芬在《书诗志恨六十首》中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因广西籍太平军和广东籍太平军（前身是天地会部队）在浙江金华自相攻杀而殃及无辜百姓的凄惨场景：
“雀鼠争雄未肯降，五花旗帜舞猖狂。频驱士女充军数，尽废田园作战场。两广锋交黄石岭，八方火起白沙庄。村墟寥落成乌有，一望无垠百里长。”
民间甚至针对据守太平军和过境太平军内斗一事，分别称之为“卡贼”“野贼”或“野长毛”。可以说，太平天国后期日益失去民心，注定了它最终陨落的命运。昔日“天国”缔造者如今却为掘墓人，正所谓“民心向背，国之兴亡”。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太平天国史。著有《萧朝贵研究》《咸同兵燹与徽州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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