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悲怆
李冬君
796
2016-11-21
李冬君
国难要自治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衣冠南渡，从两晋到两宋，相隔了数百年。
这两次，都是由异族入侵而导致的国难式移民，国难中也有新的生机。两次移民潮，都选中了一个地方，那地方叫做“瓯”或“金瓯”，是瓯江的出海口，宛如向着东海伸出的一只饭碗。本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瓯民却山海通吃，硬是吃出个山海经来，吃就了个金饭碗，移民到了这里，还有得吃，多半也就留下了，把个金饭碗越吃越大，吃成了国标。
这瓯里，有个连山通海处，名曰“永嘉”，那是用西晋年号做的地名。永嘉年间，“八王之乱”招来“五胡乱华”，使得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他们把年号也带来了，找个落脚处就叫做“永嘉”，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很有那么点“勿忘国耻”的意思。
作为移民绿洲，永嘉三面环山，一江入海，长驱者难入，进退者有据。
从南朝到南宋，移民多是家族式的，少有个体化隐士，能够披荆斩棘南渡来到永嘉的，一定是体魄健壮、精神丰硕的优秀宗族；而宋以后能够跋山涉水避乱至此的，也一定是有见识和自治能力的优秀家族。他们要在这里建设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式乡村自治社会，开发耕读的江山。
宗族自治，要以富庶的山川托底。永嘉山水，遗世独立，山高水长，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又有舟楫之利，是个殷实的盆地，足以支撑士人携带家族追求诗意山水间的耕读生活。
楠溪隐蔽，盘踞山海，为移民提供了开阔的精神领地与生活空间，而精英移民，则使永嘉没有走向落草为寇的绿林，也没有去建造封闭的围屋土楼，而是成就了士人精神的家园。再好的水土也要有人来住，再好的风物也要有人来用，这才成为“财富”。当然，还要来住和用的人们，有那么一份见识，懂得什么叫做“富庶”。
这份见识，始于东晋南迁，那时，落户在永嘉的大族，首推谢氏。当年，谢灵运进山搞开发，开创山水诗派，被时人目为“山贼”，告以“站在山头写反诗”，几经辗转而被处死。原以为，诗人死于诗，其命已值，没想到还有子孙跟来，不是愚公移山，而是家族移民，将诗人的理想坐实。
谢氏后裔，没算过是几世孙，他们始终恪守先祖的隐居意愿，建设自己的家园。如今在永嘉楠溪江的东皋溪旁的鹤垟村，谢家依然族居在这一方向阳坡地上，背靠兰台山若“锦屏叠翠”，挡住了凛冽的北风，前有溪水环绕湾过，所谓三面环水的“金腰带”水系，似双臂张开拥抱着温暖朝南的坡地。多亏东晋时代的筚路蓝缕，作为为永嘉丰厚的积淀，为南宋的再度南迁，奠定了隐逸自治的格局。
祖宗立宪制
移民兴起，多在王朝交替时，或于异族入侵之际。
王朝的本质，决定了它只管争权夺利，国难当头，人民只能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叫做“自治”，本来，这是最自然的政治，可在专制制度下，多半要乱世，才能自治。自治要有法——宗法；有组织——宗族，聚族而居，便是最然形式。
南宋时，永嘉一地，这种聚族而居的移民村落，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分布在楠溪江流域。永嘉县治则如折扇之柄，锁定在楠溪江涌入瓯江的出口处，它是中央集权辖下的行政单元。县治从简，有知县一人，属下则有管刑名、钱粮、教化各一人，小政府搞大一统，根本就统不过来。
县以下，王权有所不及，乡村就得依靠宗族自治，这是传统社会。不像现在，每个县里都有五套班子，以大政府来搞大一统，还真那么点意思，政府包办一切，不留自治余地。
乡村宗族自治，首先，于村落内部建筑礼制格局，回到自然里，礼制亦为一自治的样式，不光是作为血缘——经济共同体聚族而居的自治样式，更是具有桃花源气质的自治样式。
春秋时期的礼乐文明原本就有这样式，而礼制偏于政治挂帅，将它忽视。
人在山川，礼乐重现，礼为自治，乐为桃花源，始迁祖们的初衷，本就为桃花源而来，因此，建筑的礼制语言，反映出来，便不再在乎等级秩序，而是更为关注建筑布局中的天人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中的人的福祉，更加关注个人在作为公共空间的建筑格局中如何作为公共人自立和自律。
公共建筑通常都是公共意志的集中反映，它们最能体现始迁祖的自治精神。
一般进村正门，便是主干道，道两旁有宗祠、戏台、亭廊、书院、私塾等，形成公共空间，民居里，也有公共设施，永嘉至今仍然保留完好的南宋古村落之一的芙蓉村，有“七星八斗”布局，“星”，指道路交汇处的方形平台；“斗”，是水渠交汇处的方形水池，“星筑台”，“斗凿池”，日用中，“斗”可用来防火，调节小气候，战时，“星”可用来作指挥台，“斗”能贮水以防火攻。
礼制建筑的核心是宗祠，一进村，便能感受到祖先的关注。宗祠里供奉的，是本村始迁祖及历代祖宗牌位，敬祖叙伦是本宗自治的纲领。宗祠中央，供奉历代先祖遗像，牌位越多，越表明本族兴旺。祭祖的日子，是全村最盛大的节日，族人长幼有序，聚集宗祠，杀牛宰羊，献祭祖先。
借了祭祖的光，宗祠里，面对祖宗牌位的戏台，也要张灯结彩，活跃起来。
祖先的权威，体现在礼制里，表现为祭祀，可礼治精神的确立，还要有戏，戏台上的开场锣鼓，那不光是在天之灵于庄严肃穆之后的欢乐颂，更在活人的心头播下人文教化的种子。
祖先就这样，在他们的心头一次又一次复活了，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祖先的在天之灵，祖先庇佑子孙，也监管子孙，现实中所有的矛盾，都要以礼来仲裁，到宗祠去议，上戏台去说。
宗祠有如议院，祠堂就像大会堂，那些族长、家长们好似议员，有事都来这里协商，在祖先的监督下，他们达成协议，形成决议，面对祖先的牌位，他们谁敢说“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就是礼治。凡治必有法，礼治的宪法就是族谱，族谱如同《春秋》，是祖先为后世立法，就如同汉朝人以《春秋》断狱，以孔子为汉家立法。或问，礼治与法治有何区别？有，礼治是法治的自发状态，法治是礼治的制度安排，从礼治向法治转化要靠制度。而宗族自治，就是给自己一族立宪。
立宪，不光是政府的事，更是自己的事，通往立宪之路就在脚下，要从自己开始。宗族自治，以《族谱》为根本法，还立了契约式《族范》和《乡约》，使自治有法可依，有礼可据，在永嘉有一份儿《珍川朱氏宗谱》以及《珍川朱氏合族副谱》，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族范》之“掌教名数”数条：
族长：乃一族之统领，必先正己而后正人，务秉至公以御群子弟……必使上和下睦，同敦雍厚之风。族正：设学行兼优四人为族正，以匡族长之不逮也。凡族内，先当咨于族正，然后白于族长之前，为之分辨曲直，析正是非，庶有统属而无紊乱，抑亦正风俗而免事端矣。主籍：择公直子弟二人为主籍，掌管善恶文簿，劝惩之法立。司学：择性行端庄、学识明达者一人主之，专一训诲弟子，讲习诗书礼义等事。司讼：推族内洞明事理二人为司讼，凡族内有讼者，凭其白族长、族正，劝谕不止乃率于官治之，毋得轻造公庭。司恤：二人，凡族人及乡里亲戚贫穷患难，丧葬嫁娶力不赡者，司恤白于族长前，劝谕族中之有力者恤之。司直：推选性刚直，遇事敢言者二人为司直，凡族长有过，从容指陈于族正前，以凭劝勉。族正有过，陈于族长前，以凭规戒。族众有过，轻则直接以屈之，重则白于族长斥之，使之改过自新而后已。司纠：推举铁面无私、不避嫌怨之七人司之，凡族人为恶不听劝谕者，司纠率至家庙，由族长重责，再不听，从官惩之。值月：举老幼各一人为值月，凡一月之内，一应大小族人所为善恶及词讼等事不报于主籍者，值月必询访而报于主籍者，值月必询访而报于各指事，各指事书于簿籍，以白于族长。
选举族长，“以齿不以爵，以齿不以尊”，以本族年长者担任，余职皆以士人担当，形成一个乡绅管理层，这一精英自治管理层的构成有三：辞官还乡者，绝意仕途者，考科举不第者。
这样的宗族自治建置，这样的精英治理结构，其合理性及效能，均优于县衙门。
桃花源战士
永嘉地势，跨山、江、海；永嘉民风，亦具备这三种气质。
真正的永嘉人，既能上山独立，又可下海自由，亦有耕读追求。
永嘉人三者并用，或以耕读入仕，或以山居自治，或以出海贸易。
因此，南宋永嘉人，同古希腊人相似，上山求独立，下海争自由。他们是会享乐的，游于金瓯，在永嘉营造“小杭州”；他们是会思想的，有土生土长的大思想家叶适，以他经邦济世的思想，影响了这一带的行动者；他们也是会行动的，不仅以耕读再造江山，更以自治造就“桃花源”。
从人文地理而言，永嘉很像雅典，山海风貌相似，人文渊薮也相似。雅典有哲学，永嘉也有永嘉禅和永嘉学派，与理学、心学鼎足而三；雅典有悲剧，永嘉亦有悲情戏，以人民话语入南戏；雅典以海权立国，为海上贸易民族，永嘉人亦以海外贸易进入大航海时代，并开启了海权意识。
以耕读言之，永嘉与雅典相似；以耕战言之，永嘉人又似斯巴达战士。
士人立山寨，不但以耕读合一重建桃花源而求理想国的样式，更以耕战合一而有保家卫国之战力。凡以自治立家国者，必以“文武之道”自卫，能以自卫保其家族者，方能救中国。
南宋末期，蒙元入侵，抗战的底线破了，小朝廷逃之夭夭，像当年高宗一样，逃到底部金瓯来了，还是落脚在那江心屿，“可怜此屿无多土，曾抵杭州与汴州”——可毕竟是金瓯呀！
不过，这一回，小朝廷没久留，因为皇帝已经投降了，元军要追来，还得逃。
文天祥从海上赶来，“独向江心挽倒流，忠臣投死入东瓯”，赶到时，小朝廷又逃走了，他“侧身天地成孤注，满目河山寄一舟”，自问“扬子江心月照谁”？浩浩长江，谁在抗战？
他自己也是死里逃生，一逃再逃，逃向瓯海一孤岛。也许是天命之岛，朝廷靠不住，那就到民间去，到人民中去，发动人民抗战！可人民又何尝靠得住？千万不要指望那些丧失了自卫能力的民众还能卫国，宋之亡，亡就亡在朝廷以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国防，更亡在剥夺了人民的自卫能力。
靠什么？靠义士。每当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就会奋起，“多难兴邦”！只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汉语提示，就点燃了我民族的自由意志，就能从无限的江山里爆发出无穷的义士。
而义士，就是来自文化江山的战士，永嘉多义士！他们是耕读之士，也是耕战之士。他们是启蒙者，要人民自己救自己；也是救亡者，要向入侵者展示我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战力。
一个民族，要能使国破而不亡，必须显示两大力量，一是文明的力量，是的，这方面我们有了文天祥，这还不够，还要有伟大的战士来显示他驾驭战争的力量，这方面，我们有了一位永嘉之子，桃花源的儿子，可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国史里本该与文天祥齐名，他的名字就叫陈虞之。
伟大的战士，都是卫国者，凡自治者必自卫，能自卫，方能成为卫国者。虽然永嘉学派的巨子叶适已经用抗金战争证明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卫国者，它虽然也曾发动过全民抗战，但他并未经历易代之际，更未投入最后的抗战，没有经受救亡底线的检验，还不能算是我民族自卫能力的代表。
但他留下了一个伟大的思想，那就是以耕读传家为基础的子弟兵思想以及从耕读到耕战的家军思想，这一思想，虽被朝廷唾弃，却在故土升起，升上那一片自治的沃壤，大放光芒。文天祥虽然被历史大书特书，作了抗战的代表，但那是道德意义和精神层面的，而非战场上的，故未能真正体现我民族卓越而伟大的自卫能力。而这一能力的代表，就源于那块自治的水土，要从桃花源里诞生。
临安陷落，元军南下，进犯温州，陈虞之率族人拒敌于瓯。那时，小朝廷刚从温州下海，元军便追来，他赴温州江心屿与文天祥议对策，决定牵制元军，掩护朝廷海遁。遂以不足千人的“陈家军”列阵于瓯江北岸，与元兵抗衡，且于楠溪江口绿嶂洋首战打败元将乞答剌。然后，且战且退，退至芙蓉村，退上芙蓉岩，“桃花源里可抗战”，那是真正的全民抗战，不光为祖国战，更为理想国而战。
那理想国，就是他们的桃花源，是他们几代人自治出来的理想国。享受过自由的人，怎么还可能做奴隶？能自治者，天然就是伟大的战士。那些纵横欧亚的嗜血者，以为弓矢所向，天下无敌，可他们在这里碰了钉子。
芙蓉岩，像钉子一样扎在元军的脚后跟。岩分北、中、南，南岩最高，形如纱帽，又称芙蓉三冠。“陈家军”立寨南冠，山冠高耸，峭拔云天，顶平阔，四壁如削，仅一条山道通往岩顶，另于崖壁，用木头搭起临时栈道，供人马通行。上千人，游击于山中，大小数百战，多次击退元军，居然还缴获了一枚刻有元代八思巴文的金印，是元军“总把之印”。此印，清末时，被人砍柴拾得，约斤半重，芙蓉村人以为是陈虞之的帅印，便将它赎回。后经专家鉴定，才知道，这印，原来是元军“总把”的。
就这样，陈虞之率“陈家军”，以一个家族，一座村落，抗战三年，是不是比那个新开张的小朝廷要强得多？张世杰能征惯战，其于军事，当胜于一介文士陈虞之，数十万南宋水师，战于海上，岂能亚于元军铁蹄？可小朝廷还是不堪一击！好在还有陈虞之，与元军战，实不亚于当年斯巴达之战波斯，让元军真正尝到了为家国而战、为文明而战的伟大战力，懂得了什么是为自由而战的伟大的战士。战到山穷水尽时，陈虞之义无反顾，惟求一死，跨骏马，携妻子，从容一跃，向着死亡飞去，岂不胜于惨惨戚戚之霸王别姬？一下就穿透了历史。八百义士随他而去，不是玉碎，而是开花……
在山顶开花，在云头开花，在桃花源里开花！
（作者近著《乡愁的天际线》、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