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蒲写给中国的情书
章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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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7
章诗依
《老蒲游记》堪称一本奇书，出版于1990年，金庸题写书名，并以“徐慧之”笔名作序，如此“规格”，可谓重视。
另一篇序的作者是已故前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黄是港大第一任华人校长，先后求学于港大、牛津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我之前曾经介绍过他写的回忆录《风雨中的弦歌》，书中写到，抗战时香港沦陷后，黄丽松逃往内地大后方，曾经在广西大学任教，他在这里遇到一个英国使馆文化处的人，此人是英国人，是黄中学时就读的民生书院的英语老师。民生书院是黄丽松父亲创办的学校。这位英语老师很受学生敬爱，也是黄家的座上客。他乡遇故知，又是国难时，黄丽松回忆录中的这段描写富于感情，很打动人。
这位英国人，就是《老蒲游记》的作者蒲乐道。他在黄丽松申请牛津大学时也起了重要作用。
说《老蒲游记》是部奇书，首先在于，它是一个老外用中文写的书。金庸在序言中交代，此书叙述作者长期在中国和香港的种种神秘、有趣见闻，经黄丽松介绍，先在明报副刊上发表。他并称许说，“蒲乐道先生的中文语法极有自我风格，颇具韵味。”读罢全书，你会发现，金庸此言，并非客套，作为一个英国人，蒲乐道笔下的中文，流畅、古雅，相信即使是今日国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的人，也不会太多。
当然，书之奇，重要的在于内容。《老蒲游记》之所以称得上是部奇书，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部充满奇情、奇趣的书。
蒲乐道与中国的情缘，是一个传奇。
他出生于1913年，父亲是一位服装设计师。12岁时，在学校的文学修养课上，蒲乐道听校长朗读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对英国夫妇，这对夫妇品行良好，几近完美无缺，而书中的中国人，却都是一无是处的恶徒。
蒲乐道此前在生活中从没接触过中国人，既不了解中国人的品行，也不知道校长朗读的书是何等诽谤中国人。但他就是感觉自己与中国有缘，因此非常憎恶这本书的作者对中国人的描写，校长每读到那对夫妇碰钉子，而华人占了上风时，他都忍不住在心中称快。
此后，他开始寻找、阅读关于中国的书，形成“中国文明高尚”的认知。
蒲乐道自觉与东方文化有缘的另一个故事，也发生在幼时。当时他的姑姑带他去城中购物，他对一家店铺中的一座高约三寸的佛像发生兴趣，一定要买回家去，而此前他从未见过佛像。姑姑起初不允，蒲乐道泪流如雨，走出店外还不能停止，结果姑姑只好无奈地满足他的要求。
当夜，蒲乐道关上屋门，向佛像供花叩首，然后才上床睡觉，而此前也并没有人教给他这套礼仪。
一个生在西方的小童，无缘无故地倾心从没踏足过的东方古国，且向从来没听说过的佛陀像顿首，对于这两件奇异的事，蒲乐道自己解说，如果用轮回的思想判断，他的前生也许是一个中国佛教弟子，故在今生能“半认识”前生所珍重的现象，产生感动之情，他比喻，这就“如同流亡者忽见肖似故乡之景色的心情”。
蒲乐道本名为Blofeld，他的这个中国名字的来源是，少年在英国时，他请一位来自温州的李超英先生给自己取个中国姓名，温州人把P读成B，遂用“蒲”字代Blofeld的B，以“乐”代LO，以”道”代D，而忽略了fel。这个中国名字，不但典雅，意思也好，且暗合了蒲乐道一生的志趣乃至命运。
十八岁时，蒲乐道考入剑桥大学，始有机会与中国人交往。当时剑桥只有二十几位中国学生，他们热爱祖国，但崇尚西方的科学技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导致政治腐败。蒲乐道很愿意与这些中国留学生交友，中国留学生对自己祖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也没影响他对中国的向往。在剑桥未满两年，他再也压抑不住对文明古国的向往之情，一天，他跳上开往上海的船。
这一跳，就是一生之约。
如果不了解蒲乐道一生的经历，很难相信上述故事的真实性。但只要看了《老蒲游记》，就不会有丝毫怀疑了。
近现代以来，有许多西方人来华，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字，有的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些著述，基本都是用作者自己母国语言所写，像蒲乐道这样，能在晚年用一手风格典雅的中文，写出自己与中国的一生情缘者，却极为罕见。此外，蒲乐道粤语说得也很流畅。仅这两个细节，就足证他对中国、中国文化的痴情。
由于在船上突生疾病，蒲乐道未及到上海，便下船入香港医院救治。病愈后，在香港以教书谋生。因此，殖民地的香港成了他接触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第一扇窗口。他从自己结交的中国朋友身上，直观地看到了自己从书本中了解到的“高尚文明”，他与这些人按中国传统方式结拜为兄弟，结下生死之交。
其中，知名中医蔡渊若是他结交的第一个朋友。蒲乐道这样描写蔡渊若：“他身材适中，肤色白皙，体态消瘦，一派文人书生之貌，但精神炯炯，谈吐慷慨激昂，步履充满活力，优美且文雅潇洒，集于一身。尤其是那双神采奕奕的眸子，一看就知是个善性的人。”身在殖民地香港的蔡渊若，始终是一身中国老派装束，头戴瓜皮帽，着蓝色长衫，外罩黑色马褂，足登白袜与黑缎软鞋。这一打扮，令蒲乐道十分着迷。
教书时，蒲乐道也喜穿长袍马褂。一个西方人，如此装束，自然惹人关注。“有的学生喜欢我虽然是西人但穿华装，也有的视我为怪人。一次快上课时，我怕赶不上时刻，奔跑了几步，一位教授看到，乃云：‘教授该当从容不迫，你若爱着华装，该从华礼，否则难免贻笑。’我认为此话对极了。”老蒲在书中写道。
英国驻华使馆的中国员工金佩山，是蒲乐道的另一个拜把子兄弟。金是满清皇族，举止优雅得体，写得一手好字，日本侵华时曾诱使他出任伪职，为其坚拒，蒲乐道对金佩山的为人、气节深为敬佩。
后来，经朋友介绍，蒲乐道到天津任教，但主要住在北京，只有上课时才住在学校安排的宿舍里。去火车站买到北京的票时，老蒲欣喜若狂，心中反复唱到：“今天将实践美梦，今天将观赏紫禁城，今天将回归前生的故乡！”
在北京的时光，是蒲乐道一生最快乐的时段。菜馆、茶室、戏院、书店，令他流连忘返。京戏、大鼓、梆子、说书，都引发他强烈的兴趣。
东安市场尤其是蒲乐道与朋友们喜爱之处。这里有各类文化娱乐，餐饮之丰富，也令人难以想象。不但有中国各省的美食，也有俄罗斯餐、西方茶点，重要的是，茶馆中的菜都很便宜，所费不多，即能吃到可口的便饭。
老蒲对北京并非一味赞美，他也注意到北京的另一面。他认为，北京市民普遍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但来城中避难的农民、流民却过着悲惨的生活。北京的皇家建筑宏伟辉煌，但胡同一遇到下雨却变成烂泥。尽管如此，他不并赞成当时一些作家所写的批判政府和社会的书，认为这些作家的义愤虽是正当的，但未免带有几分偏见。“我是外国观察者，没有任何私意，即使易于看错，但亦可谓无私无偏者。”
旧时北京的青楼，也是老蒲在书中着墨很多的所在。他认为，不应该嘲笑青楼女子，因为她们为生活所迫而卖笑卖身，不该得到轻视，且青楼姐儿们“姿态不俗，”比良家姑娘风雅。
老蒲还自承，这些青楼姐妹是自己说国语的老师。正是有了这些特殊的老师，自己的国语才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但说得流利，且颇有礼貌，得到陌生人的赞许。
在中国期间，蒲乐道几次因家事短期回国，并继续在剑桥大学的学业。父亲病故时，他在归途中经过西伯利亚时，听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禁不住为中国人的苦难流下热泪。
二战爆发后，蒲乐道被派到英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处做随员，中国情缘不但得以接续，还向纵深发展——他决意要实现娶一个中国女子为妻的理想。
蒲乐道寻找配偶的标准，也带着十足的中国读书人的色彩。他对有意帮忙的朋友说，要找一个如《浮生六记》中的芸夫人那样的妻子，因为林语堂说，芸夫人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性。
不料，这位朋友没读过《浮生六记》。老蒲于是详细描述：芸夫人不十分美，但富有风韵，才能宽广，例如会作诗、谈论古文、修剪盆景、接花叠石、设计花园、焚香、烹饪、插花等等。此外，她的谈吐优雅而有幽默感。
听了老蒲这番话，中国朋友大加嘲笑，认为不可能找到这么理想的人，而万一找到了，这么优秀的人，也不会愿意嫁给一个老外。
蒲乐道后来确实娶到了一个中国妻子。但这位妻子性格却比较厉害，没有芸夫人的风采，对此，老蒲认命，认为是自己伤害了另一个中国女子所得到的惩罚。
1949年中国发生天翻地覆之变，老蒲告别热爱的北京，先是到香港，后到泰国定居。在泰国，他的居室完全是中国风格，墙上挂满中国字画。他在英国出版了十余本关于东方文化的书，其中一些不断再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蒲乐道到北京看望杨宪益等老友。北京古城风貌的消失令他痛心疾首，感到似乎到了一处从未见过之地。“今人不能逆转历史之潮流，古代中国之珍奇文化，今人已无幸得睹。幸而我在青年时爱之极深，全心全意的浸入其中，至今往往仍能在梦中游赏其境。乐何如之？”在书的结尾，老蒲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