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杨密议”三巨头
刘晨
开栏语/160年前的秋天，天京城内，血雨腥风。太平天国的万千子民们在版图最广、军事鼎盛，离梦中“天堂”似乎触手可及的关口，突然遭遇了一场空前惨烈的高层内讧与杀戮。“天京事变”不仅使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底层民众反抗运动功败垂成，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走向。
“天京事变”爆发160周年（9月2日）前后，本版刊出太平天国史知名学者朱从兵教授撰写的长文《集权的漩涡》，详细梳理了这一悲剧事变的来龙去脉，引起不少读者关注。自本期起，我们再约请近年专攻太平天国史的青年学人刘晨博士，结合其最新研究，进一步解读事变中的种种谜团，力图揭示以往不为人知的深层内幕，敬请关注。
1864年7月，天京陷落后被俘的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总结导致太平天国覆灭的“十误”，称天京之变为“至大”失误：“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误翼王与主不和……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
兄弟倾轧，自隳长城，太平天国的内部权力斗争留下了惨痛教训。但事变本身的经过扑朔迷离，许多具体细节至今仍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幽眇而难以触及。
梳理相关史料可以发现，事变的复杂酝酿期，主要围绕三大疑案展开，即“密议”“逼封”和“密诏”。以下笔者将根据过去学界关注不足的资料，尝试通过解读诸项疑案，来勾勒出这场惨祸的大致轮廓。
谁先动的杀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京事变”爆发的根源，似应从太平天国前期诸王的微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权力格局变动着手分析。领导层面的争斗暗流，早在金田起义前就已存在，如人们熟知的杨秀清、萧朝贵的异军突起，冯云山的委曲求全，以及洪秀全对“天父”“天兄”代言身份的妥协退让。即便过去认定为同盟、挚友的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也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
1853年春定都天京之后，东王杨秀清“举朝之大，是首一人”的专权格局逐渐形成，加上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的理政风格，实际上已预埋了“天京事变”的伏笔。曾国藩的机密幕僚张德坚专司侦查“贼情”，他在1855年就预测“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连敌对阵营都嗅到了紧张的风声，可见事态不是一般的严重。
在天京这个“小天堂”里，随着太平天国战事顺风顺水，且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两大实力派已先后战死，不能再制衡东王杨秀清，高层权力结构的再调整及权力资源的再分配，可谓箭在弦上。于是，一个合力对付东王的“同盟密议”应运而生。
李秀成在自述中透露了“密议”的相关信息。他说：
“（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计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单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除此之外，俱不得多杀……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
“天京事变”爆发时，李秀成只是顶天燕秦日纲（曾封“燕王”，被杨秀清贬谪为“燕”爵）麾下一员勇将，无缘参与高层机密，本人亦非事变当事人，他这段观感的来源，最有可能是天王洪秀全或某些“在现场”的天王之王戚内臣。故他所述的“诛杨密议”中，洪秀全并无责任，只是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二人私下的谋划，且密议的内容为“独杀东王一人”。身处囚笼的李秀成，曾直斥洪秀全的失政，对昔日的大领导极为不满，如他确信洪秀全曾牵头组织密议之事，估计是不会为王者讳的。
石达开则是事变的当事人，他在1863年春夏之间大渡河兵败被俘后的“口供”中，也提到了“密议”：
“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
石达开在口供中隐去了自己与密议的关系，声称在湖北前线作战并不知情，洒然超脱于兄弟萧墙之祸。如果像他所讲，那密议是由洪秀全发起，韦昌辉主动请缨杀杨，洪没有立即答应，实欲坐待时机。
李秀成和石达开虽各执一词，但两相印证，“诛杨密议”本身确实存在这一点，似无疑问。
以三敌一 师出有名
如上所述，“密议”说的直接来源是《李秀成自述》和《石达开口供》。李秀成虽非“天京事变”的当事人，但毕竟是后期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自述中有关“ 天京事变”的记录，由亲历者及知情者得来，言之有据。石达开是事变的主要参与者，知晓内情，他的口供以自身为立场，对重要情节有所隐讳，需在谨慎稽核的基础上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不妨再认真对比一下上述两则自述的说法。
李秀成的消息来源，应是事变的胜利者洪秀全一方，这些人为洪秀全撇清与“诛杨密议”的关系可以理解，因为“诛杨”后不久，洪秀全又率众诛杀韦昌辉，公开为杨秀清“平反”了。但如真的只是韦、石二人密议，洪秀全一方何以知晓？事发后，韦昌辉和石达开出于各自切身利益，应该都不会对“不知情”的天王承认有过私下密议。
石达开声称洪、韦“密议”消息是他在湖北督师时“听闻”而得，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石达开在强调他与“密议”无关的同时，忽视了韦昌辉此时也被杨秀清派到江西督师的事实，韦并没有与天王“密议”的时间。另一方面，洪、韦“密议”如此机要且风险极高之事，坐镇天京、遍布耳目的杨秀清丝毫未察觉，又怎会在事变爆发前一段时间轻易走漏风声，流传至千里之外湖北前线的石达开军营呢？
以常理推论，“诛杨密议”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绝不像李秀成所言，仅限于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之间，没有“万岁”天王洪秀全的组织（至少是认可），韦、石私下密议诛杀为“天父”代言的九千岁，那是大逆之罪。一旦计划实施时遭洪秀全反对，韦、石师出无名，处境将十分危险。
况且，按照李秀成的说法，韦、石“密议”发生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之后，而此时韦、石其实并无谋面时机。
原来，杨秀清惯于对重要将领分而治之。1856年6月第一次击破江南大营后不久，他唯恐石达开在江西形成稳固的实力集团，故调石赴湖北前线，而派地位高于石达开的韦昌辉接手江西战场。可他又不放心韦昌辉，继而派封为“国宗”的族兄弟杨辅清、杨宜清带兵进入江西。他顾忌久据武昌的韦昌辉亲弟韦俊在湖北形成实力集团，派石达开入鄂亦有监督韦俊之意。
北、翼二王这两个潜在最有力对手相继调离天京，分赴前线，天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杨秀清这才敢放手一搏，“逼封万岁”，挑战洪秀全的权威。
综上所述，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洪秀全和石达开都是欲盖弥彰，暴露了自己也是密议者的马脚。而太平军击破江南大营前后，韦昌辉和石达开均因参与指挥此次重大军事行动暂留天京听调，对洪秀全来说，这是组织“诛杨密议”的最佳时机。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专治中国近现代史与太平天国史。著有《萧朝贵研究》、《咸同兵燹与徽州社会》《太平天国时期浙江包村事件研究》等，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传记—类传—农民领袖”。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