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爱国
■林贤治
“爱国”一词很有点“高大上”，所以，在一个国家里，“爱国者”的人数最多。在人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不爱国的。
春秋战国时代很奇怪，那时，爱国不爱国简直不成为问题。国家间天天打仗，政治家、军事家、知识分子，这些国家的精英级人物往往穿越国境投靠敌国，甚至为敌国攻打自己的国家服务。他们从燕到赵，由齐入楚，身上不带护照，好像也不曾遭到通缉和追捕。后来的历史书，多到“二十四史”，不见得有哪位史家从“爱国”这个角度加以褒贬。不事二主，不做“贰臣”。应当是汉代以后的规范。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才有一个中国；可惜王朝太短，来不及考虑意识形态的事。他修建了一道中国版的“柏林墙”，只为对付敌人，并非对付国人的。很可能他认为子民都是爱国者，像萨达姆那样，百分之百地拥护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在汉代，逮住了一个李陵，这才在历史上开了“叛国者”的先例。
古代的事且不说，看看外国。自从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爱国”一词很常见，但也因此弄得混乱不堪。法国大革命时，到处都发现“叛国者”。德国纳粹时代，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跑到敌对的美国去了，像爱因斯坦等，难道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国家吗？托马斯·曼在电台上还专门开了广播节目，攻击国内政权，甚至在纳粹倒台以后，还拒绝回到国内。在苏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都把在自己国内遭禁的作品送到国外出版，因为影响太坏，立刻受到苏联官方诸如“叛卖”的谴责是必然的，以致于不敢或不能前去领奖。最离谱的是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居然希望美国出兵攻打苏联，认为非此不足以改变现状，还有比这更卖国的吗？可是，俄罗斯人似乎并没有说他们卖国，先前“反苏”的罪名，到底成为陈迹，因为连苏联到后来也不复存在了。
在中国，“爱国”、“爱国主义”一类词汇被大量使用，当在辛亥五四之后。辛亥时，爱国就是爱民族，话语建立在满汉对立之上，五四时主要针对帝国列强。作为现代思想的源头之一，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爱国运动，“火烧赵家楼”，烧的正是“国贼”曹汝霖的邸宅。有意思的是，那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口号是“打倒偶像”、“价值重估”，连国家也在可打倒的偶像之列。果真如此，所谓“爱国”，也就无从说起了。
毕竟是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新文化运动结束后，工农运动兴起，爱国主义潮流高涨。此后，国外威胁愈大，愈见蓬蓬勃勃。
作为启蒙思想战士，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国民的爱国意识所潜藏的盲目性和危害性。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确立和日本的入侵，形成一种官方大力宣传，民众热烈响应的体制化、体系化的爱国主义，不问而知成为他的一个批判目标。但因此，他也就落得了“不爱国”、“里通外国”、从拿苏俄卢布到做日本“汉奸”的嫌疑，至今网上还有人说。好在他见怪不怪，说是“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对民众的“罚恶之心”，其实他早就领教过了的。
对于国家这东西，大概鲁迅憎恶已久，青年时便有建立“人国”的设想。所谓人国，即是以个人为本位，“尊个性而张精神”；国家的所有规制，都必须为“立人”服务。“立人”，首先要有人权，有个人自由言说、行动、发展自己的权利和能力。鲁迅后来加入“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都可以看作在这方面的实践。不过，“人国”说穿了，根本就不是“国”，相反有着觧构国家的意味。这种以个人立国的观念，一开始就使他站到了现存国家秩序的对立面。
五四那时，鲁迅便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又说，“合群的自大”是党同伐异，压制少数人，向少数人宣战。他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认为这种集体的爱国主义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所以，他痛批“国粹”，即祖传的中国特色，阿Q的“癞疮疤”；抨击专制腐败，总是不忘“中国式”。
至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赞美，鲁迅同样并不乐见。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又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甚至说：“倘有外国的谁”，“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所以，他很推崇萧伯纳对英国、厨川白村对日本、托尔斯泰对俄皇的攻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书说中国的好话，鲁迅是否定的。说到此奖要颁给中国人时，他说不要，理由还是回到国民性问题，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北京当局屠杀学生和群众，所谓“三一八”惨案，死者仅几十个人，鲁迅便“出离愤怒”，受不了了，呼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了一组文章表示抗议。文章中，他不断提到“中国”和“中国人”。譬如：“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在这里，鲁迅把“中国人”分为三类。在另外的文章中又分作两类，即“屠杀者”和“爱国者”，“杀人者”和“被杀者”，“胜利者”和“劣败者”。他把“中国军人”、“论客”或“流言家”，御用的“文人学者之流”，连同政府通通放到一起，都是国家机器，故而视为“同类”。
从此之后，特别在清党之后，鲁迅虽然继续谈说“中国”和“中国人”，但是更多时候从权力和权利出发加以论列，从原来的文化论的基础上多出阶级论的色彩。他称中国为“党国”，称统治者为“权力者”、“专制者”、“党老爷”，为“虎吏和暴君”，“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还有“中国的检查官”等等。他确实说到“时时想到中国”，但他从来不曾标榜自己如何“爱国”，也不曾呼吁大家如何“爱国”。他说：“能憎，才能爱。”在他那里，憎代替了爱。对于中国，他关注的是“地底下”，因为爱“中国的将来”，所以憎中国的现在。
（作者系学者、鲁迅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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