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无法言说的独白 巨大的人格反差与中国知识分子宿命
■周江林
“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克利斯朵夫以个人灵魂的“净化”过程，推动了一些激进青年投身于革命。到八十年代初期，我读到傅雷译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句，凛凛生风的翻译手笔，令我整个人被打开——这就是诗，从此后我踏进了诗歌创作行列。
如果并没有看过那些文学作品的人，也往往知道《傅雷家书》，它很通俗，作为傅雷性情中的文字，不为发表而写成，其面世以来却引起了巨大的文化反思，对不止一代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到了1966年9月3日凌晨，距老舍投湖的日子只过去了10天，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双双自缢。从大境界上而言，傅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昭天地。但事实上还有另一面，知识分子本质上是敏感而脆弱的，他们一生追求内心强大，而不见得自己真正做到了强大。
当年，傅雷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了译者献词：“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一语成谶。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面镜子
“大多数人在他们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罗曼·罗兰于1912年创作了一个叛逆者克利斯朵夫——对权威充满了怀疑和挑战，“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个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30年后，傅雷在特定的抗战时期将其译成中文后，克利斯朵夫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促使一些青年参加革命，并随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
今天，中国到了财富决定论的时期，但只要有耐心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你会惊讶于克利斯朵夫对金钱的鄙视。他出身贫寒，母亲在富人家帮佣。小时候，他穿有钱主人小孩的旧衣服遭嘲笑，因为是“穷小子”而受尽侮辱。可是，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反而还特别讨厌远亲中的一个暴发户，甚至对他脸上啐了一口。克利斯朵夫从小就梦想成为一个英雄。
克利斯朵夫的平民形象不同于《红与黑》中的于连。于连虽然衣履寒酸，但有俊美外表；克利斯朵夫不仅相貌偏丑，还不修边幅，没有教养，举止粗鲁，不讲卫生。可是，他不像于连那样在贵族面前时时敏感于自己的“平民”身份，并因此而自卑。相反，他在精神上比贵族还自傲。他在给那位不允许自己女儿和他谈恋爱的贵妇人的信中说：“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
克利斯朵夫有非凡的音乐天才，他把艺术比作“罗盘针”，他认为“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
克利斯朵夫的斗争对象除谎言和庸俗之外，还包括奴性、偏见等。他感到如果有志之士不起来奋斗的话，“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就要崩溃了”。
晚年的克利斯朵夫功成名就，有众多粉丝，可他不愿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他对自己的成功毫不介意，而是等待“一种比以前更有力量的艺术”。他的义子奇怪“克利斯朵夫怎么能忍受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怎么能跟艺术团体，政治党派，宗教党派，任何集团都不发生关系”。
而同样，在全球娱乐化，后解构主义的今天，网红成为资本追逐的当下，依赖社交网站和手机生存的一代青年，怕是视克利斯朵夫为一个独角兽。
家书在中国的意义
中国古人很看重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在平时，家书则往往是家教的一种，长辈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等传授给子孙，因此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家书。
家书不同于其他文本，是其少了些场面话，而多了些私密性，或者说更显出真性情。如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及另一篇《祭伯父文稿》，就是著名的家书——是阳间通往阴间的信件，洋溢着血和泪哭诉的浓烈感情；还有苏轼的家书《黄州寒食诗帖》，信手所书，却成为书法史上的精品；《曾国藩家书》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由近1500封组成，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梁启超家书》约在2000封以上，他通过书信传递对孩子们的情谊，注重他们的知识训练，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使九个子女个个成才。
在《傅雷家书》中，傅雷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 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傅雷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呢？
（全文见《华夏时报》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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