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东北第一步：需用改革换空间留住年轻人
时代周报记者 吴筱羽 付聪 发自广州
8月22日，在广州的长春人尹立平在手机上，第一时间看到了国家发改委最新振兴东北计划的消息。
2016年，广州某制造业企业的工程师尹立平，一个月赚1万多元，还完了在大连的房贷，却因为家乡遥远照顾不了父母，越来越焦灼。他想回东北，所以，格外关注来自东北的消息。
振兴东北口号提出13年后， 2016年8月22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印发《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消息，方案重点围绕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创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四大核心任务，分年度明确了137项重点工作和127项重大项目。由于方案涉及投资总额约为1.6万亿元，也被外界解读为国家将“再投资1.6万亿元救东北”。而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振兴司有关负责人则表示，这一说法属于片面解读，投资包括企业自筹资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和国家补助资金，更不是“输血式”的资金投入。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消息公布前的8月初，国家发改委联同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商务部、国资委、银监会、能源局等部门官员组成调研组，兵分两路前往东北。其中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带队先后去了辽宁和吉林，副主任何立峰则带队前往黑龙江。调研组考察了东北几乎所有重点企业。
而2016年上半年公布的全国各省市GDP统计数据中，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GDP增速分别为6.7%、5.7%和-1.0%，分别排名倒数第六、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一。
“最重要的是，东北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你不可能把东北振兴这个话题一直拖下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只要发展起来，我还是要回去”
1.6万亿元、127项重大项目，能否挽回那些离去以及准备离去的东北年轻人？
2011年，尹立平找到了这份在广州的工作。那一年，他还不满30岁，在中国东北最发达的城市大连工作了6年，买了一套房子，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偶尔在外面接些外单，能多赚1000多元。那时正值4万亿国内投资的尾声，重型制造业的市场情况颇为热闹，但工资没涨，物价却涨得厉害，尹立平待不住了。
“如果一个月能赚8000元，我就下决心回去了。”5年后，尹立平这样给自己计划着，但他能够找到在东北的工作机会中，最高月薪5000元。距离他规划的大连生活水平线，还差3000元。
2011年前后，和尹立平同样离开大连机床集团的，还有七八个年龄相仿的同事。“4万亿刺激之下，2009年开始市场变好了，但企业只横向发展，向下发展，利润还是低。年轻人都待不住了。”尹立平所描述的重型制造企业的情况，在东北普遍存在。
像尹立平这样没进入外资或合资企业，又进不去政府机关单位的年轻人，过去几年不断走出东北。因此曾留学英国的郭杨回到沈阳时，认识的人几乎都感到不解。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郭杨是一名摄影师，在700公里外的首都过着典型的文艺青年生活，拥有时间自由的工作、不高但够用的收入和丰富的文化活动。
2012年，考虑将近一年后，郭杨和先生决定回沈阳代理亲戚的广告物料销售生意。轻工业在东北地区是非主流，但当经济不景气来袭，却比庞然大物般的重工业更容易维持经营。此间，郭杨还在沈阳本地最大的百货公司兴隆大家族集团工作过，眼看着市面上的商业逐渐萧条，门市不断空置。
即便在奢侈品消费力惊人的中国，沈阳也以奢侈品消费常年排名全国前三闻名。2015年以来，这个城市的新世界百货、久光百货、茂业百货等高端商场相继关门，奢侈品牌出现撤店撤柜。根据辽宁省高端品牌流通行业协会的数据，2015年，辽宁省奢侈品门店销售总额不足100亿元，不足2014年的一半，消费总额约为300亿元。而行业数据显示，2014年，辽宁全省奢侈品门店销售同比下降45%。
尽管所处行业没有遭遇“断崖式下跌”，还得到不少政策优惠，但近年竞争多了起来，利润大幅下降，郭杨明显感到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现在亏损的是利润，就看谁能在价格战里扛到最后。”她说。
留在东北的朋友里，大多和她一样，做着自己的生意；而唯一回到沈阳的朋友，原本在北京的广告生意做得不错，但因为小孩要上小学，“没有北京户口，就回来了”。
“其他行业都不太行，倒是大街小巷的麻将馆、药房和棋牌室最近一两年越开越多了，从早到晚热热闹闹的。”郭杨笑说。
这个留过洋的女孩想过再离开沈阳，也许会再到北京去，她还是希望生活里有音乐会、戏剧和摄影展，而在沈阳，连刘老根大舞台也日渐萧条。
发展模式遭遇困境，直接导致人才外流。
外界对于东北人口问题的关注始于2014年。当时媒体对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10年间东北三省总共流出200万人口，平均每年20万。2015年，辽宁常住人口减少9万人，常住人口总量17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作为中国重型制造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多年来积累了大量技术人才，随着国家近年在各省市大力推广装备制造业，从长三角到珠三角，这些技术人才最终以各种方式输出到新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2015年，珠海空调制造业巨头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对外宣布格力正在造机床，一度震惊全国。尽管格力智能装备公司的负责人曾霄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并没有特意到东北挖人，但该部门一名工程师则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身边的确有不少东北来的技术人才。
从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至今已13年。尹立平仔细地研读了《实施方案》，他隐隐觉得，回家还很遥远，但“只要能重新发展起来，我还是要回去”。
“机器带”或成“振兴新路”
工信部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燕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实施方案》中，重点投资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实施方案》的首要作用，还是“稳定社会求发展”。
研究东北，帮助东北，是当下学界的热门课题，而所有研究都直指“机制体制改革”。
自从本科毕业离开东北之后，张燕从没像去年那样频繁地“回”到东北了。2015年，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接下了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的课题，研究东北制造业升级，张燕是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
课题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张燕一时也记不清2015年自己去过多少次东北，包括调研、做课题、座谈会、陪领导考察，像北方重工、沈阳机床、大起大重等发改委八月集中调研去过的重点企业，全都跑了至少一轮。
事实上，相关课题张燕已经做了整整十年。她认为，过去13年，中央的振兴东北政策实际上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不错的效果，只是近两年大环境差了，东北的经济结构受到冲击最大。张燕总结东北工业目前的最主要情况是，新兴产业如生物医药等成长快、前景好，每年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但规模相比之下仍然太小。传统制造行业规模庞大，但身处巨大的系统性困难。
“轻工业是刚需，重型制造业不是。我们听企业反应最多的是订单不足，这和经济形势最密切相关。经济不景的时候，无论投资还是生产线更新换代都会非常谨慎，因此重型制造业跌得最快，在经济恢复的时候又恢复得最缓慢。加上在东北，这些重型制造企业普遍是大国企，包袱重，需要倒逼转型，也需要体制改革。”张燕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其实，企业都很希望改革机制体制。”她又补充了一句。
困境中的东北制造业不仅为其他省份输出技术人才，也直接输出企业。
据张燕了解，不少东北重型制造企业，成了各地政府争取落户的对象。例如2015年9月，重庆永川区政府与大连机床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大连机床集团落户当地，到了今年5月，大连机床集团再与重庆潼南区签约共建产业孵化园区，此前，大连机床集团在广东东莞的创业孵化基地已投入运营。在同样布局装备制造业的广东珠江西岸，珠海也曾想引进大连大起大重集团。
近年少见的明星企业沈阳机床集团更是遍地开花。今年4月，沈阳机床与广东江门市签订智能云制造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为江门市高新区打造“i5智能制造示范园区”提供工业服务。5月，沈阳机床又与华夏幸福共建基于智能制造的产业联盟项目，落户河北崮安。今年6月，沈阳机床集团 “智能制造工厂”项目正式落户湖北十堰市。
沈阳机床集团的逆袭，全赖搭载其自主研发明星产品i5数控系统的智能机床—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智能、互联的机床数控系统。
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路风和他的团队完成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6年年度报告之一、《i5革命》中提供了一组数据：2016年，沈机董事长关锡友为这台机床设定的目标为2万台，但截至目前收到的订单总量已超过2.8万台，其中来自深圳的订单就有1万台。更有用户改造整条生产线，花了6000多万元买了一批i5—“还不是用租赁模式，而是直接买。”张燕说道。
无论是路风，还是张燕，都将这一案例视为东北制造业成功转型的一个希望。在《i5革命》中，路风对这一内部创新模式寄以厚望：“如果不光沈机而且还有其他龙头企业也这样做，那么就可以形成‘机器带’—这将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条新路。”
然而i5的研发总投资逾11.3亿元，时间超过5年，在远离东北的上海专门成立独立研究院，完全自由自主运作，聚拢了一批来自非对口专业的青年研究员—对于历史包袱沉重的东北，这样的模式存在巨大的复制难度。何况，沈机公布的2016年半年报，净利润为-1.24亿元，依然是亏损。
需要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对于新的振兴计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目前关键在于东北必须要有紧迫感。“继续走投资的老路，效果可能不好，反而还会加大东北的金融风险。最重要的是，东北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你不可能把东北振兴这个话题一直拖下去。”刘世锦说道。
沈阳本地官员老傅看到《实施方案》的第一反应是“有点兴奋”。
在老傅看来，这次的政策与以往相比更加具体，既给项目支持，又有政策措施引导，有利于尽快提升经济增长率，并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老傅说，他周围的官员评价也都比较积极。
这几年，老傅的亲戚朋友中年轻人大多离开了东北，他也从未劝说过自己的独生女回来，但作为金融领域官员，老傅知道，东北（尤其是辽宁）要重新发展起来，关键要吸引和留住各方面的人才。“在政策扶持上、在思想观念上、在用人环境上以及资金投入力度上，辽宁都需要一个根本性转变。否则，再好的计划也只会停留在纸面上。”老傅感叹道。
老傅的认识与专家们一致。
“现在振兴东北，主要还是要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这样才能抓住机会。东北本来拥有很多工业人才与制造业的基础，但现在东北人才用脚投票，使得东北无法发挥出原有的优势。因此振兴东北，可以用体制复制来推动，比如把东南三省的官员派往东北，不断优化东北一个个小环境。深圳和汕尾合作的典范就可以借鉴。”刘世锦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从体制到官员系统，从企业发展模式到人才体系，东北的振兴需要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以扫清改革振兴障碍。
经济体系与背后的政治体系密切相关，刮骨疗毒之路既阻且长。2016年2月，辽宁成为首批中纪委“回头看”的省份，幸好半年后，人们在8月26日公布的《辽宁省委关于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的通报》中看到了中央的决心：“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辽宁的政治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有些问题积弊较深，彻底扭转仍需时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尹立平、老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