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恐怖”
清末谋炸摄政王案探微
董建中
清宣统二年三月初七日（1910年4月16日）正午，在北京琉璃厂大街光天化日之下，27岁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居然遭遇了一次“碰瓷”。
一个陌生路人突然拦住黄复生，捶着他的胸，说：看看你使用的假钞票！黄以为是江湖上惯用的当头闷棒之把戏，就说：我的事我明白，你不得无礼。可是很快对方就来了许多帮手，将他双臂紧紧扭住，不由分说，硬是推上一辆骡车。车子经过大栅栏时，路旁已军警林立。最终，黄被押送至内城总布胡同的警署。
当即有官员坐堂审问，一拍惊堂木，说：你干的好事，还不速速招供！黄复生答：我究竟犯何罪？招什么供？我犯罪的证据何在？当时并无人证和物证，他拒不招认。
到下午两点左右，黄复生看见有大车将其在琉璃厂附近租住的东北园宅中所有物品都运来了，还看见一辆骡车，上面押着他的同党汪精卫。这时候，黄知道事情已全部败露。
清末震动全国的革命党人谋炸摄政王载沣一案，至此告破。
谋定
孙中山等领导的反清革命，除了四处宣传，积极筹备武装起义外，也把实施暗杀作为一种重要的革命手段。较著名的有，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光复会会员吴樾携炸弹进入北京车站，谋炸清廷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载泽、徐世昌、端方等五大臣，结果事败牺牲。
1907年至1908年，是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最频繁的两年，但在两广、云南边境的多次起义全部失败。此时，同盟会成员大多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内部分歧严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09年春，黄复生和汪精卫（两人同龄），与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黎仲实、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陈璧君等一起，组成一个七人暗杀团，期望以激烈的行动，重振同志士气。
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年过八旬的中共高干、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出版了《辛亥革命》一书，其中对这个暗杀团最初的活动有较详细的记载：
他们开始把目标首先放在了把守长江口的两江总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都未能付实施。
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上旬，汪精卫和黎仲实、陈璧君从香港北上，决意执行剌杀计划，“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临行前，汪分别给孙中山和诸同志写信，表达了自己誓死的决心：
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舌所以弥缝，只有实行暗杀成功，才能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他愿意进行暗杀并为此献身，要求事发后，立即《中兴报》登出。
《中兴报》即《中兴日报》，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机关报。
另一位同盟会资深骨干冯自由，于1928年出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专设一章记录黄、汪暗杀团的活动，并且收录了黄复生的《自述》，黄在文中以当事人身份详细披露了刺杀摄政王行动的内幕。
宣统元年九月，黄复生已到北京，十二月汪精卫等人随后抵京，喻培伦还带着照相器材。他们在宣武门外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设一照相馆，取名“守真”，这是为了避人耳目。同时在附近的东北园租屋居住。守真照相馆于宣统二年，即农历庚戌年（1910年）新年开张。
起初，黄复生与汪精卫携带炸弹到前门东站，试图袭击赴欧洲考察陆海军回国的载洵、载涛两贝勒。他们携带皮包，包内有铁壶，盛满了弹药。至车站，从早到晚等了一整天，等到两位贝勒下车，只见车站内满是头戴红翎之人，因为天黑，黄、汪无以辨识何为载洵、载涛，恐炸错了人，不敢冒昧下手。这一天雪下得很大，行动辛苦至极。
他们又打算炸庆亲王奕劻，因为警戒森严也没有机会。最后众人决定，擒贼先擒王，刺杀当时的清朝的最高掌权者——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潜伏
坐落于什刹后海北沿的摄政王载沣府邸，自然重重保护，上朝时他的车辆也由马队护卫，甚是严密。
暗杀团诸人担心铁壶的威力太小，就由黄复生向骡马市大街的鸿泰永铁匠铺定做了一个大铁罐，直径有一尺一二寸，一尺多高，里面能填充炸药四五十磅。
他们探知载沣每日上朝必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短墙，就计划等车马队路过，将铁罐由墙上掷下，载沣必死无疑。谁料想刚刚谋划好，鼓楼大街却动工修筑马路，载沣改换了上朝路线。
汪精卫等再加访探，知载沣此时上朝须经烟袋斜街，但他们在沿街没有租到房子，这样一来，在那儿策动暗杀的想法也只得作罢。
经过再三认真勘察后，他们选定了什刹海旁的一座小桥——甘水桥。这个地方三面环水，仅一面有数户居民，十分僻静，离摄政王府很近，是出入必经之路。桥的北面有一条阴沟，可以将铁罐埋在桥下，然后布设电线，人则藏在阴沟内。待载沣过桥，看准时机，藏身在阴沟内的人接通电源，引爆炸药，顷刻间载沣就会血肉横飞，命丧黄泉。
制订好了方案，大家都觉得东北园路途太远，给这次行动带来很大的不便，决定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道观租赁一间房子，以为腾挪之地。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一块前往甘水桥下埋设炸药。他们在桥下作业的动静引发了狗叫，一时犬吠声四起，无奈只好停工。第二天晚上二人再次前往，小桥四周异常清静，终于将装上炸药的铁罐埋好。接着是铺设电线，没想到电线竟然不够长，还差得很多。第三天又去买了电线，到了晚间十二时后，两人三度来到桥下继续埋头干活。
电线刚刚铺完时，喻培伦从桥下往上一望，发现有人正蹲在桥上。喻培伦立即用日语悄悄告诉黄复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窥去了。黄大吃一惊，让喻培伦火速赶回清虚观，拦下本应前来的汪精卫。而他自己则藏身大树之后，观察着周围情况。他看见有一个人手持小灯笼，一边照着，一边在寻找什么东西，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开。
等到那人走远了，黄复生快速跑到桥下，收回电线。铁罐里装的炸药太多，一个人搬不走，他打算仅将螺旋盖取走。此时，桥上传来脚步声甚急，但螺旋盖拧得太紧，一时取不下来，情急之下，他只能将电线收作一团，用泥土盖上，自己再次躲到树后。他看见三个人走过来，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宪兵，还有一个是普通百姓。他们打着两盏灯笼，下桥寻找着什么东西，也是好久才离开。
黄复生在《自述》中说，事后他才知道，最先桥上那人是一赶大车的，因老婆三天离家未归，他出来到处找，见桥下有声响，以为是奸夫藏身，看真切了，原来是有人在桥下掘地埋东西。那车夫吓坏了，赶忙向警察报告。暗杀团精心策划的行动，意外败露。
抓捕
当天（阴历二月二十四日，即4月3日）晚上，汪精卫等人在东北园紧急召开会议，因炸药所余无几，决定由喻培伦再去东京购买，以备继续行动，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而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
第二天早晨，陈璧君（那时她尚未满20岁）突发奇想，认为所埋的炸药未必被人发现，果真如此的话，晚上可以接着干。她坚持要求黄复生和喻培伦回现场查看。黄、喻二人没有办法，只得前往。喻培伦由西向东走，而黄复生则由东向西走。黄复生行至什刹海附近，远远望见甘水桥上站着三个持枪的警察，他即停下来了。不一会儿，黄看见一辆人力车过桥，车上乘客歪歪倒倒像睡着了一般，桥上那三个警察都特别留意那乘客。他应该就是喻培伦。
黄复生担心有盯梢的，没跟喻培伦搭话，径自返回东北园。而喻培伦早已回来，两人将所见一切都告诉了陈璧君。第二天，各人仍依计划行事，喻培伦东渡日本，黎仲实和陈璧君南下香港。
到了三月初七日上午11点多，黄、汪二人正在东北园宅中谈话，黄复生雇用的名唤达子的小厮，进屋来对汪精卫说，四老爷、四老爷（汪在家里兄弟中排行第四），照相馆内有请黄老爷去。黄复生问：有何事？达子答：说是为了执照什么事吧。黄就对汪说：想来没什么大事。汪也觉得应该无碍，黄复生就出门去照相馆。没想到，刚走到琉璃厂大街，就突然遇到本文开头那幕军警一手导演的“碰瓷”戏。
黄复生、汪精卫两人到底因何被识破而“落入法网”的呢？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写道：二月二十三日夜，巡警发现埋设弹药之举后，知道事出非常，马上就报告了警署，警署又呈报步军统领衙门和民政部。各长官到出事地点查勘，众人面面相觑，都不敢轻动。后来请来日本使馆一名技正，才从铁罐中取出弹药，判断其威力极为猛烈，引爆后周围两里的地方必破坏无遗。此消息一传出，京中震动。因为铁罐内包弹药的纸上有英国某公司制之字样，有人怀疑是载洵、载涛两贝勒从英国带回图谋篡位的。又有人说，因庆亲王奕劻和肃亲王善耆有矛盾，此乃奕劻所为，借以诬陷善耆。
北京警厅查验发现，铁罐之铁盖螺丝是本国人制造的，遂命侦探将京城中铁匠店挨户密查，探知系骡马市大街鸿泰永所制。经警厅审讯，该店店主供认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中人定造之物。密探遂在该照相馆修屋时，混入工匠之中，将该店往来的一大包信函偷去，其中两封有可疑处，拆读后才发现照相馆竟然是革命党人的机关，遂于三月初七日午前由内城右一区警署派员至守真照相馆，将黄复生及照相馆司事罗世勋二人捕去，又令其雇用的小厮带路跟踪至东北园搜索，将汪精卫拿获。
众说
1961年，即吴玉章撰文回忆辛亥革命的同一年，杜如松撰写了《记肃亲王善耆》一文（后收入《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文中有如下相关描述：
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后，他的府邸就加派了禁卫军一连，警察一个派出所，来加强守卫。汪精卫等计划在王府左近暗杀载沣，当然容易败露。
当时有个巡警祥和，人家都叫他小祥子，后改名金霭庭（我与他妹夫同学），发觉那时有形迹可疑的人，不分早晚，在摄政王府附近徘徊，就特别注意起来，并将情报汇报了巡官。巡官派祥和等跟踪侦查。后侦悉有人在琉璃厂开设照相馆，字号守真，一个人姓黄， 一个人姓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像商人。另有一个姓汪的，住在东北园，每日必到照相馆闲谈，他们讲的满口是南方话，一句也听不懂。尤其令人可疑的是他们的态度，总是不自安，并查到他们在菜市口铁铺中定购铁罐等情，都接连上报。于是上面指令多派便衣，加紧警戒，沿途保护摄政王上朝。二月二十一日掌灯后，果然发现有两个人在摄政王上朝必经之甘水桥下，埋置铁罐（地雷之类，并非炸弹）。当场将黄、罗二人逮捕，并火速到琉璃厂东北园，将合谋的汪精卫也逮捕了。略为审理后，即送交法部。破案出力人员赏银2000元。祥和从巡捕升巡官，后来升到东郊分署署长。
以上细节与黄复生自述有很大不同：埋炸弹的是黄、罗二人，并且是在二月二十一日晚当场人赃并获。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按此处说法，早在汪精卫、黄复生勘察摄政王府周边地形之时，京城警方早就注意到他们的不寻常行踪。
1982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册，刊载了摄政王载沣的马队卫士金祥瑞的回忆文章《我是怎样侦破谋炸摄政王一案的》，其中记述极为精彩。同为当事人，金祥瑞和黄复生的说法，有相同之处，如都说黄复生和喻培伦是在二月二十三日夜埋设弹药时被发现的。但两者分歧更多，如黄复生和汪精卫到底是哪天被捕的？黄复生说是三月初七日，金祥瑞则说是三月初八日。到底谁记得更准确呢？
马延玉的《汪精卫谋炸摄政王内幕点滴》一文(刊于《北京文史》2004年第1期），介绍了作者的四伯祖、宣统二年时任民政部右参议的绍彝所留下的日记中一些相关内容：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早饭后绍彝在衙门见尚书肃亲王善耆等人，说摄政王府东桥起出炸药一事。随令绍彝同陆天池率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的官员察看沟道。察看后画图一张呈递善耆等人看，定六点钟到肃亲王府和内外城巡警总厅去回话。
三月初七日，到衙门同各堂到总布胡同第一区拿革命党三人。罗、汪、黄三人由火神庙西夹道守珍照相馆拿来。
有当时的日记为证，应该说黄复生和汪精卫等人三月初七日被抓是肯定无疑了，这一点，黄复生的自述是准确的。上文的“守珍照相馆”应为“守真照相馆”，它的位置，马延玉据绍彝所记“火神庙西夹道”，认为应是在前门外煤市街附近，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琉璃厂。
其他分歧之处还有：黄复生《自述》中说，他们是在骡马市大街的鸿泰永铁匠铺，定做了一个大铁罐，而金祥瑞则说是在东单牌楼临记洋行的铁工厂；黄复生、冯自由等都说是警厅请日本人打开的弹药，而金祥瑞则说请的是中国人；黄复生说，担心行动已泄露的二月二十四日当天，他就和喻倍伦前往埋设炸弹的地方观察，而金祥瑞称他跟踪黄复生，乃是数天以后的事了。抓捕黄复生、汪精卫以及罗世勋等人的具体细节，双方所述又有多处出入。
刀下
谋炸摄政王，是清史上的一个大案，也是一个谜案。对这件引起满城风雨的“革命党恐袭案”，真可谓“人各一说，不能详也”。
20世纪30年代，即此案发生的二十多年后，热心研究北京史迹掌故的张次溪（曾任北京《民国日报》副刊编辑、主编《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等）就收集材料，写成《汪精卫先生庚戌蒙实录》、《汪精卫先生庚戌蒙别录》。不难看出，当时对于此案的描述，已是众说纷纭。
关于埋设炸药一事，张次溪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炸药原由汪精卫和喻培伦两人埋设，不久喻培伦有事离开北京，就由汪精卫单独一人前往。二月二十三日夜，汪精卫来到小桥，埋下炸药，后并在桥西预埋导线，发现导线过短，就将炸药等埋在桥下，用草和土掩藏好，准备第二天再来。想不到的是，当晚附近居民刘某到桥边“方便”，发现了异常情况，谋炸一事由此泄露。
关于刘某发现埋设炸弹的事，记载清末民初掌故的《一士谈荟》，有“庚戌炸弹案”条目，转引了案发当时《正宗爱国报》的记载：
步军统领衙门的申振林，对于他所管辖地界的治安等很是留心，不时进行搜查。二月二十三日晚，在摄政王府附近，居民刘某在门外便溺，忽见桥旁一人，形迹可疑，以为必是盗贼。从家取灯欲看个清楚，这时有官兵以为是申振林查夜，急忙上前，桥旁之人乘机逃掉了。刘某跟同兵丁搜寻沟内，见一铁丝钻入沟盖（此沟盖上系民房），沟盖下置一匣，匣内为药葫芦诸器，仔细看,可以看到铁丝的南端，埋入地内。他们随即报给申振林，又进一步报步军统领贝勒毓朗，警区迅速报告民政部。又有兵丁创挖桥下，才挖到铁罐炸药。
尽管谋炸摄政王案破获过程的种种细节不明之处甚多，“嫌犯”抓捕归案后的情形，则争议不大。
在狱中，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说埋设炸药是一己所为，与他人无关。汪精卫写了近四千字的供词，痛斥清政府及立宪派人的所谓“立宪”，认为其结果，不过是“在于巩固君权”。他指出中国现在岌岌可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羽而不复强”。他大声疾呼“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仍然坚持要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在狱中，汪精卫还写下许多诗歌，最著名的是《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当日青年才俊舍生取义的革命豪情，跃然纸上。
对汪、黄、罗三位案犯，包括时任清廷法部尚书廷杰在内的许多官僚主张立即判处死刑，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不同意。他建议对于革命党人，应当采取“怀柔政策”，清廷正在推动立宪的敏感时期，杀死汪、黄等人，只能激起更多党人倍加激烈的反抗，对官方并无好处，不如从轻处治，以争取民心，拉拢革命党一方。同样只有27岁的摄政王载沣本人看到汪精卫的长篇供词后，也认为这不过是他们误解了清廷政策，才采取暗杀之类过激的作法。
宣统二年三月二十日（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汪精卫与黄复生二人终身监禁，判罗世勋有期徒刑十年。
过了一年，即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收葬的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就有曾参与谋炸摄政王的喻培伦，时年25岁。
又过了不到半年，即同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九月初六日，宣统帝下罪已诏，同意解除党禁；九月十六日，经由耆善等奏请，清廷将汪、黄、罗三人释放；十月十六日，监国摄政王载沣退位；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年仅6岁的宣统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朝覆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专治清代政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