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西坡/文 春节期间有媒体做了一期节目，主题是“孝顺怎么做”。一名青年医生接受采访说：“肯定是先孝顺国家，有国才有家嘛，大孝为先”；另外一名老年市民同样表示要先孝顺国家：“孝顺国家也是一个孝顺，先孝顺国家，国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孝顺国家”的说法一出，许多人立马联想到“以孝治天下”的古代儒家思想。可是在古人的“以孝治天下”与“孝顺国家”是一回事吗？是否所有士大夫都同意“以孝治国”的理念？我恰好在读赵园的《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一书，其“君/父”一节对此多有梳理与阐释。
古代君主常被臣子亲切地称为“君父”，所谓“拟君于父”。在“家国同构，君父同伦”的儒家秩序中，君就是天下这个“大家”的家长。历代统治者强调“孝道”，正是期望“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礼记·大学》早就明白说道：“孝者，所以事君也。”
但是要说明的是，“孝顺君王”并不是常见的说法。虽然忠孝常常并提，且互相可以转化，但“忠”与“孝”仍然是两个概念。流行的说法是“移孝作忠”，可见事亲的“孝”必须经过“移”的过程才能变成事君的“忠”。“忠”“孝”不可混为一谈，当时虽没有现代的“公域”与“私域”的概念区分，但思想家已经认识到两个领域的行事规则不同。
据赵园观察，臣道与子道之不同，明清间人不乏论说，其中黄宗羲的表述最为犀利。黄宗羲在《原臣》中严格区分“事父”与“事君”，以臣与子并称为非，说：“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也就是说，父子关系是天然的，由身体决定的；而君臣关系是后天的，为了治理天下而订立的。
具体来说，忠与孝操作方式的区别在《礼记·檀弓》中做了规定：“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即，对父母尽孝最重要的是“顺”，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父母犯了罪，人子也有包庇的义务，“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礼记·曲礼》有个有意思的说法：“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可见，孝道是压倒一切的，君主当然希望臣子以同等无条件的孝道顺从自己，可惜士大夫通常并不这么看。“事君有犯而无隐”，如果知道君主有错，那么曲意逢迎则为佞臣，死谏方为尽忠之道。“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是臣子的义务，反而“从道不从君”、“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才是理想的士大夫人格。
当然，“忠孝不能两全”是常有的事。当为国尽忠与为亲尽孝发生冲突的时候，皇权一方宣扬的的是，忠比孝更为优先。霍去病有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东汉邳彤被反徒王郎捕击其父弟妻子时，即涕泣说道：“事君者不得顾家”。
不过忠之于孝的优先性只有在危急存亡时才被普遍理解。比如明亡之际，不少士人以身殉国，不惜置家人于不顾，时论大为褒扬。而若在安平之时，就当另论。历朝都有丁忧制度，父母去世，为官者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匿丧不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能说一句“臣要为国尽大孝”了事，否则舆论会认为其贪恋权柄。如果国家实在离不开你，可以“夺情”，允许不去职，意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
可见，即使在家国同构的古代，忠与孝仍然不可简单化约。两者的要求不尽相同，优先性也难以划一而论。
此外，对“以孝治天下”的说法，王夫之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反驳，他认为忠孝“非可以立以为教而教人”，乃“生于人心者也，唯心可以相感。”我们可以理解为，发自内心的忠孝才是有价值的，不可以将其机械地转化为外部规范与口号。
古代国家可以视为家庭的集合体，儒家一直试图将“齐家”与“治国”逻辑关系打通，却遭遇诸多障碍，“忠孝并立而不等同”就是一个大难题。而现代民族国家不是建立在家庭之上，而是建立在独立平等的个体即公民基础上。即使在现代家庭内部，“孝顺”不再具有强制的规范性，将其强行移至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只能贻笑大方。
（作者系青年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