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废名在新文学作家中是很有意思的一位。有意思比有趣还要多一点意味，值得回味。所以即便他废了名、含糊为莫须有，也还是时常被人记起。
废名有才华。他把小说写得像唐人绝句似的，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也像王维“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那些简净淡远而有禅意的诗。后来远较他有文名的沈从文曾说，他写乡下的作品是受了废名影响，盛赞废名“神奇”地显示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静中的动与平凡人性的美”，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刘西渭）特别欣赏他“描绘的简洁，情趣的雅致，文笔的精炼”……他虽然以小说名世，其实他的诗也写得好。如这首载于1937年《新诗》第一卷第六期的《灯》：
深夜读书
释手一本老子《道德经》之后，
若抛却吉凶悔吝
相晤一室。
太疏远莫若拈花一笑了，
有鱼之与水，
猫不捕鱼，
又记起去年冬夜里地席上看见一只小耗子走路，
夜贩的叫卖声又做了宇宙的言语，
又想起一个年青人的诗句
鱼乃水之花。
灯光好像写了一首诗，
他寂寞我不读他。
我笑曰，我敬重你的光明。
我的灯又叫我听街上敲梆人。
他写诗，没有郭沫若的热与狂，也不似徐志摩的浓与腻，他的浅白如话绝非胡适初试新诗时写得那么水，他也不像闻一多那样刻板地讲究新诗格律，现代诗人中，卞之琳与他颇有些近似，写诗都是理智胜于情感，不同的是，卞之琳的哲思偏于西方理路，废名的意念更近东方禅意。像卞之琳“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这样的句子，废名是不会写的，上面那首诗里他提到的是中国的《道德经》。
说到禅意，废名的故乡黄梅，山明水秀，自唐以降是佛教禅宗的圣地，那里有一座五祖寺。禅宗五祖弘忍传衣钵于慧能，就是写“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那位，六祖慧能。因此废名的气质里、作品中含着那样的意思、意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就连他长得样子，也很是奇古高格，神情淡远而又带几分懵懂讶异，仿佛从古画卷中走出，穿越到民国，举手投足皆有几分疏离、不合时宜之感，有时念一念他小说的题目，《莫须有先生坐飞机》、《莫须有先生买白糖》，就令人发笑：先生为嘛买白糖呢？他的小说也和他的长相似的，既有唐人韵致诗意，如《竹林的故事》、《桃园》、《浣衣母》，也六朝怪诞诙谐可喜，如“莫须有”系列，都是中国本土传统风致。
但颇有古意的废名确乎是民国人物、新文学作家，在北大读的还是英语系。中学时代就几乎能够整本背诵胡适《尝试集》、激赏周作人的《小河》和鲁迅的小说，他是一边受着最早一代新文学作家影响、熏陶，一边自己也迅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位。他早期的小说和诗不是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就是发表在与鲁迅、周作人关系至密切的《语丝》上。他与这几位文坛大咖有往来，通信、登门拜访、互赠书刊、写序推荐等等，亦师亦友。在早年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废名颇为孩子气地描述了当他得知文坛上赫赫有名的鲁迅和周作人原来是亲兄弟时，他如何欢喜得手舞足蹈地大叫。
在周家兄弟之间，废名与周作人更相契。而周作人对废名的欣赏与喜爱是完全彻底的。他似乎在废名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给废名的信或给他们共同的朋友写信谈及废名，总是欣欣然，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他一会写信告诉俞平伯：废名公隐居西山了。过两天又报告说：废公来信了，附了两首诗，转你看看。此公文思诗思均佳，岂亦地灵人杰欤。他写信给废名，颇为艳羡地问：山中春色如何？山门虽旧，枣树想健在也。想必风景渐佳，较城中春到应更早也。莫须有翁回山，想其故事又可得而记欤……一会他又喜滋滋告诉沈启无：废名君近来大撰其联语，且写以送人，您看看这是他写给我的，“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怎么样？是不是大有竞陵气？只是对我未免过奖了呀！你等着，他还要做一联送你呢……废名好友、散文家梁遇春不幸早逝，周作人在给施蛰存的信里替废名发愁：秋心（粱遇春）病故，亦文坛一损失，废名与之最稔，因此大为颓丧，现又上山修养去，一时或不写文章也……他写过《怀废名》一文，其中还记叙废名住到雍和宫里悟道，趺坐入境而手舞足蹈特异功能，颇费了些笔墨——他是把废名当六朝人物看，且惊且喜且赞叹。
更能见出两人关系之深的是，从上世纪20年代起到抗战前，废名小说集一本接一本出版，《桃园》，《枣》，《莫须有先生传》，《桥》，周作人就一本一本地给他写序，他包揽了废名所有这些集子的序！以周作人在新文学文坛上名望与地位，这样的提携奖掖无有第二人！而且周序是一边倒褒奖：简练的文章，独有的意境啊；仿佛是唐人温李的诗，淡彩白描画啦；情生文，文生情，像流水流过，遇到汊港弯曲总得灌注萦回一番，遇到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周作人不仅盛赞，还要回护：当时就有评论认为，废名文章晦涩难懂，刘半农就在日记中抱怨说，《文学季刊》登出的废名数首短诗“无一首可解”，“而此人为知堂所赏识，殊不可解。”但知堂怎么解释呢？他在一篇序中写道：“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明季的竞陵派来。”将废名比竞陵派了。为了给《莫须有先生传》作序，1932年的旧历年前后几天周作人都在苦思冥想——虽然“文思告了假，不在书房里”，但他还是不甘心而终于开了两百字的头儿，并有了思路和妙法，终于在第二天——正月初一做好了2000字的序文。在写给俞平伯、沈启无的信中都写到他完成序文后如释重负的喜悦。2000字而写得如此纠结，可见郑重其事。而所谓“妙法”，是他自己的《看云集》也正缺一个自序，于是他把给废名的序也算做了自己的序。两人合用一篇序文，不知这是不是中外文坛上仅有的？
此事还没有完。大约一年后，周作人闲来无事，重读《莫须有先生传》，“恍然大悟”，先前那篇序“纯然落了文字障”，对作品内涵没能充分领悟，赶紧写信向废名检讨并汇报此番重读的心得体会：这是一部贤者语录，是禅、是子曰那一路的东西，“语录中的语可得而批评之，语录中的心境——‘禅’岂可批评哉……”总之把莫须有先生当先秦诸子看了。
废名的创作，有周作人且赞且叹，左右呵护，实在是幸运、幸福的——废名当有此种感念。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创意出版一套总结近三十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丛书《新文学大系》，废名的小说、散文、诗歌皆有多篇入选，意味着他的作品已载入文学史了。
《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是由鲁迅编选的，其中也选了几篇废名小说，在他写的导言中，他对废名的点评是，“以冲淡为外衣”，“闪露”了“作者过于珍惜他的有限的‘哀愁’，后来连这样的‘闪露’也收起了”，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鲁迅的点评相当精准，不多的几句就概括了废名的特色和局限。不知废名是否注意并重视鲁迅的点评，从而对自己的局限有所警醒。而周作人却是连废名的局限也一并欣赏了。1925年他为废名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写序言说：“我不知怎的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坐在树荫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荫下的时候。冯君的小说我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它所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冯君所写多是乡村儿女翁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其实那时，即便是周作人也还是在他‘自己的园地’里做好梦呢。”
废名曾明白地剖白：“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废名无疑是认同并师承了周作人的文学理念。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主编，编委十人：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叶公超、周作人、朱自清、林徽因、废名、李健吾、凌叔华。这可以看作周作人和废名乃至“京派文人”的最后一块“自己的园地”，不久就因抗战爆发而停刊。
现实的逼仄、人生的窘迫并不理会美好祝福。当年军阀张作霖祸害大京大学时，废名辍学一年隐居西山；五四落潮后，名士化了的周作人，从其兄呐喊彷徨的十字街头转回苦雨斋，谈狐说鬼喝苦茶。然而更大的风雨来了，又逃向哪里躲避？当周作人附逆的消息传来，废名先是不信，而后就是沉默，然后谈别的事了。他曾那样地崇拜周作人，曾与俞平伯在一起慨叹“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如今这个导师走到了这个地步，让他如何消化？抗战时期，废名蛰居黄梅乡下老家，教书为业，生活艰辛，心境苍凉。有时听着学生们朗读英文，兀自心惊：这不就是“四面楚歌”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向佛，求勇毅，也求解脱。他向古国传统中觅寻答案，他的湖北同乡熊十力从重庆寄来他的著作《新唯识论》，他不认同，便动手著《阿赖耶识论》，意欲“破”之。在乡下，他近距离接触农人，深入体察到国民党苛政下中国农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生活”，这“内忧”不亚于“外祸”。同时，他也从农人那里坚定了日本必败的信心。“要好好地了解中国农人，要好好解救中国农人。”这是他的心声。
抗战结束，他在俞平伯等朋友的帮助下重返北大。归途中他去了南京，托时任外交部次长的老友叶公超设法，到监狱看望了周作人。关于这次相见，他没有写过什么或说过什么。周作人也没有。废名后来经常为周家买粮买煤，周作人的儿子参加工作时，废名还为他制了新棉衣。那时许多旧识老友都视周作人如瘟神，避之犹恐不及。而废名接济周作人，在未来新中国政治氛围中，也难免被视为“立场不坚定”而遭批判。然而师恩难忘与人道主义的底色，都使废名我行我素。
1948年11月7日晚在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堂由“方向社”举办了一次新、老作家座谈会，朱光潜、沈从文、冯至、废名等老作家参加座谈。座谈聚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要不要载道？要听令“红绿灯”管制吗？文学可以修正政治吗？还是只能单方面守规矩？如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这些议题是以后几十年乃至跨世纪都还纠结不清的。会上，沈从文的言辞激烈而焦虑，他已经对政治的迫压有了切实感受。他在西南联大教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作为文学新人也在座，只恭谨地插了一句话，主要是向诸位前辈讨教经验。而废名的发言却是自信而高蹈，他把作家分三档：天才、豪杰、圣贤，天才有美学意义，豪杰心理强悍，圣贤是合天才、豪杰而能载道济世，杜甫、韩愈是废名认定的圣贤、一流作家。他似乎没把现实政治当回事儿，只是做了一番空论。
这时新中国已如海上航船，渐可眺望到桅杆。废名很顺利地跨过新旧中国政权交替的政治门槛。就在沈从文神经崩溃几至自杀的时候，读了几篇毛主席著作的废名，很兴奋，他跟家人说：毛主席真是了不起，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方向提得实在是伟大。还说，写土改，写农民，这方面的感情我很有。他写了几万字的《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交同乡董必武同志转交党。
然而正当废名要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而写作的时候，他却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从北大被“扔”到长春的吉林大学。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对记者也表达了他的不满情绪：解放后我有了进步要求，反而把我扔了。解放之初，我很有写作热情，如果把我组织起来，恐怕可以写出不少东西来。
废名到吉大，半年多没有分配工作；研究鲁迅的书稿也被扔在教务处一角，他很伤心捡回来，寄给胡乔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即《跟青年谈鲁迅》，其中有“共产主义者鲁迅”这样的章节。据说，吉林大学领导如匡亚明等人还是很关心他的，但那时候，像匡亚明、还有之前的吕振羽、之后的公木，这些既有革命资历又是学术精英、著名诗人的人，尚且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努力紧跟上形势，何况一个老迈作家！废名对批胡风不理解；后来“拔白旗”，他又成了被批判对象。好在以往的名声资历还有人识，周扬来长春，在吉林大学开座谈会，不见废名，便问，方才引起校方注意，赶紧去请……那些年，废名在吉林大学，应该是和无论在哪里的那些背景资历相仿的老作家一样，都活得有些尴尬吧。
尽管有情绪，作为教授、中文系主任的冯文炳——这时他使用自己本名，对于教学非常认真，尽管身体有病，也从不缺课。他讲鲁迅，讲新民歌，也讲杜甫，讲美学。那时他眼睛近乎半盲，看书写字不能伏案，只能仰着头，讲义教案都是他仰着头一笔一划写出的。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废名小说选》，其中作品都是废名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审慎地选出来的。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使用“废名”这个笔名。1962年广州会议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精神传达下来，冯文炳欣慰地写信给女儿：看来领导上已相信我是一位老农了，是可靠的力量……
莫须有先生终于废了自已的名字，消弥了作为“废名”的一切特征，溶入了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斯时，在北京，早已名声扫地、被限制使用的周作人却还关注着他曾经那么细心栽培、那么欣赏的废名，据年谱记载，他曾独自外出购买新出版的《废名小说选》。1967年，废名—莫须有先生—冯文炳，病逝于动乱初起的长春，躲过了“文革”一劫。
莫须有先生骑驴往西山去了，一走一低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