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文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争论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个大好事。无论就她自己而言，还是就我们中国人而言，为此感到光荣，我以为都是很自然的。尽管华人得诺奖其实已经不算太稀奇，中国人（以国籍论）得诺奖，过去也已经有过三次纪录，虽然在我们这里引起的反应是世界罕见的两个极端——或大骂，或大赞，但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诺奖影响确实很大，一般而言声誉也很高；第二诺奖没有忘记中国，中国人也的确是有智慧、有才能、有竞争诺奖之实力的。而与和平奖、文学奖这类包含明显的人文色彩、往往引起价值观争论的奖类不同，屠呦呦这次获得的是自然科学类奖项，这类奖项一般都基于高度“客观”的科学标准，通常很少有争议。屠呦呦是这类奖项的第一个中国籍获奖者。这当然又是一个突破。
但屠呦呦这次获奖在国内仍然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绝大多数论者肯定屠呦呦获奖当之无愧的前提下，就这次获奖的意义和启示，首先在网络上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主要争论点有两个：一是屠呦呦这位过去不太有名的“三无科学家”能够一举获奖，是否说明我们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有问题？而且，真正的争论似乎还不在于有无问题，而在于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方面的分歧才真正是针尖对麦芒：一方认为我们的旧体制改革还不够，没有与国际上先进国家的科学体制看齐，以至于屠呦呦这样的佼佼者一直被官僚化的体制所压抑。另一种观点却恰恰相反，认为我们的旧体制本来是最好的，反倒是改革改坏了，据说屠呦呦研究青蒿素起源于文革期间为“援越抗美”搞的一个“举国体制”下的防疟项目，而今青蒿素获奖，恰恰证明文革式的科研体制很伟大。
另一个争论就是清末以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又被高度政治化的中医、西医之争。屠呦呦退休前供职于中医科学院，青蒿治疟也无疑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有人因此就把青蒿素看做“中药”，认为诺奖给了屠呦呦就是西方不得不承认“中医的地位”，治疟药获奖的不是“西药”而是“中药”，则体现了中医胜过西医。有人则认为屠呦呦从未有中医学历，瑞典颁奖者答记者问时也否认是在奖励“中医”。屠虽在中医研究机构工作，本人却并非“老中医”，她是药理学（一套引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科班出身，她以乙醚提纯青蒿素用的是现代科学方法，与西方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金鸡纳碱）是同样道理。奎宁是公认的“西药”，青蒿素怎么就不是？这又引起了“中医控”们更加激烈的反驳，说是这只表明连奎宁也不是西药，西医根本就全都是盗名欺世的一套。发现金鸡纳树皮可治病的印第安人被万恶的西方人灭绝了，不然“印第安医”会发展得比“西医”更伟大，而我们中国人没被洋鬼子灭绝，“中医”当然就可以胜过“西医”。他们还挖苦说：中国药材用“西方手段”加工后就成了“西药”，那用西方的电磁炉做出的回锅肉，是否就要算“西餐”了？
而“反方”也有走得更远的，他们对屠呦呦自称从葛洪的书中得知青蒿绞汁可治疟也表示质疑，并从植物分类学上指出所谓的“青蒿”与屠呦呦从中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是两种植物，其实青蒿中的青蒿素含量极低，除葛洪外，从张仲景到李时珍的主流中医典籍也都没有提到它可以治疟。屠呦呦实际应该是从“药海战术”中随机发现黄花蒿的医药价值，所谓受葛洪的启发只是她的事后解释，甚至可能是有关方面基于“宏扬国学”的需要为她量身定做的解释。显然，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强化了屠呦呦发现之功的同时，否认或至少是弱化了“中医”对这一发现的启发作用。
如今这些争论在网上已经火药味十足。但其实，很多重要的事实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只在意识形态上上纲上线是有害无益的。而这些事实又涉及科研体制演变和医药学乃至医药发展史上的许多实证问题，我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本来是没有资格置喙的。
但是，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由于种种因缘际会，我对“疟疾”、“青蒿”和文革时期的“中医”都有不少的记忆，在此说出来与大家分享，或许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我经历的疟疾疫情
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即15-24岁的1969-1978年间因适逢上山下乡大潮，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多。田林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是广西面积最大的县，人口密度却是最稀的地方之一。那里属于号称“广西屋脊”的桂西北山区，拥有广西第二高峰岑王老山，很多地方山高林密，覆盖着雨林和次生林。田林所属的百色地区与越南交界。据说屠呦呦研究治疟就是起源于当时援越抗美的需要，而我们那里不仅与越南丛林地理、植被乃至人文环境（中国的壮族就是越南第二大民族侬岱族群）都类似，同时也正是疟疾猖獗的地区。
我后来从资料中得知，田林县历史上就是所谓“瘴疠”之地，属于“广西疟疾高发区”，民间有“谷子黄，病满床”之说。1936年抽样血检66人，阳性（检出疟原虫）33人，阳性率高达50%。文革前该县年均发病1480人左右，对这个仅11万的人口小县来说已经颇高。但总的来说，文革前那十几年间疫情还是在逐渐缓解的，到1965年已经“从超高疟区变为中低疟区”。但是，文革后由于政治混乱，防疟“一度无人抓”，田林从1969年起出现“疟疾暴发流行”，连续六年发病人数都超过2000，其中1970、1971两年更高达15148人和8625人，六年统计年均发病6515人，4.4倍于文革前17年的平均水平。
看来，当时屠呦呦参加的全国防疟大会战远远不只是“援越抗美”的需要，中国国内的疟疾疫情也已经严重到了需要发起一场“运动”的程度。而我县疟情回落到文革前夕的水平则已经是改革时期的1983年。仅从我们县的情况看，文革时期究竟是疟疾猖獗的时代还是“防疟成功的黄金时代”，恐怕是很清楚的。
下乡时只有15岁的我对这些数字当时自然一无所知，但是我很快就成为疟疾疫情的受害者。这六年间我曾4次患疟疾，1970年冬的一次发作是在修建高龙公路的工地上，以至施工结束、民工撤退时我竟然病得无法行走，由知青伙伴志先陪伴在荒山野岭的工棚中待了两天，后来挣扎着到定安公社打了针，两人终于翻山越岭回到村中。我曾在《我的‘早稻田大学’》一文中提起过这件事。现在想来，当时若不是伙伴们照顾，我的处境其实很危险。而疟疾一般暴发于夏秋，我居然冬天也发病，也可见当时疫情的严重了。
当时田林县流行的主要是恶性疟疾。不知道的人往往认为“恶性”意味着病得很严重，其实，“恶性疟”与“间日疟”、“三日疟”并列，是以疟原虫种类区分的病理类型，本不是就得病轻重而言。与北方多见的发冷发热相交替、周期性“打摆子”的疟疾（即间日疟）不同，恶性疟的特点是周期不明显，常常不发冷而只发高烧。我国古代只把“打摆子”的间日疟叫“疟”，南方的恶性疟由于往往不打摆子只发烧，在近代发现疟原虫以前，人们是不把它当疟疾的，古人只说是“瘴气”或“瘴疠”，而那时北方早有“疟”之习称。
卫生员在乡间检测疟疾病原
不过，一般恶性疟对人的损害确实也比“打摆子”更厉害，传统时代的病死率似乎也更高。白居易诗所谓“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我几次得疟疾也深受其害，1971年的一次发病，在公社卫生所留医一个多礼拜，体重下降十多斤，因严重贫血头发掉了一多半，回到村里乡亲们都说我整个变了形。由于几次发病，我那时后遗症明显，长期贫血，肝脾肿大，体型很瘦。那时没有留下照片，但在如今网上可见的一张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不久与导师、师兄们的合影中，我还是显得很瘦小，后来的朋友们都说认不出是我。
而我那时恰恰又正热衷学医。我本来在下乡前就看过些医书，下乡不久后，本村一位老农被毒蛇咬了，我用自备的“南通蛇药片”（即文革前的名药“季德胜蛇药片”，文革中季德胜遭难，药名也改了）治好了他，后来又有几次类似的事。那时的农村极度缺医少药，很多村民从未用过药，按行内的说法，他们对药“很敏感”，往往一用就灵。于是一时在村里传开，生产队长就说老秦（当地老乡都把“有工作的人”都用汉语以老相称，我们并无“工作”，其实也与他们一样挣工分，但因为是城里来的，所以不到16岁的我就被称为“老秦”）你就是队里的卫生员了。
既然干着这些事，自己又是个疟疾老病号，我对当年的抗疟自然是印象很深。尽管1972年后我没有再当“赤脚医生”，但还是保持着兴趣和关心。我清楚记得直到我离开农村之前，九年中我们那里的主力抗疟药始终是氯喹，当年这药也不贵，我自备的药箱里是它，后来“赤脚医生”标配药箱里是它，据我所知城里的大医院也用它做治疟首选药。氯喹有多种剂型，一般用口服，重症还可以注射。它对治疗疟疾发作是非常有效的，但它对“红外期”（未侵入红细胞前的潜伏期，此时人体带虫但无症状）疟原虫无效，所以通常认为它无法断掉病根。不过间日疟有红外期，南方的恶性疟则基本没有红外期，所以在我们那里，氯喹是可以根治疟疾的。
除氯喹外，当时使用的抗疟药还有奎宁（即老牌“西药”金鸡纳碱），在氯喹时代以前它曾经是举世闻名的治疟“特效药”，但我们那时奎宁早已风光不再，作为备选药物它主要用于对氯喹有抗药性者，另有一种糖衣剂型用于儿童。但我那时几乎没有见过什么抗药性病人，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并未用过它。当时的第三种抗疟药是乙胺嘧啶，这是一种作用于红外期的药，主要用于防止疟疾复发。我做卫生员时这种药还属新药，我没有用过，但在我插队后期逐渐推广使用了。
1973-1978年，我们县连续六年开展“灭疟大会战”，当时的说法是“三根治一预防”，即在流行低谷的初春、流行前期的初夏和发作期的病人主要使用氯喹进行治疗，而在高疟区和可能暴发区，7-10月间每隔半月用乙胺嘧啶进行全民性预防服药。六年大会战成效显著，到1977年就把年发病人数压到了三位数。1983年又进一步回落到文革前夕1966年的水平，从1984年起，年发病数始终在25人以下。田林县的疟疾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我自己在1974年后就未再发作疟疾（虽然贫血等后遗症还延续了很久）。1996年我回到当年插队的平塘乡，了解到当地近两年内也没有出现过病例。
“前青蒿素时代”的抗疟成果和人们对青蒿素的厚望
而这都是在以氯喹抗疟为主的时代取得的成就。我们知道如今氯喹已经出现严重的抗药耐药性问题，尤其在非洲、东南亚等热带高疟区，人们对氯喹已经失去信心，这是当今国际上对青蒿素寄以厚望的原因，也是屠呦呦教授及其团队的发现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所在。但是，未来青蒿素长期使用后会不会像过去的奎宁、氯喹那样逐渐产生抗药性，恐怕还不好说。疟疾这个“万年对手”何时能被人类彻底战胜，也还有待于观察。
同时我上面的回忆也表明，至少从我们县的情况看，中国抗疟事业的成功是在以氯喹为主的时代取得的。青蒿素的发现虽然已经很久，受到重视还是很晚近的事（可以想见屠呦呦教授获奖后会更受重视），而这时疟疾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是个大问题。氯喹抗药性现在也在中国发生，但由于现发疟疾病例已经很少，这个问题并不严重，远不像非洲、东南亚那样。
换言之，我国实际上是在氯喹抗药性问题变得严重以前就主要用它基本解决了抗疟问题，很多热带以外国家，包括所有发达国家也都是如此。那么，何以非洲等地就不能取得这种成功？人们可能以为主要是由于那里贫困落后，人们缺医少药。这当然有道理，可是并不全面。非洲固然贫穷落后，可是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WHO、无国界医生等国际组织的长期帮助，贫穷落后就必然缺医少药的逻辑就不一定成立。尽管对某个人而言，没用过的药未必就不会有抗药性——如果这个地区流行抗药病原而他又为之感染，初用之药对抗药病原仍然会无效的。但是，在一个足够广大的地区，如果真正没用过此药，就不会有抗药性问题。例如氯喹抗药性问题国际上在1970年代已经严重存在，但我的记忆中当时在我们那里并不存在这种问题，我自己的疟疾也是用氯喹治好的。如前所述，真正缺医少药的地区一旦用药，往往会很“敏感”很见效。非洲应该也不例外，那里不是没有用过氯喹，只是用的太久、太多了，以致那里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现在那里抗疟的主要问题不是缺医少药，而是寻找新一代敏感药。
那么非洲为什么不能像中国那样在对氯喹产生抗药性之前就把疟魔压下去？不是贫穷问题，那么是体制问题吗？但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越南也没有取得中国那样的氯喹时代灭疟效果？我不是专家，没法回答，但从简单的逻辑推想，也许热带地区的抗疟就是更困难。热带环境下病原与病媒的密度都太大，一代药物在产生抗药性之前难以把病原全面压下去，产生抗药性后就难办了。但愿青蒿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