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泽茜
杜家之子，润泽农民，生生不息。10月9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逝世，享年102岁。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曾带领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等起草了关于农村工作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公认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
早年抗战救国路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由于生长年代的特殊，小时候的杜润生就对农民和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少年时期的杜润生，勤学多思，在学业上很有天分，并得舅父之助，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读书。当时正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党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杜润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其成员在野时讲革命，一旦当了官就腐化，令广大青年们大失所望。另一面蒋介石则对内加紧镇压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动面目暴露。经过冷静地观察时局，杜润生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因此，杜润生萌生了加入共产党的念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因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动组织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其中骨干。
1929年，杜润生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那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太原学生运动已经纠正了自流现象，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尽管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所长苗培成，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压制学生抗日运动，但学生们团结一致，发动驱逐梁、苗二人的斗争，组织了包围省党部的请愿活动，杜润生就是当时活动的学生代表之一。为了镇压学生，军警当场开枪，打死一人，伤十余人，其中杜润生也受了伤。惨案教育了民众，也更加坚定了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决心。他认为：“没有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就打不倒。”
苦难的风波总是不停歇。由于驱梁学潮发展到反对当时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因而遭到镇压。杜润生被列入通缉名单，他只好选择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1932年10月，杜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他来到北平，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中，杜润生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长。1936年夏季，杜润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行署副主任，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一颗爱民心，永远不停息。
新中国成立初期，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同时，杜润生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
对于杜润生提出的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方法，毛泽东给予大力的肯定。因此，在1951年2月，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由于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杜润生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于1953年初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此后漫长的一生，杜润生都全力以赴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杜润生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正在执笔起草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其合法性。在此之前，高层争论激烈异常。一位亲历者回忆，“文革”虽已结束，路线斗争惯性仍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余地。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令人欣喜的是，在贫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言得到支持并很快证明成效显著。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包干到户”从此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后来，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从此，中国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生活的奔头也越来越足。
“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
心系苍生，一号文件留青史，手扶才俊，改革大业有传人。
除了推动农村改革，杜润生对其门下弟子学生十分厚爱，因而门生众多。杜润生爱才惜才，经常和“弟子们”探讨问题，并不断指导和激励他们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当年，跟杜老一起在9号院工作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杜润生的弟子”。离开9号院后，他们分别走上了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等不同岗位。
杜润生身边能够聚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和他自身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有思想有境界有策略讲方法的杜润生，吸引了无数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投身他门下，潜心好学。
如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就是杜老写的推荐信。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
因此，尽管在当时处于改革漩涡中心的人物众多，但都在多年后的今天取得了各自瞩目的成就。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替伟人。当年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子弟，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力量。这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这3位都曾直接参与了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门下弟子的卓越成就，是杜润生晚年最为欣慰的一件事。
在杜润生90寿辰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是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用一生的心血和努力，不断推动中国农民更好的新生活。而作为改革中一朵不朽的常青树，杜润生一直在漫漫求索。他始终将忧患的目光投向远方，并不断思索总结更好的方法策略。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杜润生晚年说过的话，也是吾辈自当共勉的人生格言。
我们的先辈们已将大任交付于我们新一代接班人，未来，沿着改革的大潮方向，让我们众志成城，向着更美好的生活勇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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