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的国庆七天长假中，我翻看了基辛格新书《世界秩序》。其最后一章“结论”道出了基辛格对于世界秩序的六点忧虑。拙著《世界文明总量论：中国的文明崛起与国家安全法治原理》与基著先后出版，拙著同样关注了这六个问题，在此呼应一下，此六论也是对基辛格《世界秩序》的书评。
之一：美国的悖论。
序：
基辛格以其新书《世界秩序》中的思想，超越了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布热津斯基、彼得.卡赞斯坦、以及汉斯.摩根索以下的所有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他凭借其外交语言的优美娓娓道来，浓缩出70年来美国领导世界的思想体会。该书最深刻地反思了美国的国际政治实践，能够深刻反思美国近期总统执政之庸、反省美国领导世界的两难悖论，这标示出了他的思想已经达到了美国最为睿智的学术高度。
述：
1、他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成功、“政治”民主化的坎坷，是当前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的两难境地；即：世界政治与经济之间不同步地发展，这就是美国领导世界所面临的一大悖论。
2、他主张：美国必须坚持其领导世界的理论所具有的先进性，因为其明显优于老欧洲“均势”的理论；其先进之处，在于美国在传统“均势”条约体系之外增添了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人权普世的三大“美国理想”；这三大理想的“正当性”（也译为“合法性”），是美国崛起并领导世界的出发点，是“美国版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好处。
3、他预测：世界秩序的变局将会来自两种情况：要么更新“正当性”（也译为“合法性”）、要么改变全球地缘“均势”；而美国必须坚持它的三大主义，这是由于“美国经验的特殊性”决定的；但是，美国可以打点折扣的是：“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同时要设定美国自身的四大底线，以应对上述悖论可能带来的变局。
评：
1、基辛格当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欧洲“均势”理论，他汲取欧洲400年“均势争霸”的教训、总结美国100年的崛起与全球领导经验，是其学术智慧的精华所在；但是，美国的悖论，在于“美元失信”，这也许是其民主、自由、人权理论所难以弥补的。
2、基辛格对核平衡、网络战等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是极富远见的，但是，他对“货币正义”的研究、对全球“患不均”的研究，其著述中鲜被提及、似有藏拙之意。人们提到美国宪法大都会强调三权分立，但忽略的却是其中“铸币议值”的规定；其实，如若美元因超发而失信，则美国国际政治三大理论必将失去正义的基石。
3、审视世界秩序，局限于欧美400年新、旧“均势”思维来研究世界和平是短视的。这种思维在中国2700年前的轴心时代就已反复实践。欧洲“均”文明、美洲“霸”文明、东亚“和”文明是三种活的思想；继民主自由人权之后、哪种文明能够衍生出“货币正义”的时代，值得世界政治学者仔细研究、拭目以待。
之二：中美的战术。
序：
如果说中美关系好比谈恋爱，中国是出身4000年的名门闺秀，美国是出身200多年的英才小伙儿，双方彼此的认知成本，本就应该是非常高的；如果说福山在学术上认定中国的国家建制早于西方1800年（秦始皇前221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那么，基辛格直面中美关系的现实、谨慎地定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称“新大关”）不是一种战略、而只是一种“战术”的权宜之计，即：不冲突、不对抗、协商合作。这表明基辛格清晰地认识到：“新大关”的内涵在两国的战略互信层面，是模糊难定的。
述：
中美为何难以战略互信、而仅仅能够达成战术性的“新大关”？基辛格认为其现实原因有三：
1、历史上的朝贡体系。
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给西方学界留下了自费正清以来的深刻印象；中国当代被动接受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设定的战后国际地位，它似乎又被中国崛起的现实所打破；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西方总会猜忌中国将会恢复既有的“世界朝贡体系秩序”。
2、三合一的意识形态。
基辛格罕见地全面认知了中国人的当代思维方式：既有中国传统的、又有共产马列的，还有西式高等教育的三合一。他认为美国人对前两者都缺乏理解；但他认为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中国历史的影响、但绝不受其束缚。三合一意识形态下的中国人向何处去？还有待于美国进一步分辨、观察。
3、约束朝鲜的投名状。
基辛格直言“美国害怕”中国崛起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担心中国崛起、并在周边地区建立霸权；他进而设论：中美若能协作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统一、才能算是“新大关”迈出了实质的一步。显然，美国认为其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利益，恰是其“新大关”的诉求，并期待中国能协作缴上投名状，方可称之为中美“新大关”下的新“均势”。
评：
1、相知难。中美关系战略“互信”之难，在于中国的《四库全书》没有翻成英文；即使翻成英文，也是短期内难以让人读懂、难以普及的历史文明。所以，中美“新大关”的近期目标只能是不冲突、不对抗。
2、不点炮。中美关系“新大关”的中期目标，应当是“不点炮”、树立“货币正义”。什么是“点炮”？以目前美国财政之寡、外债之高、出口之弱、实体经济之薄来论，中国持有的天量美元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点炮”、“拉爆”美元体系的整体币值。“点炮论”的量化计算，可以参照“货币总量恒等式”；而合作树立“货币正义”，则可以共同研究以中国经济体作为全球唯一公有制的货币发行锚定之基，去增进国际信用货币体系“不欺诈”的进步与正义。
3、分片管。中美关系“新大关”的远期目标，应当是“协商和平、各尽所能、秉持正义、分片维和”。中国海外投资“不设政治前提”的做法，在第三世界广受欢迎，应当引起美国的价值观反思；即使美国依然秉持其“三大理想”，那也是其自由、仍可求同存异----因为中国4000年的文明存在绝非肤浅的“朝贡体系”，而是“和安、守成”的文明禀赋；否则，中国在4000年历史上早有若干的机遇、去谋求无谓的“领导世界”、去建立什么理想的“世界秩序”。
之三：和平的底线。
序：
基辛格的学术思想之所以超群地伟大，表明了国际政治学的伟大理论，必须来自国际政治的实践者，而非一味的、书斋中的理论制造者。基的理论娓娓道出了美国理想的根源，写意地比较出了国际共识的无奈，极富战略性地提出了中美战术的设想，委婉地指点了六七位美国总统的江山，最为重要的，是为美国在当今世界秩序中指出了四条“和平的底线”。对比奥巴马《201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样的法律文件，基辛格在其著作结论中所指出的四条底线，表述得更加直白。
述：
从没有一部国际法或者国内法承认美国是世界领导者。但冷战以来，美国总统依照美国1947年《国家安全法》在制定历次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样的法律文件中，都直言了“美国领导世界”。这也许就是全部美国政治学者研究世界秩序和“世界领导权”的唯一官方法源。这样的法源造成了美国“领导世界”只有单边的权力、没有对等的义务，造成了国际秩序中“丛林法则”的现象。如下的四条底线，就是美国行事在世界秩序与“丛林法则”中的最远边界。
1、生存底线。美国哪怕单独行动、要努力防止的最低条件是“社会生存”--这总是合法的，各国如此。
2、单边目标。即使得不到多边支持，美国也要实现其国家战略的最低目标--也算合理、有国内法基础。
3、同盟外沿。必须基于盟国的支持、美国才能实现什么？防止什么？--这需要实时选边站队、刻刻评估“均势”。
4、背盟例外。即使美国的盟国敦促、美国也不会参加行动，这是美国参与世界秩序的限制条件、即美国例外。
评：
1、这四条底线践踏了国际法，美侵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就是写照，一无联合国批文、二无对方国家邀请函。
2、北约、日韩需要仔细评估与美国结盟的份量。一纸盟约是可以食言的，这就是“美国经验的特殊性”，基老已然明言。
3、美国的底线，证明其是正常国家、并无真正的“世界领导权”。在深化“新大关”的时候，中美都宜正常行事、有一说一、一事一议。
4、世界秩序，无非就是“规则导向”或“实力导向”，这是我的老师芮沐教授几十年前的洗练概括。基著在此细分了一下，拙著之中量化了一下，如此而已。
之四：历史的意义。
序：
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家相比历史学家来说，更喜欢研究“历史的意义”。特别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直到目前。
20世纪美国出产的世界文明史学家占了同时代的大多数：威尔.杜兰1935年的《世界文明史》、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的《人类共同体史》、斯塔夫里阿诺斯1970年的《全球通史》、丹尼斯.舍曼1994年的《世界文明史》、杰里.本特利等2000年的《新全球史》、飞利浦.阿德勒2006年的《世界文明史》等，这些书都是老老实实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分期来写的。
可是，自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001年尼尔.弗格森的《文明论：西方与非西方》、2012年贾雷德.戴蒙德的《昨日之前的世界》、2013年伊恩.莫里斯《文明的度量》等“巨著”出版以来----这些偏重研究国际政治学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历史的意义”将会终结于“代议制政府治下的民主”----尽管福山在2011年《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有所改口。但是，唯有基辛格在其2014年《世界秩序》一书最后一章、最后一段中坦言：这都是曾经的“妄想”，不应有的“断言”，他勇敢地带头儿坦陈了“多年前我年轻自负”，似乎是长者代人认错，这就更展示出这位92岁睿智老人的“学术求真”情怀。
述：
1、盟友的怀疑。
美国的盟友可能比中国更关心此《世界秩序》，因为它们把本国安全都拴到美国的裤腰带上了。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四条底线”之中最令其盟友不放心的，即是“背盟例外”。缘何美国要违约例外？基辛格认为：这是由美国“价值观的本质”、“美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2、价值选择性。
美国价值观的本质和特性，都集中地写在了美国宪法及联邦党人文集等文件之中。但是，这些价值观显然不是全知、全能、全在的。如果要问：面对现实，在这一组价值观之中，美国要“选择性地”推行哪一个？基辛格以其外交风格的语言这样地表述：“这要部分地取决于具体情况”。
3、均势的缺陷。
基辛格认为，均势“应该”不难计算，但事实显然难以“预估”。这是基辛格的实践经验对其均势理论的自我修订。他列出了难以“预估”的因素有：外交的臆测性、判断的确证性、各国内部的差异性、趋势评估的困难性、决策应对的茫然性。无疑，这是基辛格总结均势理论所面临着的时代困境。
评：
1、承认无知。
罕有学术大家愿意承认：在其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尚存未知的部分。基辛格以其智慧真正地做到了自我“承认”，但不在本书的结论部分，而是在本书序言的最后一段。他说：首先需要了解像中国那样不为我们所知的社会；然后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世界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去“探寻世界新秩序”。
2、量化未知。
在“世界文明总量”（即过去的2400年中存在的1.15万亿“人年”总量）之中，西方的文明总量仅占世界的1/4，其他3/4的文明总量之中包含了印度、中国、非洲、拉美地区的历史文明。这一量化的数据，就是基辛格在其序言中提到“不为外界所知的社会”的确切范围。
3、世界主义。
基辛格谈到：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律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基辛格在其结论部分中的这一表述，无疑会被全世界的良知学者所赞同，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饱含着探索未知的胸怀，他凭此言、站到了历史思考的最前沿。
4、路在何方？
即使“历史的意义”就是“世界主义”或称“天下大同”，但世界秩序中的现实问题依然是：路在何方。
之五：重构合法性。
序：
今年92岁的基辛格生于1923年的德国。他出生后20年加入了美国籍；之后的30年中，他经历了二战参战、哈佛就学、国务卿任职，并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世界和平奖；之后的42年中，他讲学、斡旋、顾问、咨询，撰著了这本《世界秩序》，他在书中委婉地升华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道可道、非常道。基辛格在书中调整了自己原有的理论体系。这一调整，是《世界秩序》一书中的最大亮点与思想改进。
基辛格原有的“均势”思想，构成了一个三角结构：最上角为“均势”，统辖着左下角的“权力”、右下角的“规则”。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把右下角的“规则”概念调整为“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他认为，未来的世界（中美）必须平衡世界各地的权力与合法性，这样才能符合现实的世界秩序演进。
探讨合法性，是政治家与法学家的交集。法学家思考“合法性”（legality），大多是从既存规则和现有法治出发；政治家思考“合法性”（legitimacy），则是从地缘文明传统的民众共识出发，即考虑世界各地区域文明的禀赋差异（civilization endowment）。为免歧义，合法性，在此也称为正当性。
述：
1、现存的冲突。基辛格在书中谈到了世界重要权力区域的差异与冲突，这些冲突包含了各个区域历史形成的合法性共识：中国的儒家朝贡、中东的征伐异教、印度的轮回皈依、俄罗斯的专制扩张、中国崛起的不可知论、美国200多年来坚持三大理想的历史独特性。他看到的世界秩序，是各地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合法性；而如若任意地各行其道，则极易导致区域秩序的冲突。
2、未来的忧虑。基辛格忧虑的是：无法预料世界上的哪种“道”，在世界秩序的演进中将会“大行其道”；因而，在美国失去“绝对世界领导权”之际，就应当（均势地）“平衡”世界各地的“权力”与“合法性”。其结果，也许是重构出了多个“势力范围”，但世界秩序只能是谨慎、悲观地演进。有报道说，2016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3、势力范围论。基辛格判断：即使美国“重建国际体系失败”了，也不一定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为美国仍有维持世界秩序的巨大自信），但是，这种失败即是演变出了世界各地的种种“势力范围”，而各个势力范围都有可能在其边缘地带“试探”自己的实力（例如南海区域）。而“平衡”世界各地“权力”与“合法性”在边缘地带的试探与冲突，则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所亟需调整的要意。
4、美国的退路。从拥抱“普世价值”、退回到捍卫“人文价值”；从“世界领导者”、退回到“一只不可缺少的地缘政治力量”——基老指出了美国今后“追求世界秩序”的两手准备。他是采用了一整段极为端庄、优美的外交辞令，在该书结论部分中论述了这个”两手准备“。表面的堂皇与内在的韵意，只有当局用心者才能善于分辨。
评：
1、看活了。
基辛格没有把“正当性”或称“合法性”看成是教条、唯一、不变、强加于人、一体适用的紧箍咒；相反，他把它看作是变动的、基于历史文明的、竞争变动中的、整体民意的地缘性共识。他把它看成是一个活的东西，并建议政治家们去认知了解那些“未知社会”中的种种”正当性“。基辛格的“均势、权力、正当性三位一体”思想，给美国和世界和平带来更大的合作余地；甚至在美国的立场上，也具有着更为巨大的“领导世界的余地”。
2、看透了。
相比弗兰西斯·福山2014年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福山仍在固执地论证“政府、法治、问责制三位一体“的民主终结论，基辛格凭借其《世界秩序》中的新理论，则能够更加通透地解释现实世界的政治秩序、乃至国别内部的政治秩序。作为理论升华的关键，基辛格把”正当性“阐述为普世的多样性存在，而这种存在，是符合中国早在轴心时代就已奠基的”大道之源“本初哲学的，即：道即正当性。
3、看中国。
《论中国》，是为了看中国；看中国，是为了探究中国崛起的正当性、外延性、持久性、冲击性。伟大的思想家，总会在其理论框架中为彼此预留进退的余地；那么，对峙、对抗中的对手，就会转而成为态度温良、平和竞争”正当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同盟与伙伴，在基辛格那里，都被纳入了”均势“的范畴。基辛格以其“均势、权力、正当性三位一体”的思想框架，可以从容地坐看世界秩序的云飞云起。
之六：美国的碑文。
序：
碑文（epigraph)一说，通常用于铭记历史转折的重大时刻。正如基辛格所说：目前的世界秩序，虽是西方一手建立的、并声称全球适用，但“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然而历史在转折时，并不总会出现大师来书写碑文，有时甚至都难以产生大师级的人物。
例如，小于基辛格15岁的约瑟夫·奈（生于1937年、也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国防部长助理），他提出的“软实力”学说（他主张“中美权力过渡”、“技术权力分散”、美国“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就未必能够很好地解决美国的历史转折；又比如小于基辛格29岁的弗朗西斯·福山（生于1952年、也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国务院的智库教授），他所反复强调的“政府、法治、问责制三位一体”学说，也无望拯救美国政治的相对衰败。
基辛格凭借其《世界秩序》一书，有资格成为美国政治的碑文；因为，基辛格的“均势、权力、正当性三位一体”理论，更接近是一个可以凭借数学进行表达的道理。而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还尚未圆熟，尚不能在变量之间构建出数学的恒等关系；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巧实力，本身就是难以量化的不确定变量。
述：
1、宏大问题。2015年9月底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西雅图时，就引用《世界秩序》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来问候基辛格，这句话是说：“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应对挑战的决策。”——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说学者的，后半部分是说政治家的。就前半句而言：什么是“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即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内涵达成了共识，那么，基辛格“均势、权力、正当性三位一体”的理论及其著作《世界秩序》，是否足以回答这一问题？ 即便不能完整回答这一问题，基辛格对这一本源问题的设问本身，就足以列为美国政治碑文的永恒主题。
2、两条河流。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结论”部分的倒数第二段，引用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著名的隐喻”，来强化地提示美国必须应对历史之变，提示世人“世界秩序就像火焰，适度地燃烧，适时地熄灭”，提示人们“当今时代的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也就是说，他提示了即便是美国、也不可能两次踏进1992年赢得冷战后的那条河流。在世局转折关头，他提出如此冷静的提醒，足以列入美国政治碑文的变革主题。
3、美国自信。本质而言，约瑟夫·奈、弗朗西斯·福山、伊恩·莫里斯等等学者近年都在苦苦找寻避免美国衰败的学术答案。而基辛格给出的答案，则是围绕着“美国自信”展开的叙述，即：美国应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过度自信与内敛自省之间寻求“平衡”，而且，这“必然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他要求美国“绝不能退缩”。基辛格提出了以美国自信之“道”、应对时局变迁之“变”，折射出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自信。此说有理，可以列入美国政治碑文的应变主题。
评：
1、假如美国沉没（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情形）。226年之前就生效的美国宪法、228年之前的《联邦党人文集》，都无法预估其后的美国历史作用，更无法预述美国自1992年起“领导世界”的历史功绩。然而，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能够尽可能地客观总结美国一百年的成就、概括美国两百年的三大理想与自信、论证出美国两百年政治实践超越了欧洲四百年“均势”理论的进步意义。这些，都值得铭记。
2、假如美国衰败（这是美国“智者”的过虑）。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书恰恰冷静地指出了“两条河流”的时代差异，指明了历史转折前所亟需的客观反思。这些反思的力量，必然会大于忧伤的担心，会激励“巨人”加速苏醒、重新站起。这些，也都值得铭记。
3、假如美国复兴（这需要全球善意的合作）。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将会帮助美国快速地重新调整出恰当的战略心态，建设性地厘清美国进退的分寸和余地。他亲历了尼克松以来七位美国总统的外交实践，但是，他更多推崇的“伟大的政治家”却是此前的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他评论他们“既有远见，又有决心”，拥有共治世界的“良心”。相反，对于近期一些美国总统的作为与看法，他直言“当今社会越来越难以培养出（上述）这些品质”。这些，更值得铭记。
结语：
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是美国政治的碑文。但是，其反思的历史长度仅仅是西方崛起的四百年。基辛格概括了自格劳秀斯与康德以来的“均势、权力、正当性三位一体”和平理论；他把它，当作是西方应对东方崛起的理论准备。
但是，若要纵观四千年来“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就需要超越四百年的“均势、权力、正当性三位一体”框架，去量化发掘出人类社会“存在、安全、正义三位一体”的文明走向。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更为美好、更为稳健的世界秩序。反观中国，恰恰需要的是“纵观四千年”的理论勇气与理论准备，否则在崛起之际，将会是“手无寸铁地步入思想的战场”（尼克松语）。
作者简介：赵宏瑞，男，现任中国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法学学士、国际经济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学博士后、在站）；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德国汉堡大学、施密特国防大学、意大利米兰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澳门大学、澳科大等海外高校访学、讲学。近期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世界文明总量论》（2015年，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国货币总量论》（2013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