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记者 刘莉
《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作者姜鹏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现为该系副教授。目前正在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资治通鉴》等的相关研究，并参与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司马光全集》的整理工作，与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等共同重新整理《资治通鉴》。他细读《资治通鉴》多遍，手中的书已翻烂，对《资治通鉴》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识，由他来谈《资治通鉴》中为政之道的智慧，可谓驾轻就熟，手到拈来。另一方面，姜鹏文笔好，口才佳，是《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了解一般听众和读者的需求和认知程度，因此能够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言说方式解说古人的智慧，贴近现实生活。近日，记者专访了他，请他就《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历代帝王和重要政治家阅读《资治通鉴》的记载非常多
深圳晚报：司马光为什么写《资治通鉴》，这本书在中国历史上最终影响如何？
姜鹏：中国古人一直注重历史编纂，无论是官方还是个人。在中晚唐到北宋中期，也就是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这段时期内，重视历史编纂的传统仍然被保持，而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也为历史编纂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个时期的历史编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值得关注，一是重视实用，一是重视通贯。
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给唐王朝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使得强盛的大唐逐步走入衰亡通道。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的政治、社会状况，对于梦想着天下太平的文人士大夫来说简直糟透了。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人们开始怀疑“天”的作用，对汉代学者建构起来的“天人感应”学说产生了动摇，开始不太相信上天真的能够干预人世间的事。具有这一思想倾向的先驱者开始重视“人”的作用。这批引领新潮流的学者意识到，如果想恢复和平统治，回到国力强盛的时代，总结人的行为，从中观察兴衰成败的规律，比乞灵于天更重要。于是催生了这个时代史学的第一个特征：重视实用，重视历史知识和实际操作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个时期最具有创新意义、也是价值最高的几部史学著作，都是出自做过宰相的大政治家之手，杜佑的《通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书名，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以史为鉴，帮助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从书名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实用目的非常强。围绕着这一目的，《资治通鉴》在内容选择上非常严格，凡是与治国之道无关的历史事件，几乎都不予录用。
这部书的篇幅很大，读起来不容易。虽然司马光抱怨过，书编成后，真正从头到尾认真阅读的读者很少。但从后代积累的效果来看，这部书还是被广泛地阅读了，并且受到了很大的认同，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历代帝王和重要政治家阅读《资治通鉴》的记载非常多，张居正曾给万历皇帝讲过《资治通鉴》，并留下过讲义，康熙皇帝留下过100多条读《资治通鉴》的笔记等等。更为关键的是，这部书通过阐释历史事件总结出来的一套政治理念，成为后代非常主流的政治观点。
重视法制，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之一
深圳晚报：请您谈一谈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资治通鉴》里又是如何阐释这一关系的呢？
姜鹏：“德治”与“法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很多人一听到“德治”，就以为是要以“人治”代替“法治”，神经过于紧张了。法为善法，离不开人；人为善人，离不开德。不管人多坏，冰冷理性的法制都能自我运转，并将社会治理好，这只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并不存在。
司马光重视法制，这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之一，我们在《德政之要·治道篇》里特别安排了“依法治国”一节，阐述《资治通鉴》的法治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光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家。只见法不见人的条文形式主义，恰恰是司马光批评与反对的。由于篇幅原因，这一点我们在《德政之要》里没能重点展开，我在另一本解读《资治通鉴》的著作《帝王教科书》里分析过商鞅的案例，指出《资治通鉴》总结商鞅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执法为人的道理，眼中只有法令条文本身，而没有人的价值存在。这是非常可怕的。
认为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懂经济的判断是扯淡
深圳晚报：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给予王安石变法以很高的评价，曾经一度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似乎反对王安石的人都是错的。那么，如何看待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否影响了《资治通鉴》的编纂？
姜鹏：现在人们的认识，正在逐步得到改变，事实并非这么简单。认为反对王安石就是错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偏见。以前的历史学者，给反对王安石的人贴了张“保守派”的标签，于是“保守派”也成了贬义词，这同样是一种偏见。
王安石说，可以不必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而增加国库收入。司马光反驳说，这简直是扯淡，天地之间财富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不在民则在官，哪有不剥削百姓就能使国家更富的道理？于是后代学者根据他们的这一争辩，判断说，王安石懂经济，司马光不懂经济。
我想说的是，认为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懂经济的判断是扯淡。谈论经济的时候，需要谈论增长，但同样需要谈论分配。社会公平的体现，恰恰更有赖于合理的财富分配方案。根据这一点，我们回过头去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王安石谈增长，司马光谈分配，很难说谁比谁更懂经济。司马光所讲的天地之财有定数，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很落后，但在当时的实际环境下，这个判断并没有错。即便放在今天，经济高速增长，国库收入和百姓收入之间仍然是零和博弈，在这一点司马光还是没有错。而事实证明，王安石并没有做到不增加百姓负担而提高国库收入。宋神宗以后国库财政的增加，绝大多数都是靠变相增加百姓赋税实现的，严重地“国进民退”。司马光是对的。所以，谈到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时，我们需要抛弃一些陈旧的看法。
王安石得势之后，司马光离开首都开封，在洛阳居住了15年。这也正是《资治通鉴》完成最重要的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