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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困境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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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去年8月,我参加上海书展,置身于人山人海之中,几乎寸步难行,从一区到另一区,目测距离不足千米,却走了足足一刻钟,喧嚣摧毁了文雅,汗臭稀释了书香,感觉如逛菜市场。将感受说与同行的一位老兄,他直言:其实书展的性质与菜市场一样,图书作为商品,与萝卜白菜并无差异。我笑道:你这话有点反智。他赶紧申辩:你说我反智,还不如说我是精英呢。一路行来,他一路指点:你看这些书,论营养,哪里能比萝卜白菜!依其所指,我陆续看到了心灵鸡汤、成功学、营销、理财、养生、穿越、玄幻等读品,大都占据要津,封面花红柳绿,海报光怪陆离,令人不得不侧目。

假如这位仁兄今年再去上海书展,观感大概会好一些。这一届书展,明确拒绝理财、养生等书籍进入会场。据说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书比较常见,平时不难购买,书展空间有限,故不建议它们去推销;二是书展真正希望推广的阅读,与这些书没有多少关系。这后一点,才是关键。书展定位于优质阅读,自然要淘汰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劣等书目。

书展此举,略有争议。拍手称快者不在少数,却也有人嘲讽书展抬高了门槛,不能海纳百川,未免有些狭隘,况且,拒绝这些书进场,并不会影响其势头与销量,这不是掩耳盗铃吗?我觉得,无论支持还是批评,都有道理,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待书展及读书。试举一例,以为参照。我有一个朋友开书店,据其个人喜好,严禁余秋雨、郭敬明、于丹等人的著作上架,倘有顾客进店,来找这些人的书,他便不给好脸色。有人认为这一举措有失大气,有人则认为这正体现了书店的高雅,以区别于新华书店之流。那么,你是要气度,还是要格调呢,世间事大都难以两全,鱼与熊掌,必须有所抉择。

书展与书店的抉择背后,隐藏了一个问题,即大众文化的困境。理财、养生,以及余秋雨、郭敬明、于丹等人的书籍,不仅属于大众文化,而且还是此中主流。当它们被“优质阅读”“高雅格调”拒之门外的同时,门外却是一派繁华景象,门庭若市,洛阳纸贵,这内外两面,冰火九重天,正呈现了大众文化的两难。

大众文化常常面临一种嘲讽:只有“大众”,不见“文化”。反驳者自然会发问:何谓文化,文化是什么,谁说了算?深究起来,这不仅关乎文化的定义,还涉及文化的领导权。谁掌握了文化的领导权,谁便可以支配文化的定义,从而决定大众文化到底有没有文化,是不是文化,能不能登上大雅之堂(至于大众文化登上了大雅之堂,与大众还能保持多少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

曾几何时,大众占据统治地位,构成了统治阶级。大众文化随之盛极一时,当然,彼时不叫大众文化,而称之为“人民文化”或“人民文学”。且拿我们最熟悉的人民文学来说。而今蓦然回首,可知当时的人民文学,只有“人民”,缺少“文学”,甚至只有人民这个宏大而空洞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民。人民文学所孵化的作品,虽多如过江之鲫,但几无一部能够传世。

那不是大众文化的盛世,甚至不是大众的盛世。对文化的生命体而言,第一要素还是自由。所以大众文化的盛世之开启,必须等到市场经济兴起之后。不过,大众文化实在命运多舛,“刚出狼窝,又入虎口”,逃脱了政治的桎梏,却迎来经济的吞噬。在“前三十年”,其困境表现为只有政治,没有文化;在“后三十年”,其困境表现为只有经济,没有文化。不论哪一种,“没有文化”的罪名,都是板上钉钉,刻在大众文化的肉身之上。

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文化的领导权不在大众手中,何谓文化,有没有文化,不由大众说了算;究其实质,则在于文化与大众天生八字不合:文化一向被视为精英的专利,精英与大众的区别,标志之一,即对文化的占有。说到底,大众从来就不是文化的主人。

纵观历史,恐怕没有哪个年代,能像现世这样,大众与文化的距离最近,关系最亲密。大众不仅具备了最基本的文化水平,还可以用手和眼睛投票,参与甚至支配文化的潮流,如上海书展之上攒动的人头,足以冲击图书市场的方向。然而,即便如此,大众文化以及文化的实质并无改变,一方面,在“优质阅读”“高雅格调”的知识与权力格局之下,大众文化难以摆脱被贬斥、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大众文化的领导者,与其所成就的人物,未必就是大众,如余秋雨、郭敬明、于丹,还有那些理财专家、养生大师,哪个不是精英呢?

说起来,大众文化的困境,不止是大众的困境,还是精英的困境。精英往往喜欢批判大众文化,以此标榜自己置身于精英阶层。不过,批判大众,未必能印证精英的高明,有时反而折射了他们的怯懦与卑劣。正如智者所云:“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最显著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最后来说说我对大众文化的态度。这也是我常常被问及的一个话题:你看不看养生书,你看不看玄幻小说,你怎么看待这些风靡一时的书籍和现象?我以为,事关文化,当以自由为第一义。自由的前提,则是容忍。布尔先生的那句名言,正可作为我的答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对于大众文化,第一是尊重,第二是容忍,如果你不能容忍,则可批判,不过最可行的办法还是投身其中,加以引导,譬如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借投资哲学宣扬保守主义,写出了《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最是令人钦佩。

说到底,书店可以有门槛,读书不必有门槛;书展可以有禁区,读书不必有禁区。这个时代,大众文化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令一些读书人惊慌失措,无所适从。那么不妨想想此前的时代,则可长出一口气。一个文化封闭的时代,与一个文化泛滥的时代,正如一个娱乐被禁止的时代,与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想必没有人会选择前者,后者固然不是最好的时代,却是最不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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