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宣传活动行为艺术——沉默的新娘。
▲鹏星“家庭”大合影。
深圳晚报记者 刘菲菲 实习生 李然 文/图
2014年9月6日，沙井街道一日本籍男子因不堪妻子家庭暴力，情绪失控杀妻后自尽；2015年8月，一位女童因在家中偷钱被其母殴打至重伤昏迷……家暴这个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遥远又陌生，但是对于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说，处理家暴相关事件却是日复一日工作内容。
三级预防模式 最大程度防止家暴发生
鹏星家暴防护中心的成立源于深大教授易松国。2009年11月，易教授开发了反家暴项目，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社工们发现项目需求量非常大，不仅有来自深圳的求助者，甚至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个案。2010年5月，鹏星家暴防护中心便由此成立，将家暴防护的短期项目转化为长期服务。
“反家暴并非只是针对孤立的社会个案，它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就像海面下的冰山。”鹏星家暴防护中心主任李孟对深晚记者说。在工作的过程中，社工们逐渐意识到，施暴者并非单纯因受害人没做好饭或带好孩子而挥下铁拳，背后的深层原因非常多。
“控制，是家庭暴力的核心。而社会包容，以及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是家暴频频发生，无法根治的根源。”李孟说，“家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离婚或者不离婚都是当事人的选择，都应当被尊重。”
为了解决家暴问题，鹏星引入了三级预防模式。“首先是法律宣导，我们的宣传目的是告知潜在的施暴者，打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李孟介绍。同时，鹏星社工们希望通过宣导，向受害者传递一个鲜明的信号，即她们有权制止家暴，除了以暴制暴、暴力杀夫或自寻短见以外，她们还有另外的选择。
除此之外，鹏星定期进学校和社区开设“非暴力沟通工作坊”，通过传授情绪管理等技巧，用各种小而实用的方法，找到情绪与暴力的关系，通过健康合理发泄负面情绪，减少产生家暴的几率。“暴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参加工作坊的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们，除了打人，听歌、写日记、大哭一场、好好吃一顿都是不错的选择。”李孟笑着说。
而对于已经发生的家暴案件，处理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阻碍多得多。很大一部分受害者意识到家暴的危险性，却不够警觉；或者因经济原因，根本无法离开施暴者。对于这样的受害者，鹏星社工通常建议他们寻找到一个会引发争执的“触发点”，“比如小三问题，经济问题等，这样的话题尽量不要谈。”李孟说，虽然有些问题在生活中无法避免，但自己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拓展服务 从家庭整体入手降低家暴几率
家暴并非单独个体行为。鹏星在拓展服务的过程中，不但接受家暴个案，还鼓励受害者将丈夫和孩子一并带过来进行沙盘治疗或家庭辅导。
据悉，目前鹏星接触的儿童遭遇家暴案件并不多，但儿童被家暴近两年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遭遇家暴不会主动寻求帮助保护自己。而对他们施暴的往往是监护人，这使儿童家暴具有强烈的隐蔽性。”李孟说。
研究表明，童年生活在家暴环境的家庭中的孩子，无论是否受到直接的肢体虐待，长大后都可能成为施暴者或者受暴者。女孩倾向给自己找个施暴者丈夫，而男孩则倾向成为施暴者，他们的潜意识已经接纳这种行为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他们的愤怒找不到正确途径排解时，便会外溢到社会，造成危害。
“比如济南公交纵火案的嫌疑犯，根据我们研究，他就是家暴的受害者；重庆电梯中暴打男婴的小女孩，她则是严重的品行障碍（指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期出现的持久性反社会型行为、攻击性行为和对立违抗行为）。”李孟坦言。这些都是轰动的家暴案件，而更多小的暴力事件，如校园欺凌，很大程度上无法引起社会的重视。
“我们不希望一切都是温情脉脉的，我们希望更多人关注它的危险性和潜在的伤害。”然而，在现实中，社会对于不太严重的家暴行为容忍度非常高。中国有俗语“打是情骂是爱”、“棍棒底下出孝子”，特别是对于愿意主动求助的孩子，社会给予的包容性并不是非常高。而家暴案件是自诉案件而非公诉案件，使得家暴在法律监管方面存在诸多漏洞。
对此，李孟表示，社会各方面对于家暴的监管、救助和支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也希望受害人能勇敢站出来，做出最有利的选择。“毕竟，目前家暴属于自诉案件，如果受害者自身不愿意改变现状，不愿意走出家暴的死循环，我们很难帮到她。”
孙晓梅是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的公益咨询师，同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目前，正在进修中科院心理学研究生的相关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