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南国书香节·经典的力量
历经岁月洗礼而留陈，纵千百年而流传方成经典。经典的力量不在口号而在细微处，在一粥一饭一杯茶之间。
看“什么都知道”的蔡澜分享他的朋友圈，听娱乐女皇查小欣讲述与儿子“肩并肩地跑一场马拉松”—最后，80岁的大家闺秀卓以玉如此总结人生态度：全力以赴，“尽我所能”，其他顺其自然。
蔡澜：现在的导演缺乏书生气质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李晴云
此次来南国书香节，蔡澜为他的新书《江湖老友》首发。首发活动名为“老友记—蔡澜和他的老伙伴们”。活动上，“香江四大才子”之一蔡澜畅谈香港文化的一代风流人物，故事不断，段子频出，令一众如我这样的90后读者大呼过瘾。
偷吃巧克力的大侠
金庸在《江湖老友》的序中说：“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置之’不大容易，要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不抱怨汽车太颠簸，不抱怨女导游太不美貌。他教我怎样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怎样在新加坡大排档中吮吸牛骨髓。我会皱起眉头，他始终开怀大笑。所以他肯定比我潇洒得多。”
这两位大侠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只有一个地方截然不同：吃。
蔡澜通过近身观察爆料说：“数年前，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医生不许查大侠吃甜的，但是愈被禁止愈想吃。金庸先生会把一条长巧克力不知不觉地藏在女护士的围裙袋里面，自己又放了另一条在睡衣口袋中，露出一截。查太太发现了，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但到楼上休息时，金庸先生再把护士围裙袋里的扒了出来偷吃。本人稀奇古怪。不然，他小说中的稀奇古怪事又怎么想出来的呢？”
在蔡澜看来，金庸在为朋友买单上也有大侠风范。“每回都是查先生埋单。有时争着付，总会给查太太骂。总过意不去。但有一次，倪匡兄说：‘你比查先生有钱吗？’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蔡澜还说：“席上，倪匡兄总是坐在查先生一旁，他们两位浙江人叽里咕噜。大家记性又好，把三国水浒人物的家丁名字都叫得出来。”
《江湖老友》书中，有两辑写蔡澜的老师辈冯康侯和丁雄泉。
蔡澜向冯老师学习篆刻和书法，向丁先生学习绘画，从中能读到亦师亦友之情。冯老师告诉蔡澜：“眼高手低是好事情！好的东西看得多，能够吸引便叫眼高。眼高表示欣赏力强，手低只是技巧的问题，勤能补拙，多做功夫手便不低。最怕的是，眼也不高，手也不高。”
蔡澜向丁雄泉学画画，问丁先生要不要正式来个拜师典礼？丁先生大笑：“那是流氓才做的玩意儿。我们是朋友，一起向天真的感情学习。”两人去一家餐厅吃饭，丁先生叫了很多道菜。“够了，够了。”餐厅经理说。“老远乘飞机来吃的，多一点不要紧”，丁先生说，“而且我们还请了很多朋友。”经理问：“他们什么时候来？”丁先生回说“不来了。”经理大感困惑：“丁先生和蔡先生请客，怎么不来？您到底请了什么人？”丁先生笑说：“请了李白，请了苏东坡，请了毕加索。都来不了。”
老友如古董瓷器
蔡澜早年在电影界工作，和著名导演、明星都有近距离接触，写起来全无隔靴搔痒之感。我最早读到《悼张彻》一篇，颇为震动。文章说：“在拍摄现场，张彻大骂人，骂得很凶。对副导演、道具和服装，一不称心即刻破口大骂。张彻似乎在徐增宏身上学到的是骂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总要保持一份互相的尊敬，但张彻绝不同意。每一个人都不同，只有由他去了。”后面又说：“我亲眼看到一些已经30多岁的导演被张彻骂得淌出眼泪来，深感同情，对张彻甚不以为然。发誓有一天和他碰上一定和他大打出手。张彻从不运动，打不过我的。”
实际上，蔡澜与张彻之间没有冲突过。张彻一有空就跑到蔡澜的办公室，聊聊文学和书法，喝杯茶。蔡澜说，自己在张彻的鼓励下做了很多与电影无关的学问，但张彻本人自己却停留着，动作片潮流更迭，李小龙的魄力、成龙的喜感、周润发的枪战……张彻的动作设计还停留在京剧北派式的打斗。2002年4月，香港电影金像奖发出“终身成就奖”给张彻，大屏幕上，蔡澜看到张彻的照片，觉得惨不忍睹：“英雄，是的，不许见白头。我一方面很惦记他，一方面希望他早点离去。不能够平息心中的内疚，我只有怨毒地想：‘当年那么爱骂人，罪有应得！’”
张彻去世时，灵堂两旁有一副对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高山”指张彻写的《高山青》，大家都会唱，“独臂”当然是说张彻的成名作《独臂刀》。蔡澜回忆说：“我问是谁写的？大家都指着黄霑。”而黄霑说：“对完这对子，我打电话给倪匡问他的意见。他大笑四声，说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好了。”黄霑逝世后，蔡澜送给黄霑四个字：一笑西去。
蔡澜悼念另一位大导演胡金铨，用的是另一种笔法：“记得家父常说：‘老友是古董瓷器，打烂一件不见一件。’家中挂着一幅胡金铨的画，描写北京街头烧饼油条小贩的辛勤。他没有正式上过美术课，其实他也没有正式上过任何课，但样样精通。英文也是自修；画，是在摄影棚中随手捡来的手艺之一。”在这一点上，蔡澜的“样样精通”倒与胡金铨异曲同工。又说：“闲时胡金铨便读书，他属于过目不忘的那种人。金庸、倪匡都是。他们一谈《三国》，什么人的名字、穿什么衣服、说过什么话，都能一一背出。”由此可知，这些看似天才式的人物，都曾下过外人不知的苦功。
蔡澜偶尔写些严肃一点的文章，如《论李安》，即显出他在电影上的功力。“从前的导演，知识分子居多。当今的，就是缺少了书生的气质。有了读书人的底子，就能把文字化为第一等的形象出来。任何题材都能拍，都能去挑战，创造出经典来。李安是目前少有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在《理智与感情》中看出他的文学修养已经跨越了国籍，英国人也不一定拍得出那么英国的电影来。”
我问蔡澜先生，对90后的阅读，身为40后的蔡澜有什么高见？蔡澜在新浪微博有900多万的粉丝，有空常在微博上与年轻人互动。他说：“科技的进步，人可得到多种媒体的内容，不一定靠纸本书了，这是阻止不了的现象。但无论以任何方式阅读，内容还是最重要的。这一定变不了。”
卓以玉：我的天空一直蓝
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我非常幸运”，今年80岁的卓以玉，对外显示出一种包裹在热情中的无限豁达。“感谢祖荫深厚”，卓以玉丝毫不避讳自己深嵌于中国当代历史中的庞大家族，并以令人惊讶的坦然主动将之归为自己一生的起点。
卓以玉，传唱一时的台湾流行歌曲《天天天蓝》的词作者。从这一身份延伸开去，会触摸到齐豫、林徽因、三毛、陈绮贞等一众小清新式的女诗人或女歌手形象。但作为女画家、比较文学教授、亦今为止唯一一位亚裔“美国国家文艺委员”，真实的卓以玉显然更接近张家的合肥四姐妹或见证了“大江大海”的齐邦媛。
祖籍福建闽侯、称林徽因“姑姑”的卓以玉，祖父卓定谋是民国章草名家，父亲卓宜来曾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幼年于“书桌间捉迷藏”长大。台湾文艺界名人白先勇、夏志清、齐豫等，均与这位定居美国却爱交朋友的女士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在卓以玉新近出版的传记《天天天蓝》中，白先勇作序，夏志清、林清玄等名家奉上评述。
大动荡里的安稳童年
“我生在北京，3岁就到上海，所以我说上海话，然后小学一年级到香港，又学会说粤语。我一直没有受过特别的苦。”对人生早期的数十年，卓以玉如此概括。事实上，她的童年正好在20世纪30-40年代那段兵荒马乱的年月，亦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从北京辗转到香港的逃难之旅。
当时仍然懵懂的小姑娘将“砖头当枕头”、“坐在货车的货物顶上紧紧拉住车顶的栏杆”的经历当作有趣的游玩转场，并没有留下内心创伤。作为大家族的成员，卓家人在战乱中免于饥饿与寒冷，获得了堪称奢侈的饱暖。
“作为小孩，冬天我们穿蓝布长袍，看上去像是棉袍，其实我们穿的是皮袍，很暖和。母亲带着我们，从满是日本兵的街上走过去，从徐州逃到界首。”
逃难中，卓家仍然可以在餐馆点馒头吃，餐桌边也总是围着很多饿极了的小孩。“我们姐弟坐那很高兴”，馒头端上来，一大盘，热热的、白白的、冒烟的，“小心！”端馒头的放下时大喊，一瞬间，旁边的小孩从四面八方伸进手来争抢滚烫的馒头，手散去之后，只剩一个光碟子。
“我妈看了很触动，又多叫了几盘，让小孩们过来，跟他们合吃。”这一幕给卓以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一生中，她一直坚信“祖先积了很多德”，母亲的善良亦足以使后人继续得到庇佑。
安居香港后，某一年，母亲计划带四个孩子回北京看望祖父祖母，在原定回香港的日期前，卓以玉的哥哥生病，结果几年后才得以重返北京。“后来我们发现，本来我们预备坐的那艘船，到香港后就被日本人打沉在海里。如果我们坐那艘船回去的话，都不知去哪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一辈子被上天保佑。”
逃难过程中目睹的灾祸与不可控，带给卓以玉随遇而安的倾向；一次次幸运躲过危险和相对的优渥家境，又带给她一种确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从小到大都很开心。”
“我父亲母亲很宠我，我会钻到爸妈的被窝里去—我相信，各位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已经不可以钻进爸妈的被窝里了。我爸妈跟我说，爸妈最疼你，但你要记着，你到外头去，别人的爸爸妈妈也最疼他，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让人家。”
抵达香港短短数年之后，1953年，卓以玉前往美国，拿奖学金进入大学读建筑学。很快，她遇到“同在一个办公室做事”、说一口粤语的广东籍建筑师。大学三年级，她嫁给这位建筑师，离开校园和未完的学业，相夫教子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年。
“那时候年轻”，卓以玉如此简单概括当年的大胆行事。
大咖头衔只是生活一部分
等女儿能够进入幼稚园，卓以玉重新回到校园，而且一念就是三个学位。在读博士学位之前，她已经在大学执教数年，以极快的速度升任副教授之后，导师拍着她的肩膀告诉她：“你左右的同事全是博士。”文凭是升任正教授的最大障碍。
卓以玉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任教，打听过后，只有数百公里外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开设中文博士班，而每次开车来回一次，需要花5个小时。
“我礼拜一到礼拜四要教课，每个礼拜五早上7点钟，我开车去UCLA。”后来她发现，UCSD后面的图书馆，每天运书到UCLA，于是卓以玉与图书管理员们交上了朋友，“之后就搭他们的顺风车，一车都是书，再加我一个乘客”。
每个礼拜五，卓以玉爬上图书馆的车，颠两个半钟头到UCLA念书。“我坐在车里，觉得很有运气，我不用开车，如果叫我开5个钟头车，那不可能。”“有的课是一三五上，周一、周三的课，我就抄人家的笔记，礼拜五我听课。老师们对我真是非常好，所以我至今感激他们，我的9个恩师里面有一个就是UCLA的老师。”
博士终于毕业之后，卓以玉更顺利地实现了一系列成就，画作、诗作、比较文学。她在美国学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老布什任内，卓以玉被任命为“美国国家文艺委员”，是贝聿铭之后第二个获此荣誉的华裔。
也许家族之中学政两界的大咖已经太多，对于卓以玉，这头衔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全力以赴，“尽我所能”，其他顺其自然。这是卓以玉的生活态度。
对于亲弟弟卓以和，她的评价也仅止于“好乖”和“（人生）一直好顺”—卓以和同样少年赴美，现任美国朗讯科技公司（AT&T公司）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研究室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两院外籍院士。
如今回望，卓以玉的名言就是她对自身角色的最好注释：“大学教授真是女人最好的职业，因为你孩子哪天放假，你就哪天放假。”她还拥有一帮朋友，大家一起玩乐读诗。1980年代，她拿自己几大本小诗中的一首《天天天蓝》谱曲唱玩。“里头有淡淡的忧伤，但我希望给人带来愉快，因为人间的痛苦太多了。”
查小欣：我们是彼此的镜子
时代周报记者 刘金环
8月16日下午，南国书香节广东馆活动区内，香港著名传媒人、主持人、作家查小欣的到来让整个会场陷入了沸热状态—在以流行为生命的娱乐圈，查小欣把自己活成了经典。
然而这次，查小欣强调“不娱乐、不爆料、不八卦”，她专程带着亲子大作《陪你跑一场马拉松》，与观众分享育儿经和亲子故事。查小欣在自序中写：“陪儿子跑一场马拉松，需并肩同步，不作让责，跑来从容但不纵然，信任却不放任，严谨又不严苛。”
在新书首发会现场，回顾与儿子相处的短片，查小欣忍不住泪下。查小欣说自己育儿的过程，有风光明媚，也有困难重重。她和所有家长一样，陪着孩子跑了一场马拉松，一跑20年。
20年里，查小欣陪伴儿子拆解各式人生命题。她无法做一个全职妈妈，却用中西合璧的“行政办法”教子持家；她一直以为她在调教一个理想的儿子，却渐渐发觉，原来是儿子在塑造一个理想中的母亲。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最好的亲子关系是什么样的？
查小欣：亲子关系就像一场马拉松。一开始，父母作为领跑者带着孩子跑，然后，孩子跟父母肩并肩一起跑。我认为这是最和谐最好的状态，像朋友一样。像朋友，就意味着孩子可以和你无话不谈，父母关系就不能这样。目前我和儿子还没能达到朋友关系，还在努力中。最后，孩子会成为家长的领跑者在前面跑。我其实不愿这样，所以我要多学习新鲜的东西，尽量和他一起肩并肩地跑。
时代周报：作为事业有成的女性，工作和陪孩子之间怎么均衡？
查小欣：小孩都希望妈妈在家里陪着自己。我儿子曾经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正常的妈妈？我说什么是正常的妈妈？他说就是每天送我上学，接我放学。我说那对不起，这些我真的做不到，我只能给你一个最好的引领，你有什么需要，妈妈一定在旁边。他的每一次尝试我都陪着，这就是我的方法。另外，我睡得少，我把我的时间分成工作的时间、陪儿子的时间，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这是一个很不人道的做法。
时代周报：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中提到：让儿子好好读书不是为了有名有利、出人头地，而是将来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身为娱乐圈人士，你也说过对孩子的学习一定要督促严管，为什么？
查小欣：读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增多，还有个人品格的培养。好好读书不能保证日后一定有一个好工作或飞黄腾达，但可以保证有一个基本的谈吐和素质。我对儿子的学习方面要求严格，但不是“虎妈”那种，我不会逼迫他上各种补习班、写作业。我给他去体验的机会，选择权给他自己。要记住，孩子是一个个体，不能强加意志给他们。
时代周报：你在书里反复强调对孩子的教育要引导，不是强硬地命令，母子关系也不等于操纵，但具体实行起来要怎么做？
查小欣：幼儿阶段，孩子的意识里只有“要”和“不要”两个概念，所以要引导他懂道理。在我们家，我是从来不说“NO”的，我不会直接拒绝儿子的请求，我会反问他为什么？如果能说出三个理由让我信服，我就答应他的要求。我曾经用两年时间引导儿子，让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养狗。最后，我问了他三个问题：“想养什么狗”、“能否做到亲力亲为”、“能不能养一辈子”。他自己放弃了养狗的打算。
另外，在某些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上，我反而会纵然孩子去尝试。比如他要染黄头发，我就让他染，等他发现染了之后走在路上别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就主动要求把头发染回来了。给孩子机会试错，你告诉他是错的，不如让他自己感受到是错的。自己体会到的错误不会再犯第二次。
时代周报：一方面你让儿子读国际学校，另一方面你又是事无巨细、样样关照的中式妈妈，这两者有无矛盾？
查小欣：在香港，很难不受到中西方文化两方面的影响。我让儿子读国际学校，是因为不满香港的教育制度，但我要承认，听到别人夸我儿子在名校读书，我也有虚荣心。这种时候，儿子就会告诉我这样不好，让我不要问别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在哪里读书，怕家长会尴尬。他在国际学校学到的这些对人的友好尊重是潜移默化的，自己察觉不到，但是当他批评我做的不对的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这就是国外教育比我们强的地方.这些做人的基本素养和人文关怀，国内还停留在说教的层面上。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双方可以在彼此身上照见自己，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好的地方相互提点。
责任编辑：马龙 SF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