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2015年7月，一场希腊债务违约所引发的动荡和争议，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并给欧洲的复苏前景蒙上浓重的阴影。虽然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受此形势鼓舞，美联储正考虑在今年加息，恢复正常的货币政策，但美国的复苏也是不全面的：虽然货币政策空前宽松，但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严重。
总体而言，世界经济并未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而是依然虚弱乏力。在此情况下，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转型与冲击》来得很及时。
一
无疑，希腊债务危机是最近最吸引眼球的事件。然而，日常的媒体报道往往令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细节，而忽视了大趋势，希腊与德国官员之间的口诛笔伐，也很容易让旁观者也跟着情绪化。这就造成了对希腊危机的两种简单化解读。一种是将问题全部归因于希腊经济政策失误，视希腊为咎由自取，这是大众的主流观点。另一种观点则是，德国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借希腊陷于债务泥潭之机，破坏和剥夺希腊主权，置希腊民生于不顾，这在国际左翼舆论中颇有市场。
对于这场发生在自家门口的争论，沃尔夫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希腊与债权人都有各自的一部分责任。当然，作为把本国财政搞砸的国家，希腊自身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更需要揭示的是导致希腊从一开始就陷入危机，以及致使危机加剧的其他因素。
在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有利于德国等出口国，希腊等国则过度依赖资本流入。南欧国家利用优惠的条件大量举债，低利率与举债发展模式相结合，在西班牙等国吹起了房地产泡沫。而希腊的债务火药桶一旦爆炸，资本流动就突然转向，带来金融冲击，希腊等国就发生深度的经济衰退。虽然德国等顺差国也遇到了麻烦，但主要是债权能否兑现的问题，但对希腊等逆差国而言，这是经济是否会彻底崩溃的生死问题。在这时，单一货币对希腊等国就从福音变成了诅咒：作为欧元区成员，它们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为了还债又必须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这导致经济停滞或衰退，例如希腊的GDP一路萎缩了25%左右。
目前掌握着欧元区经济大权的德国，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希腊等国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以解决方案就是希腊在短期和长期里不停地紧缩财政开支。然而历史分析表明，德国区别于债务国的真正特征不是它公共财政处理得好，而是它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盈余，而它的盈余正对应着希腊等国的赤字。沃尔夫写道：“愚蠢的人之所以能超额借款，是因为有同样愚蠢的人提供了超额的贷款。”作为愚蠢的贷款人，德国的银行也应该承受资金被浪费的风险，然而在危机爆发后，德国居高临下地对希腊进行说教，而不愿承担过多的牺牲。
欧洲超前的单一货币机制，最终把欧元区变成了债权国和债务国两个集团，彼此怨愤。但尽管欧元区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失败联姻，沃尔夫并不主张放任其解体，因为这会导致巨大的政治经济混乱，造成整个欧洲一体化工程的逆转。沃尔夫建议渐进地修补欧元区机制：更有效地救助陷入困境的国家，并加快金融一体化，欧洲央行要更具有支持性，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财政联盟。
二
欧元区危机占据了本书约一半的篇幅，但是，整本书的视野要宏大得多。事实上，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书已车载斗量，写出新意颇不容易，但沃尔夫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把技术性的专业分析和常识性的叙述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从一个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的角度，阐述了主流学界对本次危机的一些共识性认识。不过在政策建议方面，沃尔夫的很多想法是非主流的，也对传统的经济学思想发起了严肃挑战。
引人注目的是，沃尔夫坚持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是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2008年危机爆发后，因为各国推出的强力扩张性措施，恐慌性的经济下滑在2009年就被逆转，避免了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现。但从2010年6月开始，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又将逆周期刺激政策转向紧缩政策，在沃尔夫看来这导致接下来的经济复苏进程变得乏力。换言之，决策者不够坚决，浪费了趁热打铁摆脱危机的宝贵时机。
相信清偿主义（liquidationism）是愚蠢的，在这一点上沃尔夫和凯恩斯主义者是基本一致的。清偿主义认为应该让萧条尽情发挥其破坏作用，这在上世纪30年代曾鼓吹者众多。在本次危机中也有人主张，尽管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很高，通胀率很低，还是应收紧货币和财政政策，沃尔夫和保罗·克鲁格曼等人都对此强烈批评。虽然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没有听从这些建议，但部分由于存在这样的压力，实际采取的政策没有促成足够快的恢复。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急遽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给东亚国家带来了痛切的记忆。在那之后东亚各国努力积累外汇储备来对抗风险，而这意味着大量的廉价资本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沃尔夫认为，这对于美国金融管制的解除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共同促成了危机。
沃尔夫观点的另一个特点是他非常重视全球经济失衡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危机根源之一是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储蓄率高的新兴经济体将资本输出到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不能有效利用这些资本。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实际利率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这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并最终演变为泡沫，而泡沫破裂之后就是危机。
这一观点并不是沃尔夫的独创，而是西方的一种流行观点，有时还会被改头换面为中国对金融危机负有责任论。对此，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发表的观点颇为中肯：重要的问题不是争辩这个逻辑，而是中国长期实施的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增长模式是不是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否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利。毕竟，东亚国家经常积累项目顺差，造成一种穷国长期向富国输出资金的结果，这是严重的资源错配，而改变这种增长方式，转向经常项目的基本平衡，也完全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三
除了现实冲击外，2008年金融危机的思想冲击也是巨大的。它让整个经济学家群体遭到诟病，因为他们未能预见到如此大规模的动荡。经济学家常常辩解称，经济活动是不可预测的，他们手里也没有预知万事的水晶球。然而问题在于，那些作为决策者和意见领袖的经济学家，在2008年之前一直在传播一些虚妄自满的观点，让人误以为，在他们的掌舵之下，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已经不可能发生。比如，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展示了一幅未来的美好画卷——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长期经济萎靡，而是长期的经济稳定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沃尔夫说，在今天看来，这像是在描述另一颗星球。
这次经济危机让传统经济学理论像濒临灭绝的渡渡鸟一样，显得日益过时。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一直认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是自由市场经济得核心思想，但在危机后，对于自利会带来金融稳定的思想，他坦陈已经失去了信心。
在经济学理论是否需要革新方面，沃尔夫的观点是激进的，他明言“非正统经济学家确实比正统经济学家更加正确”。这让他更加回归到凯恩斯，以及海曼·明斯基的思想。在明斯基看来，金融系统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过度的杠杆化总是会制造危机隐患，银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而危机一旦爆发，又总是呈现出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导致一段严酷的“债务通缩”过程，让决策者手足无措。认识到经济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应该成为经济危机给予人们的一条主要教益。
但当然，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并没有让沃尔夫变成一个左派。他仍然是民主主义者，反对乌托邦，反对左右两翼中的狂热分子。他依然主张发展中国家继续市场化改革，但也提醒只强调市场的一些负面影响：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可能具有的毁灭性倾向；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流动性的减弱。当某种哲学被用到极端后，经常会适得其反，而在他看来，30年前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启的自由化改革，可能已经在衍生某些反效果。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当我获得的信息改变时，我就改变我的结论。那么您呢，先生？”沃尔夫可谓是这一教导的遵循者，不死守教条，而是时刻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沃尔夫坦陈，今天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左翼意识形态，而是金融不稳定和经济不稳定，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这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而是警惕矫枉过正，警惕过度市场与金融导向所带来的恶果。
四
不过在本书中，沃尔夫把更多篇幅花在对危机的解释上。他所提出的可行的解决方案有限，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不会得到相关利益群体和政治家的接受。对西方国家，沃尔夫建议采取更有力的财政政策，把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促使经济强势复苏，所以政府开支目前不会造成挤出效应，同时能避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导致的资产价格扭曲、刺激借贷等不良后果。显然，这一主张的现实挑战是西方政治界主张紧缩的势力。对于金融改革，他建议提高银行的资本金要求，甚至采用百分之百准备金银行模式。对于全球失衡，他提议构建全球货币。这在目前看来很难实施，而且在政治上不可行。
然而改革是迫在眉睫的，本次危机的严重性不容小视。沃尔夫用童话《绿野仙踪》中多萝西对小狗托托的话说：“我们已经不在堪萨斯了。”世界已经变了，但如果经济学理论和决策者的思维不能适应新的现实，继续得过且过地踉跄前行，那么如果诱发出下一次危机，“全球经济将会葬身火海”。
危机的影响不是纯经济性的，因为它已在破坏世人对全球化、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乐观情绪，各国人可能退居自己的洞穴之中，彼此愤恨。本次危机已经让世人对西方国家的信任和崇敬减弱，在西方内部则导致民众不再信任精英，产生社会分裂风险。从此意义上而言，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其实也是在挽救自由民主制，以及其所奠基的社会契约。
国人对西方金融危机往往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情绪，但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将金融危机视为自由市场的彻底失败显然是曲解，但认为危机只是意外的偏离正轨，不需做深刻的转型就可以调整，也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本书有助于对危机形成全景式的深入理解。同时，沃尔夫提醒中国注意在2008年之后大量投资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以及靠信贷扩张驱动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也都是恳切之见。世界经济正在驶入一片迷茫的水域，而各国的关系是同舟共济，因此，理解金融危机是世界的任务，也是中国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