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
2015年6月26日上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驳回加州8号提案支持者的上诉，裁定自1996年实行的联邦《婚姻保护法》违宪，这意味着美国首次在联邦层面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新权利。在自由主义欢呼个人自由的胜利之时，这一判决自然引起了保守主义的批判，认为美国的道德秩序已经衰落到了崩溃的边缘，连人类婚姻家庭的本质都丧失了。事实上，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围绕婚姻、家庭等道德秩序的争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愈演愈烈。而这场文化内战所引发的美国社会道德秩序的“大断裂”成为了福山思考的出发点。
当世界政治与经济体制走向“历史的终结”时，福山发现站在历史尽头充斥着个人主义，社会秩序面临崩溃：“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正是延续《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问题意识，自由民主是否必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如何解决这种社会的“失序”？
大断裂并非是现代社会所创造的现象，指的是社会急剧转变过程中遭遇的道德秩序崩溃。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迁推动人类文明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期间所引发的社会失序正是社会学家所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社会粘合度的降低、使民众团结一致的普遍价值的衰落的过程，在滕尼斯看来就是从社区走向社会，或者是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向机械团结转变的过程，又或者是法律史学家梅茵所总结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都成为社会失序之后的规范转型过程。而在韦伯看来，工业社会的秩序重建必然走向以官僚制为代表的理性化道路。福山的大断裂不仅指的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社会失序与重建，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美国所面临的秩序崩溃。
尽管顺利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挑战，现代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遭遇信息时代的挑战。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社会逐步替代工业社会，长久以来，“廉价的信息技术使信息能轻易跨越国界，从而带来生产的全球化，而通过电视、广播、传真和电子邮件快速传播的信息也同时侵蚀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疆域。”换言之，工业革命以来盛行的社会价值正因为信息技术革命而遭受大断裂。
在福山看来，社会科学通过犯罪率、非婚生育数量、教育产出和受教育机会减少的程度、信任缺失状况等统计数据就可以对当前人类共同体所面临的大断裂程度进行测量。从比较研究的视野出发，各个发达国家都在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失序：日本与韩国虽然有着较低的犯罪增长率与离婚率，但是在社会层面有着彼此的不信任；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离婚率较低，但却向着生育率过低的方向发展。
这四项测量数据共同描述了当代社会的社会资本流失现状。社会资本指的是“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有效。”当然，一切共同体或者组织都或多或少拥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最有可能首先从在家庭亲属之间产生。但是，在福山看来，社会资本只有依靠宗教或者政治的力量才能将信任半径从家庭扩展到民族国家，甚至是全人类共同体的层面。
大断裂，或者说，社会失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资本的急剧下降。在没有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正式的协调机制，比如契约、规章和法律，也可以塑造共同体，但是，无形中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比如对于契约的监督、缔结、调整和强制执行所需要的费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的话，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共同体合作的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合作的发生。除了社会福利的功利主义计算之外，福山最为看重的是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一个真正的社群是由共同的价值、经历和规范凝聚在一起的。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公民社会就成为对抗国家强权的焦点，被认为是民主成功的关键。“社会资本使一个复杂社会中不同群体得以团结在一起，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否则这些利益就可能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所罔顾。”用盖尔纳的话说，“自由民主是公民社会实际上的代表。”当托克维尔将结社艺术总结为美国顺利完成民主化、现代化的经验之一时，他指的也是公民社会的含义。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社会秩序的“大断裂”？人类的命运是共同体的崩溃还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左翼和右翼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左翼总是相信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公共政策得以救治，这就要求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政府的出现。事实上，美国左翼的政府模型就是罗斯福总统打造的新政政府。约翰逊政府的“向贫困宣战”的计划试图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解决大断裂。另一方面，右翼保守派总是把大断裂的根源归罪于道德的软弱，并认为可以通过足够的震慑手段并诉诸正确的价值观得以纠正。
在福山看来，左右两翼的思想在公共政策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上理解错误。大断裂本身并不是当今美国所特有的现象，它不过是“19世纪发生的从社区到社会这一转型的升级版本，只是这一次发生于我们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而非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大断裂终将是全球化时代下每个社会所必然经历的阶段。政府推行的公共政策与道德文化之间是相互扶持的关系，而非前者决定后者；同时，启蒙以来，人们拥有了自由选择道德的权利，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来自经济激励的条件，而非简单的道德原教旨主义或宗教复兴。由此，当务之急乃是寻找人类历史中，从大断裂中重建社会秩序的经验。
也正是为了弥合和教育左右两派的思想分歧，福山在此书中选择用社会科学的语言重新表达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作为政治的动物，人类天生具有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天性和理性。
所谓天性，指的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霍布斯想象的那种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而是由众多道德律令的存在而秩序化的公民社会。”现代社会科学，神经心理学、行为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人类行为学都展示了这方面结论的研究。人类学家泰格尔指出，出于合作捕猎的需要，人类男性有着形成组织的特殊心理机制。生物人类学家甚至将人类合作的天性追溯到基因。在他们看来，与人类基因极为相近的黑猩猩天生拥有组织联盟，建立行为规则的倾向。
所谓理性指的是人们相互之间搭建组织与规范的能力。当人们在天性的驱动下抱团组织的时候，理性成为了他们的手段。神经生理学家达马西奥对于前额皮质受损的患者研究表明，人类头脑具备理性选择的能力，能对某一情况作出分析，针对它拿出不同行动方案并作出相互比较，并作出理性的决定。甚至，这种理性的分析能力在进化中逐步转化为有助于作出最佳合作选择的情感偏好。比如，人们对于破坏规则的人总是抱以愤怒与失望，甚至是对自己破坏规则的行为感到内疚。针对博弈论中所谓的囚徒困境，相互忠诚的情感帮助人们选择了短期不利长期有利的行为决定。
正是依赖上述天性与理性，福山自信满满地认为西方社会长期面临的所谓“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必然是阶段性问题。面对大断裂，人们必然会产生自生自发的秩序。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秩序重建不会如保守主义所奢望的重回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大觉醒”运动。在技术的推动下，重建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比如对于现代社会中女权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伦理的瓦解问题，福山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移动办公技术可以帮助女性统一家庭与工作地点，从而寻回女性的母亲身份。
在此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引导作用就极为重要。当面临最高法院的同性恋合法化判决，福山又会做何考虑呢？甘阳曾在《与友人论美国宪政书》中解释施特劳斯学派这样晦涩的哲学在美国八十年代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时指出，美国宪法的困境与社会秩序的困境在于，现代化的发展推动社会进入到了福柯所指示的后现代。与以往不同，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断裂中，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常与不正常，什么是疯的什么是不疯，什么是病人什么不是病人。对于法律而言，什么是合法与不合法，什么是自然权利，什么是宪法权利都成为了人们要检讨的问题。但没有任何传统、历史的束缚与传承，那么，现代社会是否可以将任何的自由与欲望设定为法律权利呢？正如近期的同性恋婚姻判决所呈现的。
说到底就是什么是对错，什么是是非，什么是善恶，根据何在？似乎现代美国人正在逐步丧失基本的社会常识，而这正是美国重建社会秩序最为困难的地方。福山体会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由于技术变化和当代社会特有的规模和多样性，美国丢失了住在洞穴中的人们曾经享有的寻常道德。而正是在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中，现代人重建秩序所依靠的规范既是常识的，也是多元的。从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必然意味着一场政治学意义上的“你死我活”的诸神之争，而不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流失与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