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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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13
李大兴
一
几个月以前回北京时，朋友带我去国贸大厦80层楼上的酒吧。倚窗而坐，望着下面的万家灯火，三十多年过去，这个闭关自守的古城已经华丽转身为灯红酒绿的京都。我顺手一指，告诉朋友，那就是我小时候的家。永安南里在离国贸大厦不过两三公里的地方，我住的那栋楼，从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非常著名的赛特大厦往南走几分钟就到，如今是寸土寸金的商业区。这几幢建于1964年，矗立了半个世纪的旧楼，红砖褪色，灰头土脸，与周边很不协调。45年前我搬来这里的时候，赛特大厦所在的地方，是头道沟和二道沟的入口。两条狭窄的胡同，两边是杂色砖或者土坯盖的房屋，胡同中间明晃晃的一道混沌阳沟。天气稍一热，就泛出刺鼻的味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是城乡接壤部，和如今一样居住各色人等，当时统称城市贫民。永安南里一号楼到六号楼是简易楼，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工人宿舍，所谓简易楼，应该是除了上下水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的意思吧。建筑工人豪爽粗鲁，他们的子弟打起架来不要命。蔚为奇观的是两位女将隔空对骂，声入云霄，叫到激动时还会冲下楼厮打在一起。七号楼到十号楼是简称为学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宿舍，文革前后俞平伯、冯至、吕叔湘、李慎之等众多知名人士都住过那里。这几幢当时盖了还不久的钢筋水泥楼房，镶砖看上去很靓，每幢楼之间有街心花园，尤其是7号楼、8号楼，不仅各种设施很全，而且是很高级的水磨石地板，每户都是一百多平米。住在那里很快就感到阶层或阶级的差异、彼此之间的敌意与鄙视。人缺什么想什么，均贫富的诉求源远流长，其实是因为等级社会一直根深蒂固。我也是缺什么想什么，为自己头重脚轻、一推就倒，和谁打架都打不过十分恼火。而且我对于同一个大院的孩子们也很失望：这些“学部子弟”虽然人数众多，有时候自己内部也互掐，但是和建筑工人子弟打架，基本上一触即溃。这多少让我提早对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有一些感性的体会。我在同龄儿童里白皙个高，被称为富强粉面包，由此可以想见不中用的程度。我也只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惹不起躲得起，绕道而行了好几年。也许长大以后的逃避倾向就是这么养成的吧。
二
1970年代初是一个逃避的年代。文革的激烈运动，随着林彪事件告一段落。不久以后，被以“五七”干校名义下放的各个部委院校纷纷回到北京。利剑仍然高悬，但是日常生活至少部分恢复了正常。学部大院的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过日子：老一辈人如俞平伯先生，关起门来唱昆曲；青年知识分子大多失去了革命激情，转向生孩子洗尿布。我们就在此时结识了陈绂先生。和以前文章里说过的张老一样，他也是张遵骝先生介绍认识的，缘由也是求医。张先生告诉母亲，陈绂先生就住在9号楼，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从小多病，因而自学歧黄，久而久之，就经常给自己和朋友处方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张先生轻声告诉母亲陈绂先生是陈宝琛之孙时的谨慎郑重。看母亲也郑重地点了点头，我就明白陈宝琛想必是个大人物，虽然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我才知道，陈宝琛是清朝末年著名诗人、“同光体”的领军人物、末代皇帝宣统的老师。因为陈绂先生这一层关系，我读了陈宝琛的部分作品。同光一派本就推崇宋诗，陈宝琛家国忧患意识忒强，风格尤其沉郁。但我喜欢的，却是落花诗八首，那其实不是他的代表作，反倒是由于写的流畅，脍炙人口。我最喜欢第五首：
生灭原知色是空，
可堪倾国付东风。
唤醒绮梦憎啼鸟，
薻入晴丝奈网虫。
雨里罗衾寒不耐，
春阑金缕曲初终。
返魂香岂人间有，
欲奏通明问碧翁。
自从宋朝门阀制度消亡，科举制取而代之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世袭贵族，所谓世家，无非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陈宝琛就是出生在福建这样一个望族，他的祖父曾任尚书，父亲是著名的藏书家，兄弟6人，全部中举，出了3个进士。他13岁就考上举人，21岁中进士，青年时已是名动京城的才子，清流中坚人物。虽然曾经被贬谪20多年，但是期间热衷办学，造福乡梓。如今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就是他创立的。出生在1848年的他又在同代人里特别高寿，足足活了87岁。民国时为清朝守节24年，晚年又反对溥仪去满洲国，身后颇具令名。他这一代人丁兴旺，是家族鼎盛时期。从生年上看，陈绂先生应该是他的幼孙，算来已经是这一福建高门的第五代了。
初见陈绂先生的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应该是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正是男人风华成熟时。身材颀长、相貌清朗，分头梳得十分整齐，铁灰色中式对襟外衣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个。他举止非常从容，不慌不忙地坐下，抻一下外衣、捋一下头发，坐得很端正，然后不徐不疾地开始侃侃而谈。与张先生的书生意气，富于激情，多有褒贬，语调时常变化的风格迥异，陈绂先生说话声音不高，吐字清楚，语气平和。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善于把一个事情描述得很生动，很详细，而又说的不动声色，云淡风轻。问好母亲可以抽烟后，他会掏出一盒精装大前门点上一支。他修长的手指舒展得笔直，留着洗得很干净的指甲，夹着一支烟，微微晃动，姿势优雅得令人难忘。从第一次来开始，陈绂先生就是这样飘然而来，滔滔不绝两小时后，飘然而去。他走后，母亲偶尔会微笑着感叹一句：真是旧时代风度翩翩的公子啊！
虽然老中青都有些泄气了，但是运动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大会小会不断。陈绂先生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少去单位，貌似是和张先生一样，被允许长期休病假。张先生满面病容，哮喘发作时轰鸣骇人；陈绂先生却调养得面色红润，精气神十足，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四处云游。那几年母亲身体很不好，一生病就需卧床，我就去陈绂先生家请他过来看病，有一多半时间他不在家，问家里人去哪里了，总是只在此城中，云深不知处。私下里，我们都为陈绂先生能泡病假偷着乐，那时候谁能装病没有什么不光彩，能够逃避政治运动可是个难得的本事。直到20年以后，听说陈绂先生老病侵寻，才明白他可能真的一直身体并不好。可是我记忆里的陈绂先生，是健康快乐、玉树临风的样子。和我们认识没有多久，他就从医生变成了家里的朋友。张先生的关注全在线装书和时局，陈绂先生却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对政界风云不怎么操心。他先是成为我家秘密麻将活动的主力，后来还会有时提着二胡来拉一段唱几句，然后聊天喝茶。
时尚这种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如走路跑步这几年又流行起来，带动着相关产品畅销，花样百出。陈绂先生堪称那些在微信上晒5公里、10公里暴走朋友的先驱。所不同者，他衣着端正，于秋冬常围一围脖，穿布鞋，完全是五四时期读书人风度，每到一处把旧自行车锁好，然后翩翩然散步去也。所以他虽闲着，却大半不在家。倒并非潜移默化，可能更多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只好走路，我时常仿效陈绂先生到处游逛。在革命年代里，北京的公园景点极少游人。有一年冬天在天坛，整个公园仿佛就我一个人，穿行在落叶散尽的高高林木间，放声歌唱。一种孤独空旷的舒畅，从此伴随我行行复行行。人到中年后，我逐渐明白陈绂先生何以喜欢独自出门。在运动频仍，人人自危的高压年代，家庭出身不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被认为犯了错误的人们，平常都噤若寒蝉，彼此充满戒心，各自在沉默中忍受着漫长岁月。可以想象，对于陈绂先生这样健谈之人，终日需三思而后言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如今想来，他可能已经习惯掩藏起自己，所以才游荡在城市和山水之间。家母是个有亲和力并且擅于倾听的人，我从小习惯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们到我家里，关紧门窗，打开内心。陈绂先生也时常来和母亲聊天，但总是神采飞扬，说的也都是风月或八卦一类，他不谈政治，也很少谈自己，以至于近40年后，我对他的平生经历已经记忆模糊。印象里，陈绂先生毕业于辅仁大学外文系，似乎还去过抗美援朝，大约年青时有一个时期还是很“要求进步”的。不过他对于过去更多语焉不详，而母亲也绝不多问。那时候母亲自己也很少提起她家里的人，更不会告诉孩子祖上谁当过大官、亲戚谁去了台湾这些当时讳莫如深的事情。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诲我不要打听或者传播别人的事情，也不要把自家事情轻易告诉别人。这种在说话上的谨慎，往往不知不觉成为下意识的一部分，贯穿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生。
出于学史之人的一种习惯吧，虽然写的是并非事事可靠的回忆，我还是会尽量搜集些史料，至少年代要大致厘清。1970年代麻将仍然属于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取缔得已经不那么严厉，我们敢于白昼在家里开牌桌了。我在7岁时学会打麻将，但是技艺真正提高还是在和陈绂先生一起打的这几年。陈绂先生不只牌打得好，如果再有一杯酒、一盘花生米，就更是双颊微赤，谈笑风生。打得频繁的应该是1973、1974两年，在1975年的日记里很少有打麻将的记录，到了风云变幻的1976年，大人们恐怕都没有心情打麻将了。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一个时代结束了。第二年百废俱兴，高考恢复，社科院宿舍的大人们忙着写书，小孩子忙着读书，再也没有人有闲工夫打麻将。母亲的身体也渐渐好起来，不再去找陈绂先生开方子，随着生活变得忙碌，两家的走动就越来越少了。
三
上一代民国时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很有趣的习惯。比如说他们即使住得很近，偶尔也会互相写信，有时是路过留下便笺，有时是正儿八经贴上邮票寄的信。记忆里也收到过陈绂先生的信，字如其人，瘦削俊秀，飘逸中又写得用心工整。他的信不长，文字也很清淡，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健谈的人往往并不怎么喜欢写字，反之下笔汪洋恣肆的人往往木讷于言。如今我遍寻不见陈绂先生的文字，连他当年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都不得而知。
陈绂先生的夫人姓施，我称她施阿姨，至今不知其名。施阿姨彬彬有礼、教养良好，一望而知是大家闺秀。她性格安静，话语很少，和陈绂先生恰成对照。他们有两位公子，取夫人的姓氏，中间加一个“伯”与“仲”字。他们虽然平素很温和，但是在家教子颇严，所以两位公子在大院里是乱世里少见的有礼数好孩子，尤其是长公子，少年时面如傅粉，文质彬彬，与革命年代不甚协调。我不知道施阿姨的家世，母亲似乎也不大清楚，一直到为写这篇文章搜集资讯，才发现施家原来是马来西亚著名华侨。之所以能够找到这些信息，是由于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原来是施家大女婿，如今已经成为后辈文学青年仰止的人物，而二女婿陈绂先生只在一处被偶然提起。
两位公子分别在 1977年和1978年考上大学。次子若干年后没了音讯，可能是出国了吧？大院里很多孩子包括我自己就是这样从北京消失的。长子成为一名官员，从照片上看酷似乃父，只是更加壮硕一些，多几分威严，少一份书香。最后一次见到陈绂先生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也许是1980年代末，也许仅仅是在梦中。好像是一个灰色的下午在日坛南路上，陈绂先生头发斑白，腰板也不是当年那样挺拔。我从小是对颜值、对岁月的痕迹相当敏感的人，不禁有些感慨，但也就过去了。
如今回首，才发现虽然陈绂先生是我少年时难忘的人之一，其实我对他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也从未走近他的生活。也许他不仅仅出于谨慎与恐惧，也出于自尊与独善，对他人筑起了一道潇洒的高墙。于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也渐渐模糊，让我想起20多岁时故作深沉写下的一句话：岁月只是一个人们彼此成为过客的过程。
无论在网上还是在北京的故居，我都找不到一张陈绂先生的照片，那末代皇孙的倜傥就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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