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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海:两个城市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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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四鸰

棒球帽、牛仔服、匡威球鞋,据说这是纽约百老汇大街的老嬉皮张北海的固定行头。因此,虽然彼此没有见过面,但我一点都不担心认不出他来。果然,当他准时出现在曼哈顿联合广场的北边的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大门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白色棒球帽、蓝色牛仔服、白色帆布鞋,脖子上围了一个细长围巾,精干,矍铄。

在联合广场的一个露天咖啡厅坐下后,张北海为自己点了一杯啤酒,又和传说中的一样。传说中的张北海,爱酒、浪漫、艺术、好客、慷慨,陈升为他写歌,郑愁予为他赠诗,阿城为其风度着迷,陈丹青称其为“纽约的蛀虫”,而在侄女张艾嘉眼里,叔叔张北海是“中国最后一位老嬉皮”。当这位传说中被许多名人贴上各种标签的传奇人物坐在我面前时,我竟然有了几分不真实的感觉。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转身,张北海便消失在百老汇街头,宛若隐于市的侠客。

北京:“他要创造他的理想之城”

“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你低着头微笑着说,百老汇街不懂游子的心情,不如归去,多年以后,你要寻找最美的天空……”

张北海的歌《老嬉皮》中,陈升唱道。1997年5月,他和“新乐园”的音乐总监杨腾佑来到纽约,寻找创作灵感。在纽约街头,他们巧遇流亡作家张北海,有感于其人,写下这首充满乡愁的《老嬉皮》。这个时候的张北海已经从联合国退休,正在写小说《侠隐》。2000年,这本小说在台湾出版,2007年,世纪文景推出(发自美国纽约)这部小说。日前,姜文正在筹拍的“民国三部曲”第三部,就改编自这部小说。

1936年,张北海出生于北京,这也是小说《侠隐》开始的时间。这一年,主人公李天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准备向杀害师父一家的凶手复仇。这一年,北平局势暗潮汹涌,日本人势力猖獗,抗日的战线也已经在暗地拉开。就这样,家仇国恨,古老侠义与现代战争,最后在电光石火中爆发。不过,小说最令人称道的不是他的故事,而是对老北京的再现。在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看来,“这是‘北京梦华录’的又一要义了。”在为小说《侠隐》所撰写的前言《梦回北京》中,王德威教授还说道:“世纪末的北京又经历了一轮新的大建设。在一片拆迁更新的工事中,蛰居海外的作家却怀着无比的决心,要重建京城的原貌。当年侯榕生所痛失的城楼必须复原,唐鲁孙所怀念的生活情调必须唤回。而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

问: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么一部武侠小说呢?

答:我写这个《侠隐》,心中有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我不管历史上解释是不是正确的,是否符合历史,但这是我给小说的主题,这是写小说的权利,写小说的可以给任何时代以主题,至于别人是否相信或是信服,那我就不管了,我只是写小说的。这两个主题就是:一是武侠的终结,二是老北京的消失。首先,传统的武侠在20世纪是不能够再生存了。其实“武侠”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允许它的存在的,除了《史记》里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或者是唐朝的传奇,如《虬髯客》、《红拂女》等,这些可以都存在小说里。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无论是君权社会,就是皇帝,还是一个专制社会,无论独裁者是谁,还是今天美国或是欧洲民主社会,它都不可能允许一个人,不管这个人用心多良好,由他来决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由他来决定谁该杀谁该死。先秦时代法家韩非子的那句名言就说得很清楚:“儒以文乱法”。他说的这个儒,是指孔子那一派,他是主张立法的,觉得是要靠法律,而不能靠道德,这是非常现代的一个观念。后一句是“侠以武犯禁”,这是批判墨子的。因为墨子今天就好像是武侠的一个祖师爷一样。到了20世纪,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北洋军阀也好,袁世凯做皇帝也好,毕竟到了20世纪了,有了一个起码的司法制度,有警察有法院,你不能一个人背着一把剑,不能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梆梆几拳把他打死,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同时,我也要配合老北京,北京是我生的地方,到了20世纪,老北京终结了。当然,老北京不是30年代消失的,但我把它放在30年代也未尝不可,我是把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作为分水线的。

问:你是13岁离开北京的?

答:12岁。

问:你对那个时候还有老北京的印象?

答:有,印象非常深,整个老北京的人际关系还是中国传统的老玩意儿。再比如,我小说里写的小吃,我都是吃那些东西长大的。

问:你后来有没有再找资料?

答:那当然有。小时候的记忆还是很模糊的,我要确定我小时候吃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我总要知道的。当然,我不一定要知道它的做法。你要讲老北京,你就要把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甚至于包括更大的政治、经济,如二十九军、日本人、特务、间谍这些都得说到。不过,一般老百姓生活,还是跟清朝末年没有什么两样。

问:是的。你小说中最令人赞叹的是对老北京的描写。小说从李天然回国复仇到复仇成功,刚好是一年。这一年,你带着读者把老北京穿街走巷,逛了个遍,也吃了个遍,写透了老北京的风俗人情。有评价说,你是再造了一座北京城。

答:其实,我从台湾时代就开始收集资料,收集不是写小说,我出生在那里,我就爱看当年的外国人是怎么写北京,那些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两辈子的怎么写北京。我主要是为了认识我出生的那个城市而已,我的书架上有关老北京的参考资料,总共有好几百本,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1996年动笔之前两年,我才开始准备的,所谓准备就是怎么样用故事表达出我的主题,结构,什么人物表现什么事情,怎么开始结尾之类,并开始做笔记,包括整理出一份1935年的北平市街道图。

问:你是怎么整理出来的?

答:虽然我有很多外文书,里面也有三十年代北京的地图,但最多就是那么一页。幸运的是,我找到一本书,叫《古都文物略》,编者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编的,它要保存下老北京的古居和文物。这本书我是在北京买的,是原版重印的,没有发行多少,但图书馆肯定有。当时,还有原版在卖,一千八百元,我没要,就买了一个再版的,大概就几十块人民币。

其实,当时的北京很小,就是内城和外城,内城里头有一个皇城,就这么几个。当时北京很小,我告诉你有多小,老北京有一句话,叫“门见门,三里路”,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三里路,三里路现在大概一公里半。走路一公里半,你在纽约,这是17街,你只要走到25街,或是再远一点的话,就是一公里半,因为这里的block是20个一英里,这是当初设计计划好的。所以,你看北京很小,你从东直门走到西直门,当然,中间有一个紫禁城,你要稍微绕一点,那就不止1.5公里了。不过,那本书里的地图非常麻烦,它是一个区、一个区的地图,而且每一个区的图片大小不一,你要把这些大小不一,内城七个区,外城五个区,把它们拼成完整,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技术工作,所以我的一个朋友,找了个跟电脑有关的印刷厂,他和他两个专业搞电脑图像的人,花了三天工夫才弄好。他说一定要找到一个完整的地图,才知道如何放位置,然后知道互相的关系,然后知道哪一个图应该缩小,哪一个图应该放大,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地图,拼成这个地图之后,我才弄清楚,哪条巷子哪条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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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书中,你提到过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有著名的张自忠将军,此外还有一些日本人比如山本,还有蓝青峰等人,这些都是真实的或是有原型的吗?

答:小说里面的历史人物都是真的,比如冯玉祥、张自忠,当时他们还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和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但是其他主角,都是我根据当时的情况,觉得会有这样的人,我才放进去的。比如说,唐凤仪这个人是我虚构的,但从她那里买珠宝的黄柳霜是真实的,她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女明星,她确实是去过北京买过珠宝,我就把这件事安排在唐凤仪那里。

问:我能问下你父亲当时做什么的吗?是在国民党内做军官吗?

答:辛亥革命时,我父亲在山西和阎锡山一起约好反清革命,那时他才十六七岁,就背着枪杆子搞革命去了。所以,他革命的时候,还没有国民党,都是同盟会之类的。我小说里写到张自忠逃到东交民巷,我父亲没做什么,不过后来他从北京到大后方,我父亲倒是帮了点忙。

问:小说结尾卢沟桥事变发生,小说里不少人离开北京,这对你家也有影响吗?

答: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天津。那个时候太平洋事变还没有发生,美国还没有参战,所以租借地还是外国的势力,像英租界、法租界,俄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也是小时候我去读美国学校的原因。

问:书中的主角之一,马医生就是一个美国人,生活中有没有这个原型?

答:当时的北京,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圈子,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的精英分子,有钱人和世家子弟,只是他们不懂得外语。最好的例子就是陈凯歌《霸王别姬》里,葛优那个角色,是一个比唱戏的还更懂得欣赏戏的人。当时北京就有这么一群人,无论是旗人还是汉人,在北京住了五代八代,对北京的了解没人比得上。当时的外国人就喜欢和这些人来往,一方面从他们这里认识北京的传统文化、精美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他们那里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历史,他们也就不太愿意回国了。我当时在北京上的是美国学校,班上的同学,外国人,中文比我还好。

问:我注意到小说里面,甚至连小吃的价格、老妈子的工资等细节你都写得非常清楚,这些你都做过调查吗?

答:这些都是当时的价格,比如坐洋车,从东城到天桥,三毛钱就可以,老妈子一个月五块。这些细节在不少人的回忆录里有。比如邓云乡,他写抗战前后的老北京,就写过坐洋车从哪里到哪里的价格,一斤面多少钱,对我的帮助挺大的。

问:我还看到里面好多小报新闻,那些新闻消息是真的吗?

答:这些是有根据的。那时,天津出了一份画报,每一期大概只有4页到6页,叫《北洋画报》,所有关于当时北京的小道消息,我就是从那里收录下来的。像小说中提到的电影《金刚》,我在北京的时候就看过的。

问:小说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侠的世界,江湖世界,一个是人的世界,庙堂世界,可是在这里,你却把这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啦。

答:这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是不得已的。从主角来看,李天然要报仇,但复仇的对象太复杂了,这人既是杀害师父一家的大师兄,同时又是北京市便衣队队长,又投靠了日本人,这和国家的利益搭上关系了,所以这两个世界就联系在一起了。

问:我注意到,小说中四颗子弹四秒钟将四位武林高手杀死,后来李天然复仇,也是用的手枪,四枪打死大师兄的。李天然是用枪报仇的,而没有用武功?

答:因为他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他不是要和师兄比,我的功夫高还是你的功夫高,他有一个任务在里面,那当然用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当然不是背后打一枪,而是当面,让他知道,我这是来干掉你的。

问:这一枪,确实让我感觉武侠小说的终结。

答:这么一弄,你何必花三十年去学武艺呢,你只要花三个月的时间去学枪法,枪炮取代了弓箭,弓箭已经被当作是运动的一部分,已经不是杀人的东西。在现实社会,成龙、李连杰一身武艺,他们要打谁也打,不过,对面来一个十岁小子,一把枪,就可以打过他们。所以我就利用马大夫送李天然到美国,看看外面的世界,知道外面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学会了枪,这是现代侠的武艺。

问:有一个人物设置,就是那位神秘的写打油诗的老头,我一直不太明白他是怎么回事。

答:你看传统的章回小说,结尾都会有一个“有诗为证”。我就是用这个匿名诗来向前辈们致敬的。此外,所谓的“有诗为证”就是作者跳出小说叙事之外,用诗歌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现代小说,你没有办法这么做,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写打油诗的老头,因为他代表着社会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他只是在媒体做了一辈子,对老北京熟了又熟的,警察局又认识人,社会各阶层都认识人,所以把他放在小报上。

问:姜文是不是准备拍你这部小说?

答:下一部。他这一部刚出来,下一部好像就是,他筹备至少有一年多两年的样子了。不过,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姜文的作品,我要讲的话在小说里都已经讲了,姜文怎么看,怎么拍,就与我没有多大关系了。不过,姜文说他保证用心去拍这部电影,有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问:你也给你的侄女张艾嘉写过剧本?

答:是的,剧本还在她手里,她还在想办法拍,我暂时不讲。因为能拍不能拍还是一个问题,拍电影很麻烦,像等档期就够呛。反正我给了她一个剧本,感谢她把我的小说卖给了姜文,我没有什么感谢她,就给她写了一个剧本。

问:你的小说是她介绍给姜文的?

答:我这个小说,从2000年在台湾出版,到2007年世纪文景出版,前后有十几个人通过我的编辑找到我,我头大了,我虽然在电影圈认识很多导演,都是私人朋友,我从来不和他们谈他们的电影,他们也从来不谈我的写作,因为不同行。我不愿意去碰电影,因为电影涉及到那么多钱,非常复杂。

问:你还会写老北京的小说吗?

答:不会。这是一个心愿,了了就了了。

纽约:“最适合我的城市”

1972年,初到纽约,张北海走在曼哈顿的路上,一个黑小子跑上来对他喊:嗨,Mr. Zhang, 好久不见!张北海吓了一跳,心想我刚到纽约,怎么就有人认识我。接着,那个黑小子继续说:你不记得了吗?我们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课的?张北海一听就明白了,这人是骗子,因为当时他根本没有去过哥大。果然,那人要他买一个录影带。张北海没买,给了他一块钱。下午,张北海继续逛中央公园,再次遇见这位黑小子。这位黑小子对他说,你真小气,只给我一块钱,也不买录影带。张北海奇怪,问:你怎么知道我姓张?那个黑小子说: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中国人中姓张的最多。

就这样,张北海来到了曼哈顿。他坦言:“认识一个城市不容易,从陌生到不陌生,需要一段时间和努力,可能还需要一点机缘,我的前半生一直没有一个永久地址,但从我中年之前四处居留,即可看出少许端倪——北京、天津、重庆、台北、洛杉矶、圣塔莫尼卡……”1972年,36岁的张北海在联合国谋得一份工作,开始定居纽约,这才有时间“去比较认真地看着曼哈顿天空线下的世界,并开始写作”。“纽约的skyline大概是美国大城市里最精彩的,因为它有那么多高楼大厦,你从远处看,就能看到高低不平的天空线,这就是skyline,中文有两个译法,一个是天空线,我喜欢这个译法。有的喜欢翻译成天际,天际就有些抽象,我不喜欢抽象名词。这就像台湾的世贸中心,非要说成是双子星塔,这很讨厌,双子星是一个星座,那就是双塔,硬要把它变得和唐诗一样,有一个优雅的名字,完全没有现代感,双塔,反而是扎扎实实的现代主义。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字就是不要让你联想,是什么就是什么。”

因此,张北海喜欢用他现代的眼光来打量曼哈顿天空下的世界,火鸡、生蚝、蓝山咖啡;公交、地铁、街头表演;牛仔裤、时装便装和摇滚乐……当年许多刚刚到纽约的人,正是从张北海那里认识纽约的。1986年,作家阿城来到美国,偶尔读到香港出版的《七十年代》月刊上一篇张北海的文章,便成为“张”迷,为此,他说:“我常常寻思我为何迷张北海的文字,总结为,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我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风度不可学,学来的不是风度……也因此,我迷张北海的文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其风度。”

问:陈丹青说你“犹如纽约的蛀虫”,你同意吗?

答:我想他的意思是钻在纽约,像蛀虫一样在里面窝了好几十年,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无所谓,说老实话,所有默默无名在纽约住上这么多年的,都是蛀虫,你想是不是?虽然这句话,名字不怎么好听,可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问:据说阿城,陈丹青,张大春,王安忆,李安、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陈升……都是从你的客厅开始认识纽约的,是这样吗?

答:对的,这些人都到过我家,不过,说从我家认识纽约的,我想这是替我做些宣传吧。他们来我家的原因,大多是第一次来到纽约,多半跟我打听一些纽约的事情,让我带他们逛纽约,或者是有些事情,也就是一般的介绍下一个城市,不一定是从我这里认识纽约的。

问:阿城对你的文字很推崇。

答:我80年代认识他的,那是他刚来美国,后来,请他给我朋友改一个剧本,他就在我家住了一阵。他觉得我的白话文的文笔在当时大陆很少见,不是说好坏,只是说我的style,这种风格,在当时大陆比较少见。

问:是的,阿城曾说《侠隐》的文字有“贴骨到肉的质感”。

答:其实,小说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因为作家对小说的文字很用心,除了当年政治宣传的那种《沸腾的群山》、《金光大道》之类的小说。

问:你也看过这些小说?

答:当然看过,那个时候也看大陆在写些什么。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人提这些作品了。作品受到教条的影响,这是对作家最不利的。我不用写那些东西,我写东西没有任何包袱,所以我只要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在结构方面弄好一些,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阿城看了,觉得耳目一新,外面可以这样写东西,我猜他是这个意思。

问:阿城的文字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

答:阿城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他对文字的要求比我高多了,他对国学、文学、历史的认识比我厉害多了。2007年,《侠隐》出版,有记者问我,阿城这么评价了你,你怎么看阿城,我想了想,说阿城,无论是为人还是文章,都是少有的出淤泥而不染。

问:说起陈升,他专门给你写过一首歌叫《老嬉皮》,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位老嬉皮吗?

答:台湾几个乐手都算我的朋友,我最早认识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陈升稍微晚一点。那一年,他是要在这边制作一个光碟,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或是他来我这里,或是我去台北陈升那里,一起喝酒聊天。他觉得我这么一个人在台湾,很让人想到嬉皮的味道,其实我也不是嬉皮,我只是走过那个时代,感受一些事情。他又发现我很能喝酒,至少那个时候我挺能喝的,我现在喝的少了。我又住在百老汇,所以他就想到百老汇上的嬉皮,这个好玩。

问:不过,你的这身打扮,确实有嬉皮的味道。

答:我这套打扮,倒不是因为嬉皮的关系,我从中学时候就是这么打扮的,去联合国上班也是这样的。我是笔译,和外面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一个房间,你给我什么就做什么,没人管我,所以爱怎么穿就这么穿。

问:不管怎么说,在很多人看来,你似乎成了纽约的一个代言人。你对纽约很熟悉吗?

答:只是曼哈顿。像皇后区、布鲁克林,最多是一年一次。我只是对曼哈顿熟悉,在19世纪末期之前,1898年,才有了大纽约。在那之前,纽约就是曼哈顿,曼哈顿就是纽约。如今的纽约太大了,一个曼哈顿我也只是碰了九牛一毛,所以我哪敢去碰别的地方

问:王德威说,《侠隐》里的老北京,是你要创造的理想之城,那么纽约呢?

答:纽约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已经有两百年了。19世纪中期,不单单是纽约,巴黎、伦敦,都是那个时候把一个老城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北京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大概才20年,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那之前,虽然有些高楼,但还是一个老城的味道。我住过这么多大城市,我现在觉得纽约最适合我,没人管我,没人理我,没有人知道我,对我来讲,不管作为什么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处境,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反正我不会杀人放火抢银行,我愿意去哪里,去干什么,非常自由,而且方便。

问:是的,我这几天经过时代广场……

答:错,不是时代广场,这是许多人会犯下的错误,是时报广场,Times Square。1904年,纽约第一条地铁线开通,穿过42街,就是今天六号线和一号线连接的地方。一号线从那里拐弯,去了哥大。这个地铁站上面便是《纽约时报》大楼,所以这站就叫时报站。本来上面那个三角形叫Long acre(长亩)广场的,后来因为这个站,慢慢也变成了时报广场(Times Square),是T-I-M-E-S,后面有一个S。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S,说时代广场,这个错误太尴尬了。

问:是的,我一直以为是时代广场。我刚想问,这几天我去看纽约书展,不知你去了这个书展没有?

答:我没有去。我去看什么呢?这个可能是你们圈内人的,一个行业的发展,进去要买票,出版社还要先登记付钱才能摆个摊位。我之前参加过一个纽约书展,是户外的,从44街一直到57街,整个街区全是书,天气坏的话就延期。那个书展很有意思,谁都可以去卖,有二手书,也有很多新书。

问:那你注意到最近有条新闻说,中国作家在书展签赠受冷落?

答:那没办法,因为美国人很少看翻译书,电影需要英文字幕的他们都很少看,光一个好莱坞就够他们看的了。而欧洲电影文学性思想性很重,比如说伯格曼的电影,你就是看上三遍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大家是花个十块钱吃个饭,看个电影,当做娱乐,不是从电影里得到启示。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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