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
——C.P.斯诺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不计其数，笔者即见过数十种。无论是观点的制造者、传播者、消费者，还是某个俏皮说法的供应商——类似意见超市的庞大货架上一只只漆色鲜亮的罐头——都可以自称或被说成是知识分子。
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借他人之口提供了一个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听上去满腔鄙夷，只有对知识分子同样嫌恶的人，才闻之欣然。瓦尔特·本雅明的定义更是奇特，道是“眼镜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那是着眼于情调了，具有诗人气质的读者会格外受用。当英国学者C.P.斯诺脑海里萦绕着老年易卜生的形象时——他强调“没有什么是这位老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将知识分子概括成“天生的勒代特”。
勒代特（Luddite）系指19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运动参加者，一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使命并决意与资本主义制度为敌的人。扩充该比喻以使斯诺的定义保持活性，还可将知识分子理解成决意与现存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对抗的人，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就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那也是爱德华·萨义德满意的表述。
与之相反，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定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超脱之人”，等于排除了“勒代特”。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人王，代表人类的良心，他同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听上去一点也不“超脱”。读者可能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西方学者概括成古代社会“殉道三重奏”的三位杰出知识分子，即苏格拉底、西塞罗和塞涅卡，更贴切的联想则是1600年因传播哥白尼日心说而被罗马教廷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的科学家布鲁诺。列宁的定义是知识分子“等于常识渊博者和民众的导师”，从后一个条件里又推导出斯大林时期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概念，一种关于“洗脑”的委婉表述。认定知识分子负有“改造国民性”的责任，可能是该概念在另一层面上的运用。
上述知识分子定义，约有如下特点：它们互不相属，除斯大林对列宁版知识分子定义有所继承，其余定义还具有内在冲突。“超脱之人”一般不会唠唠叨叨，“秋天在心中”的人，无论鼻梁上是否架着眼镜，都懒得充当民众导师，更缺乏领导工人捣毁机器、推翻旧政权的兴致。发起美国独立战争并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个国父群体，除华盛顿外，都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特征，他们与一个世纪后由列宁及其继任者奠定的革命知识分子模式鲜有相通之处。无论杰斐逊、亚当斯还是汉密尔顿、麦迪逊，都不曾密谋过地下活动，他们无需担心军警监视，也不必乞灵于刺杀、起义、暴动等酷烈手段，在北美那块相对质朴的大地上，他们的建国方略与一种纯净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融合无间。他们不是“勒代特”。
有学者认为，应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称为知识分子——他们纵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言说方式也堪称知识分子表达的光辉典范——结合班达的激情定义，大法官又落选了。大法官的工作过于安稳，在终身职位的保障下，无惧权力和公共舆论，更无需承担职业和生命风险。此外，大法官的司法写作是一种职务行为，缺乏知识分子写作的业余性和独立性。美国建国之初有一位大法官蔡斯，曾在酗酒状态下胡乱判案，导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亲自提出弹劾动议。饶是如此，弹劾仍归失败，蔡斯日后有所悔悟，在约翰·马歇尔执掌的最高法院里，成为一位至少说得过去的法官大人。
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最新突出成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恰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资深法官，还是一位著述极丰、影响广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著述甚至快到这种程度，学者对他上一本书的讨论还未结束，他另辟蹊径、锋芒毕露的新书又已上架。可见，认同上述定义中的任何一条，都会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
我国还有“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之分，显然是一种笼统的身份式归类，如果陈寅恪、钱学森等人可以算“大知识分子”，随便哪个中学老师、公司会计、博客写手、微信公众号的发布者都可以算成“小知识分子”，那将使针对知识分子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因为，一个兼容中学老师与陈寅恪的定义，已经无限趋近人类整体的定义了。
二
必须对知识分子的范围加以约束。
可行办法是，找出一种类型，我们除了称他们“知识分子”，用别种名称都有欠完整。以陈寅恪为例，当然可以称他“大知识分子”，但叫他教授、学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或国学大师又有什么不妥呢？同理，把钱学森说成科学家或“中国导弹之父”，肯定比泛泛的“大知识分子”更能概括其成就。中学老师或公司会计亦然，两者已然构成指向清晰的名称，无需“小知识分子”一词来画蛇添足。雪莱当然不妨被叫成知识分子，但叫他“诗人”更好些，正如易卜生更合适的称呼是戏剧家，哪怕他的戏剧创作曾引发整整一个时代的骚动，并带出大量知识分子的激情表达（如鲁迅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讨论），仍无改易卜生的戏剧家立场。奇怪的是，保罗·约翰逊在专著《知识分子》里，为雪莱和易卜生单辟一章，我们只能感叹，即使在专业研究者里，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也是各说各话，歧义纷呈。
总之，绝大多数称为“大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的个体，其工作特点和职业特性均未对“知识分子”称谓构成依赖，放弃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不会导致歧义和混乱。
对笔者来说，既然意在探讨知识分子写作，在材料选择上就可作出如下限定：只有在其作品具有鲜明知识分子特征时，方是适宜的讨论对象。
何谓鲜明的知识分子写作特征？作者走出专业领域，着眼公共话题，面向人类社会的公共关切，表述方式上力求贴近公众，思维方式上力求合乎公共理性，当他这么做时，无论之前的身份是学者、科学家还是小说家，他都是一位符合最严格认定标准的知识分子。比如，写出《卢贡-马卡尔家族》长篇系列小说的爱弥尔·左拉原是一位出色小说家，当他激于一腔正义和公民良知，替蒙受冤屈的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打抱不平，并用朗朗上口的书信体檄文写出震撼全法国、影响全欧洲的《我控诉》时，他的身份就转变了，那一刻，除了说他是知识分子，没有别的称呼可以评价他的工作，除非，我们叫他“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一个新名词，出自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的名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但“公共知识分子”本身却并非一种新人。实际上，正是感于名词“知识分子”遭到滥用，雅各比才感到有必要加一个限定词，以还原知识分子的本义。他笔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恰是此前称为“知识分子”的那些人。在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系同义反复，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衍生含义（包括中国式“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均属误用。
有趣的是，虽然后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为了向原初的“知识分子”返航，但当学者普遍接受这个称呼时，他们又发现了该词的别种好处，可以借道整理“知识分子”家族中的乱象。
C·P·斯诺在《两种文化》里提到他的同事、当代最杰出的纯粹数学家之一G.H.哈代，他写道：
大约在30年代，哈代有一次颇感困惑地对我说：“你注意到今天怎样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吗？似乎已有一种新的定义，肯定要把卢瑟福、爱丁顿、狄拉克、阿德雷安或者我排除在外。你看这有多么奇怪。”
很好玩不是？这位哈代先生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他的学生里包括中国数学家华罗庚），仍对自己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耿耿于怀。于是，为安抚那些曾被呼为知识分子、又与左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知识界人士，有人借着“公共知识分子”的便车，发明出“私人知识分子”的概念。大致上，但凡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者，均可被“私人知识分子”所收容，包括中国式大小知识分子，尽管在实际使用上，公司会计或银行经理以“私人知识分子”自称，肯定有点古怪。
随着“私人知识分子”概念的诞生，学者又再接再厉，向世人贡献了另外一些分类学概念，如学院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体制外或体制内知识分子，稍早些的米歇尔·福柯还贡献出“普遍的知识分子”与“特殊的知识分子”这对标签。在别种论述题旨下，这些概念各有胜场，但就“知识分子写作”而论，它们用处不大。当我们意欲关注知识分子写作的内在品质，没有证据表明，这类品质特别喜欢栖息在学院知识分子或独立知识分子身上。
三
大致上，所有知识人都可被视为私人知识分子，只有在某位私人知识分子凑巧对公共事务发表含有公共关切且不以专业人士为目标的文章、演说时，他才临时客串了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因此，每一位正在从事公共知识分子工作的“私人知识分子”，都含有程度不等的兼职性，这份兼职性还会浓淡不匀地带来表达上的外行性及业余性，他对此最好有所预警。
据说，国内有微博大V在自我介绍一栏里写着“公共知识分子”，那有点搞笑。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成为职业。试想，公共事务林林总总，所涉学科有深有浅，它通常不专属某种专业——也许法学是个例外，拥有更多法律知识的知识人，更容易成为优秀公共知识分子——而更多地依赖常识和经验，尤其依赖知识人的思辩水准。再则，个体即使洋溢着源源不竭的正义激情，在一个还算良善的社会里，他一般不容易找到那么多的邪恶丑陋，供他日日笔耕，天天批判。
这里还有个矛盾之处：伟大知识分子大多出现在那些虽有弊端但社会总体还算健康民主的制度环境里，而一种过于黑暗的政治环境，会致力于铲除异端，它不打算让具有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的知识人自如地存活，在那种地方，你的公共批评未及面向公众，即被扼杀在萌芽之中，批评者本人是否幸免，还得看运气。苏联上世纪30年代实施大清洗时，就极难产生真正的知识分子，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曼德施塔姆仅仅在诗句里暗示性地挖苦了一下斯大林的手指（“他粗胖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即被送往劳改营，不久悲惨地死在押运途中。所以，一个人强调自己的职业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听上去就像说自己天天举行婚礼一样滑稽。
试以三位以批判现代极权制度闻名的知识分子为例，乔治·奥威尔是在无需担心迫害的英国从事写作，他的作品出版时虽受到不少挫折，但个人安危无虞。萨义德曾在《行走在狗群之间》一文中评论道：“奥威尔有关政治的持续不断的创作不是发生在他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也不是发生在他对具体的帝国主义经历稍感兴趣的时候，而是在他再次融入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且后来以这种生活为主的时候。”切斯瓦夫·米沃什撰写《被禁锢的头脑》时，已经身在巴黎，且作为逃亡者，已可确认不会再回到苏联阴影下的波兰。如果他必须回去，这本书不可能产生。据崔卫平介绍，他的书后来在波兰出现，还是“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索尔仁尼琴撰写《古拉格群岛》时，先已认定它无望在苏联出版，实际上，单单保护已经写就的稿子和大量素材，就够让作者惶惶不可终日了。可见，在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的地方，往往一派死寂。而死寂的高级阶段，则表现为群情亢奋的万众欢呼。
有美国知识界良心之誉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主要笔墨工作是写小说和那些更具私人知识分子色彩的著述，如《论摄影》和大量文学评论；当今欧洲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翁贝托·埃科，除了那些非常成功、非常别致的小说外，还从事大量具有博学、博趣属性的私人著述，他还以“中世纪学者”闻名，相形之下，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只是他创作生涯的笔墨余事。
的确，个别知识分子能力全面，下笔如飞，情绪饱满，愿意在人类的各项公共事务中发表指导性意见，如哲学家保罗·萨特和伯特兰·罗素，他们都具有对任何话题日均发表三千言高论的滂沛能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里，曾对罗素的涉猎范围作了一番不完全归纳，让人惊叹：
他的著书范围涉及几何学、哲学、数学、司法、社会重建、政治思想、神秘主义、逻辑学、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问题、人脑、工业、原子入门（此书出版于1923年，36年后他又出了一部关于核战争的书）、自然科学、相对论、教育、怀疑论、婚姻、幸福、道德、休闲、宗教、国际事务、历史、权力、真理、知识、权威、公民、伦理、传记、无神论、智慧、未来、裁军、和平、战争犯罪以及其他论题。此外他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几乎包含了所有你能想得到的话题，例如唇膏用法、旅游礼仪、雪茄选择以及虐妻等等。
即使是罗素，他贪多务得的结果，事后盘点也可能入不敷出，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如保罗·约翰逊，记录了他更多的笑料，而非更多的教诲；对其持赞美态度的，如萨义德，也仅仅认为“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听上去并不像是赞美。据说，热衷于在人类一切事务上指指点点的罗素，生活上极端低能，“他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机械装置或是从事任何日常事务……他爱喝茶，却不会煮茶”。
那么，对于不具有萨特、罗素式才能的知识人，放任自己对每一个凑巧经眼的不公正现象加以批判，他就非常可能把自己弄成那种宁可写些废话也不愿停笔的人，一台文字自动售货机，只要投入相应分币，他就吐出对应观点。有编辑说过一个笑话：某个自命公共知识分子的家伙，但凡遇到重大公共事件，就写出分别代表正方反方意见的两篇文章，供编辑采纳。为了跻身公共知识分子队伍，他天天自我打脸。
当然，倘若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命者只是满足于发表些姿态性言论，类似在遇到恐怖袭击时表示一下愤慨，遇到空难事件时在Twitter、Face-book或微博、微信上向遇难者献一束数字花束，那当然无可厚非。只是，这种表态与知识分子言论何干呢？那不是一件谁都可以顺手操作的小事吗，类似把烟蒂丢进烟缸？知识分子的初始定义里原本含有智性因素，埃科说过：“当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而公众都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举动时，我便没有必要写文章再谴责他了，因为那样做无非是简单地激发一下大众的同情心。但如果大部分公众都认为这个人的弑母行为是正确的，并且符合法律程序的话，那倒是值得写上几句自己的看法。”
四
值得人类永久铭记并深切感恩的伟大知识分子，不是正义狂人，他们表达观点不同于篮球运动员在比赛垃圾时间里刷数据，他们的知识分子事迹绝非倚多为胜。阿伦特虽对极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五角大楼越战报告书泄密案等重大事件发表过公共批评，但其知识分子声誉主要建立在为艾希曼的辩护上，除此之外，她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哲学家，以其私人知识分子的煌煌著述嘉惠后人。使知识分子获得现代声誉的爱弥尔·左拉，除了替德雷福斯据理力争外，我们不记得他有别种知识分子壮举，然仅此一项，他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最高赞誉，成为法兰西的良心。
爱德华·萨义德在他充满高亢音调的小册子《知识分子论》里，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者”身份，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里更是多次提醒并告诫道：“我并不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构成一种令人尊敬的概念，它只不过是一种职业（通常是兼职）的称谓。”他对自己不慎进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满怀无奈。根据他提供的入围标准，他无权将自己排除在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同时，他又明确地意识到：
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固然具有同一的结构、多种模式和写作习惯……但此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作品质量控制之缺位……由此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且平均质量低下——不仅质量低下，而且还可能在不断下降，当然更准确地说，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兴趣索然以及无关紧要。
通常，人类更高的知识成就总是出现在私人知识分子著述里，爱因斯坦曾对公共事务表达过关切，履行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但其不朽成就仍由相对论所奠定。我们认可并感谢公共知识分子体现的道义力量，但鉴于其鱼龙混杂性，我们不必贸然赋予它荣耀。
理想的知识分子除了“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雅各比语），还内含“三个公共”，表象层次是公共正义和公共表达，核心层次是公共理性，后者才对知识分子成色构成终极检验。公共理性是约翰·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揭橥的概念，我们将在方便的时候讨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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