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理事会第48届年会5月4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亚太地区经济形势、亚洲国家经济转型、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深化亚行与中等收入国家合作及强化亚行机构能力等议题。
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在会上说，亚行将朝着“更强、更好、更快”的目标努力，为消除亚太地区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不断努力。他表示，亚行将加强跨境互通，不断促进贸易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地区收入；同时更加高效地运用公私伙伴关系，以最高标准确保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中尾武彦在会上还表示，亚行近80％的运营项目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亚行将运用在该地区的专业经验，同亚投行在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开融资合作。
中尾武彦透露，他于5月1日与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就亚行与亚投行未来合作举行了会谈。双方认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具有重要作用。双方同意继续分享必要的信息，并就合作事宜进行深入探讨。
亚行将与亚投行开展融资合作
中尾武彦对于亚行改革意愿的表达，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因为此前公众都非常关心亚行如何“应对”亚投行的问题。而此次中尾武彦表达了亚行将与亚投行开展融资合作的意愿也让关注的热度持续上升。众所周知，美国和日本并没有选择加入亚投行，那此番表达的合作意愿又为哪般呢？
“在多边的开发机构当中，亚投行的成立和筹建实际上对亚行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亚行的内部制度结构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就会通过比较而显现出来。随着亚投行开始逐渐启动一些业务，一些接收贷款的国家和地区就获得了新的可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这种形势就会倒逼亚行以及世行来进行内部制度的改革，以改变内部以美、日等传统西方国家控制的格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保建云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保建云指出，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新兴国家在这些机构当中占据的份额、话语权和投票权与当下的经济地位是不相符的，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出现就使得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面临了一些挑战，未来这些机构的某些职能甚至可能会被亚投行所取代。
“实际上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亚行都希望更多地与新兴成立的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机构进行合作，因为只靠亚行一家机构来融资是没办法满足亚太这片市场，只有通过更多边的融资渠道才能达到市场的要求。”保建云补充说道。
合作方式多样灵活
在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几番表态愿与亚投行合作后，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5月4日回应称，亚投行与亚行互补而非竞争，希望两者开展合作。
对于亚投行与亚行的互补关系，保建云认为，亚行是一家成立时间比较久的老牌多边开发机构，是以美、日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成立的宗旨除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承担了一些对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地区的援助职能。而亚投行最核心的职能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亚太地区很多国家未来开发的重要领域。可以看出两家机构在一些职能上是有交集的，而且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亚投行偏重基础设施投资，亚行则更侧重多边的开发援助。
保建云指出，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亚投行和亚行未来的分工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亚太地区是一个新兴的发展迅速的区域，仅仅一个多边开发机构是不可能完全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援助的需求，需要多个开发机构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另外，从多边开发机构未来发展的内在演变来看，随着亚投行的成立，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之内，会自然地通过市场的供给需求以及与政府的合作来引爆亚投行与亚行在某些领域的分工与配合。
不难发现，在亚太地区，很多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是欠发达的，投资是不足的，但是能够获取的投资和融资渠道又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与亚行之间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
保建云指出，首先，两个金融机构可以进行联合的信贷安排，共同组成信贷发放和管理的合作机制。其次，双方的分支机构或者一些内部人员可以在两机构之间互相流动，通过这种交换来促进双方的合作。同时，两个机构还可以共同组织和参与一些活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或者举办会议，包括共同为这些地区的政府官员和企业进行人员培训、提供投融资信息服务等等。当然未来合作的方式和手段会更加多样和灵活。
另外，保建云还补充道，虽然亚投行与亚行具备合作的可能，但是二者还是存在竞争的关系，而且这种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不过这种竞争也有很多利好，一方面亚投行的成立可以促进亚行的改革，从外部通过竞争的方式助推问题和缺陷的解决；另一方面对亚投行来说，在成立的过程中可以吸取亚行的经验，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使得亚投行未来的发展不断改进，创造更多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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