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苍 马志强报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深情地说：“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
就在总理做报告的前一天，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说：“没有教育的增加，就没有对未来的投入。”
这位即将进入花甲之年的老校长，一谈起教育、谈起高考，顿时显露出壮年一般的神采与关切来。
症结何在？
对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历来诟病者不少，维护者亦不少。不过，经历各种讨论甚至争辩之后，多数人最后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它有多少弊病，目前它是相对来说最为合理、最为公平和最有实际可操作性的人才选拔方式。
因此，一届又一届学生，终究是在这独木桥上前进，或者掉下。
在龚克看来，高考的症结，其实在高考之外。说白了，就是供需差距过大。
“优秀的教育供给和百姓的需要差距太大了。”他掰着手指跟记者算道：“现在每年差不多1000万高考生，但百姓心中比较优秀的学校就30余所，它们一共招多少人呢？15万人！才占1.5%左右，这在全世界的比例都是比较低的。”
他还摆出了另一个数据：美国前200名的学校，能够覆盖美国80%的考生，而且这200所学校中的大多数名列“全世界前300”。
“供需关系没有这么紧张，所以高考录取上就灵活得多。”说到这里，这位老校长脸上禁不住显出几分羡慕、几分无奈来。“如果我们能够让百姓有这种感觉，拿天津来说，你如果考不上南开，你可以上天大，上不了天大上天财，如果哪个都差不多，那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最后，他说：“长久来讲，必须改变供需关系。”
的确如此，中国人口总数远高于美国，优秀的教育资源却少得多。中国也应该有100所到200所优秀的学校以供选择，才能缓解百姓们关于高考的焦虑。
不过，也有声音说，高考本身就是选拔的平台，并不是所有人都要上大学的。中国的高考，就是为了让适合上大学的那批人被选出来。对于这个观点，龚克坚决地表示了不认同。
“我们要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平等发展，高等教育一定会走向普及，更多人要享受到。”
他解释说，高等教育实际上教的是思维方式。在中学时，学生们只学会了在一个理想的、准静态的世界里来思考问题。在那个世界里，物体要静止不动，要么匀速运动，要么匀加速运动； 在那个世界里，摩擦力要么没有，要么在每个点都是均匀分布； 在那个世界里，火车永远准点、路线永远是直的或者是规律的……总之，中学时我们只学会了原理，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去认识过这个世界。
可是，在真正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变化的，而且这变化都是不均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更高级的工具来认识这个世界，而高等教育恰恰给了我们这样的工具和思维方式。
所以，“这样的教育是要走向普及的，不能保留在小范围。只有少数人享受高等教育，这样的思路不符合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将来，年轻一代应该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要越来越多地有自己的判断。”龚克手往下一压，坚定地说。
龚克的坚持，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要保证投入，花好每一分钱”、“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是完全一致的。
怎么破？
既然高考的症结在于供需矛盾，那要“破题”，还是得从增加投入上想办法。
对此，龚克毫不含糊：“教育必须优先发展，因为它会影响一代人。”
他表示，教育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基于这三性，它能够影响整整一代人，影响到所有行业的方方面面。
经济增速下来之后，政府财政收入也下来了。但在一些刚性的支出上，该花还得花，甚至要增加。4%，这个数字历来是一条“红线”，即对教育的投入占比。龚克表示，为了达到这个比率，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不能因为达到4%了，就停止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仅从数字上看，4%，从全世界来看，是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发达国家更不用说了。”龚克谈道，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人均量也在不断发展，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策略是不行的。
“我认为，‘十三五’期间，也就是从明年起，应该提出更高的目标，提升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件事是很有用的，过去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1978年的高校扩招，就很难想象，是谁来做这些事。”他说。
教育和百姓是息息相关的。从百姓角度来说，他们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主要就是教育和医疗。财政收入，首先应该提供百姓最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
至于有人提倡的“教育私有化”，龚克同样表示：看百姓自己的选择即可。
一般来说，私立学校会比公立学校贵很多。但只要它有质量上的竞争力，就会有消费的群体，不必限制其发展。但是，这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松对教育的投入。
“政府绝不能把教育完全推给市场，如果是政府的基本公共财政投入，想要免去这方面的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如何改？
在当前形势下，要给教育改革尝试空间。虽然要充分考虑现状，但也不能拘泥于现状。这是龚克对于教育改革的观点。
“其实大家对于高考所有负面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担心破坏了公平。而在教育界，我们更担心的是，改革不能够正确引导教育发展的方向。”
他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教育界强调通识教育 、全面发展，取消文理分科，就是为了淡化专业性。但是现在却有省份试行高考报志愿先报专业，然后在这个专业里选择数所学校，这样，就可以淡化学校之间的档次分别。
但是问题来了，对于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如此过早地对自己的人生领域进行成熟合理的定位，太难了。很多人上了大学之后，后悔、转专业甚至退学回去重新高考。这种专业导向的录取方式，转专业难度自然更大了。
“人的发展有自然的规律。中学的孩子们接触的基本就是家庭和老师，要越出这个眼界去选择自己的未来，是不现实的要求。”龚克说，比较好的、国际上相对成功的办法，就是保持比较宽泛、基础的教育，如牛津、哈佛、剑桥等名校，在本科阶段都是不分专业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本科阶段也会越来越宽。但是，这也有另一个问题，从百姓角度讲，又担心孩子负担过重。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对于新的教改方案表达了一个担忧：加重语文和英语的分量会对农村孩子造成不公。对此，龚克强调了高考的导向作用。
“高考确实要慎重选择必考科目，因为它会一直导到小学里去的。如果我们认为确实是必要的，是人的发展所需要的，那只要你确定下来，不管人们怎么抱怨，一定会在这方面相应地有资源投入。”龚克说。
总之，高考改革要充分考虑现状，但也不能拘泥于现状。“否则，就没必要改了。”
此外，对于和普通的高等教育有所不同的职业教育的发展，龚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虽然是两种类型，职业教育更侧重于训练，但在我看来，职业教育应该向普通高等教育靠拢，而不是反过来。”龚克解释说，职业教育其实就相当于企业给学校“下订单”，产品就是学生。短期来看，现在的“订单”式培养对当前的就业有利，但是，如果不能够给“产品”足够的知识基础，5年后，他们能否适应新的“订单”？
“今天的订单和5年之后是不一样的，是吧？今天订单来的这些人，是否适合我5年之后的转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难道要把他们都换了，5年后重新弄一批人？”他反问道。
实际上，一般高等教育，除了要能适应职业，还要适应行业变化。21世纪恰恰是变化比较快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推动的关口。比如，电动车一朝发展起来，传统汽车行业立刻就面临极大的变化。也许现在那些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把汽车盖掀起来，根本都不认识了。
“能不能适应这个变化，取决于培养过程中的基础知识掌握如何。所以职业教育也要注重基础培养。”龚克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