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伦·韦斯特（戴赟/译）
14年前，《24重人格》最早在美国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出版。一时间，世界各地许多人都开始关注我小小的家庭，其中原因当然少不了奥普拉·温弗瑞女士向全世界介绍了我的故事。当我提及我小小的家庭，我说的是我的妻子瑞琪，那时我们12岁的儿子凯尔（现在他的名字是凯），我，以及我的24个分身。我称呼我的分身为我的朋友们，心理健康专家则称呼他们为替代人格。我是一名多重人格者，一名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病人。
就像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的，时间是主观性的，我们每个人对时间都有着不同的体验感受。相同的14年对于我的金毛猎犬雷米意味着一生的时光，而对于一只加拉帕戈斯乌龟也许不过是一个较长的周末。对于我，过去的14年既漫长，又短暂，甚至有些虚无。因为作为一个多重人格者，不同的分身带给我不同的时间体验，他们是我头脑中彼此分隔的不同部分。我的分身们大多形成于童年，他们作为应对严重创伤的无意识保护，大多表现出近似儿童的性格特征或行为习惯，他们无论是语言词汇量还是对世界的理解都像孩童般幼稚，本质上而言，这些人格都固着于他们所形成的时期。你读到本书时也会一点点地认识我的分身们，你会发现他们的形成方式各不相同。时间荏苒，我身上这些独立的部分并不会自然地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除非我刻意地做出极大的努力去推动成长。这种成长通常是多重人格的整体与治疗师共同商议决定的，因为一个或者更多的分身能够长大，我们整体的生活质量将会显著提高。许多年过去了，我的一些分身一点都没有成长，因为对于他们，并没有成长的理由。另一些分身则确实地发生了改变，他们有的更少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有的则像完全消失了一样。
我仍然坚持接受治疗，每周两次驾驶60公里前往玛丽莲·赖斯医生的家庭办公室，然后在那里接受两个小时的谈话治疗。玛丽莲·赖斯医生是一位治疗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和创作后应激(PosttraumaticStress)的专家。我所接受的特殊治疗方式被称作眼动脱敏与重构疗法（EyeMovementDesensitizationandRetraining,EMDR），这一治疗工作需要治疗师反复地引导患者（在我的案例中，则是我的分身们）回顾原初的创伤事件，允许他们充分地加工创伤的全部信息，在此基础上，使用眼动的技术，直到患者不再产生病理的反应。
最终，我的大多数分身们渐渐沉睡，他们在我的生活中曾经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再被需要。怀亚特、克莱、斯威奇和罗杰（罗杰在我写作《24重人格》时还并未出现）他们仍然是我人格中独立的部分，并且时不时出现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尽管如此，他们形成时我所经历的创伤也已经大致痊愈，因此他们的出现不再为我带来内心的痛苦。我的其他那些分身们，有的已经被整合入我的核心人格，有的则安静地待在我心灵中的一隅，不再露面。瑞琪说有时她能在我身上看到那些已经被整合的分身的影子。应对困难时我表现得像利夫一样坚毅有决心。安静时我则像佩尔那般自省。每当我像巴特一样充满幽默的灵感，欢笑声就会填满我们家庭的每一处角落。我不觉得需要将所有的分身整合为一个人格。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自己在今后也许会一直是一名多重人格者，但是我始终都感激我的分身们，是他们将我从童年的性虐待经历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拯救出来。
一段时间的旅居后，我们最终搬回了加利福尼亚，我们在中央海滩一处安静所在买下了一座小小的复古风格的海滨别墅。瑞琪用了一年的时间将它布置成一个可爱、开放而又时髦的新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海涛富有节奏的声音冲击着我的灵魂，并让我在感觉快要失控时能够平静下来。一群群海豚偶尔会游过这里，有时它们还会调皮地跃出水面，引起我们阵阵惊喜的欢呼。我们冲浪时，海豹们会不时地从水面探出它们的脑袋，来看看这些穿着潜水衣、漂浮在水面的奇怪生物。海岸边还住着水獭一家，它们在晚上睡觉时会将自己与海草绑在一起，以免睡着后随着水流漂散。
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海滩边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一群鲸来到了离海岸非常近的地方，75英尺左右，并在那里待了3个星期，他们和海豚以及一大群鹈鹕一同捕食海面上大量的凤尾鱼，整个海面就像沸腾的热水一样热闹。瑞琪和我时常会径直走到水的边缘，望着远处的水面，屏息等待，期待着能有一只巨兽打破水面的平静。相同的场景已经以相同的方式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上演了数千年，也许还会继续如此上演下去，无论我们是否在这里目睹一切的发生。戏剧中有时并不起眼的细节却往往有着左右结局的重要意义。我情不自禁地由这一幕联想到了我自己的生活——联想到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些什么。
一些时候，我就像是怪物齿缝间的凤尾鱼，那些不幸经历对于我个人而言至关重要，对于我的妻儿却可能微不足道。事实上那些不好的事情或是戏剧般改变生活轨迹的事情，每一刻都发生在许多生物的身上。不管这些事是否被他人所知所察，生活仍然继续。我曾经是一场悲剧的受害者，这场悲剧开始于我的童年并持续地对我成年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但是我仍然被爱祝福着，这份爱来自我坚强且心灵健康的妻子、爱我并需要我的孩子，他们将我从那威胁生命的巨齿间救出。我的人生仍然在治愈的路上前行。
临床医生，以及其他可能接触到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人们，需要认识到记忆的本质是不稳定且虚幻的；特定记忆的存在或是缺失，是造成DID病理的重要成因。我们的头脑像是一只巨大的汤锅，许多厨师都在不停地向其中添加材料，这些厨师包括了：父母、兄弟姐妹、亲属、邻居、老师、同学、陌生人、熟悉者、广播、电视、电影以及书籍。这些我们学习和记忆到的信息，被一把名为“自我经验”的大勺不停地搅拌，混合着，改变着形状。在我们神经系统这种惊人的加工和炖煮下，我们很难保证所有记忆的真实可靠。
我们要接受记忆的复杂性与写意性，同等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持续被闯入性的记忆影响自己心理健康甚至社会功能的患者，一定有着导致他们痛苦的心理基础，这一点与他们回忆的清晰程度或者或然性无关。
我们必须认识到：儿童时期经历过虐待甚至乱伦的人，几乎无可避免地背负着深重的内疚与羞耻感，这种痛苦并不会简单地因为过去记忆的恢复或是对创伤内容的关注而减轻。仅仅回忆起忘却的记忆是远远不够的。指责他人或是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同样地无法让我们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完整感。我们只有不断地了解、接纳并且重塑自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的痛苦。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刊登，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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