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李会
湖南省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因贪腐被查后，竟反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这是1月18日，《人民日报》文章中的一个案例。
像这样“敢说” 的村干部可能不多，但毋庸置疑的是，像这样“敢想敢干”的村干部可不在少数。
在媒体工作，笔者接触到很多的类似案例。
广东某地，大面积的海面被填平，一排排别墅拔地而起，并将沙滩圈为私家用地，外人不得出入。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不仅无法出海打渔、拿不到一分钱的补偿，甚至谁敢反对都会被不明身份的人员暴打一顿，不少渔民只能背井离乡出去讨生活；
山东某村，一块面积为248亩的地块在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前提下，由村干部授意擅自转让给当地一家企业，村民对于土地补偿款数额及去向均不得而知；
陕西数个村庄， 5000多亩耕地被陆续征用，用来建设循环经济园区，殊不知如此大规模占地的园区，其内的在建项目用地均涉嫌未批先占……
报社编辑部时常会接到农民兄弟打来的电话，尤其是当看到有报道揭露了与自己村子相似的案例后，就会特别殷切地希望引起记者们的再次关注。可毕竟，新闻媒体不是司法部门，不可能过问每一桩违规。每每这时，记者们心中都会五味杂陈。
高官贪腐，多数是权钱交易，让某些企业违规取得在市场上的特权，一般影响的是市场公平；国企高管贪腐，则多数是以权谋私，牺牲的是企业利益，流失的是国有资产；但村官贪腐，却多数是将农村集体用地当做摇钱树，渔民失渔、农民失地，抢的是农民的饭碗，断的是农民的命根子。
也正因如此，村官贪腐后果尤为恶劣，甚至往往闹出人命。本应是新农村建设的领头羊，本应是农村消费潜力的激发者，本应是新型城镇化推进中为农民利益保驾护航的守夜人，不少村官却成了藉由以上种种理由的利益攫取者——“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
14亿人口9亿农民，农村是中国的大底盘。底盘稳，国家才能稳；农民富，经济才能活。而这一切，关键的一环就是切断村官贪腐的路径。
权力集中、监督机制不健全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部分村官、村民法治观念淡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村支书“一言堂”屡见不鲜，而利益在被侵犯后，大多数村民采取的是上访或者比较极端的冲突方式，而非收集证据诉诸法律。
以农村中矛盾集中的征地问题为例，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分配涉及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士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等多部法律，而我国村干部和村民对这些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都比较少。
依法治国，在农村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