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报道
728天。
自2012年12月26日在特别国会上被指名出任首相，至下周五（2014年12月24日），安倍晋三在日本第96任内阁总理任上度过了2年的时间。幸运的话，他可能还有2年的时间，或许更长。
提前进行的日本大选在12月14日尘埃落定，安倍及其领导的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毫无意外地在选战中大获全胜，自民党获得众议院全部475个议席中的290个，与选举前相比减少3个，公明党获得35个议席，则增加4个。因此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共获得325个议席，与选举前持平，继续维持在众议院占有超过2/3议席的压倒性优势。他将在2014年12月24日的特别国会上被指明出任第97任首相，第三届安倍内阁届时将成立。
安倍自2012年年底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曾承诺要用三支箭来重振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中的三支箭“宽松的金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到底成效如何？在下一个任期内，安倍将如何继续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中日经贸关系能否得到改善？为此，《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唐奇芳博士。
经济成为选举主要论题
《中国产经新闻》：提前举行的日本大选刚刚结束，自民党-公明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安倍不出所料地成功连任。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此次选举中，安倍将经济作为了主要论题，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唐奇芳：实际上现在可以决定选民投票的并不是外交的因素，大多数日本的选民是不关心外交议题的，他们更关心的是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内经济是否有希望和出路，以及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因此安倍十分清楚选民关心的议题在哪里，基本上就没有讨论外交议题，而且事实上外交议题也并不会给安倍加分多少。另外，目前安倍经济学整体的趋势并不是向好的，日本第二和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都在下滑，也就是说，安倍提出的第三支箭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过任何一次相对大刀阔斧的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最终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会产生多大成效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依然有待观望。
《中国产经新闻》：很多业内人士都视这次大选为对安倍经济学的一次公投，您怎么看？在安倍执政的这几年里您认为他的三支箭是否奏效？
唐奇芳：安倍的三支箭还是产生了一定成效的，最显著的效果就是让老百姓体会到了日元的迅速贬值。我们知道两年之前，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非常高的，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之一，基本上是1美元兑79日元，而现在1美元兑换日元大约在120左右，可以说成效显著。其实大多数老百姓是不太懂经济学的，而这个指数在日常生活中是清清楚楚的。之前日元的高汇率给日本常年的出口带来了很大影响，而汇率的下降确实为安倍加分不少。可实际上，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我们发现，汇率下降以后并没有对日本的出口产生预想中的巨大推动，日本的出口基本上还是不振的，与之前相比见效不大，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早期的经济投资外移已经把日元贬值的效果给大大抵消了。
利益关系复杂 改革阻力大
《中国产经新闻》：您觉得安倍上台以后还会提出一些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吗？
唐奇芳：我认为事实上安倍政府能为日本国内经济做的努力已经不多了，前面的三支箭射出去以后，基本上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我们可以发现实际情况是在增税以后，国内的消费会进一步下降，老百姓的消费意愿会更加降低，相对来说很多政策在逻辑上是互相矛盾的。安倍当下能做的仅仅是解决一些民生问题，包括就业和减少政府负债等，也就是实施一些对实际经济并没有太多刺激作用的措施。
其实说实话，这次安倍能够成功连任并不代表他在各个领域做得有多出色，也不代表前几年安倍经济学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而是因为在野党实力太弱，没有对自民党构成威胁。其实在2012年底安倍胜利的时候，他就曾说过，我们能获胜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民主党做得太差。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老百姓也吃过很多民主党的亏，所以选民只能把票投给自民党。毕竟自民党长期的一党专政，日本的老百姓已经不习惯过大的政治变化，在政治上存在一种相对求稳的心理，不过可以预见的后果就是投票率会越来越低，因为渐渐地大家对选举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了。
《中国产经新闻》：那您觉得日本经济这几年持续不振的原因是什么呢？
唐奇芳：深层原因还是经济本身的问题，即国内产业空洞化，也就是说，目前日本的劳动力是短缺的，一些真正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已经被转移了出去，而本身日本国内的经济开放度又很低，处于一种很守旧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走出去，但是不允许别人走进来。因此归根结底，经济低迷的原因就是国内的经济改革改不动。其实安倍的第三支箭就是这种体制上的改革，但是从实施效果上看确实是很难推动。
《中国产经新闻》：就像您之前所说，日本目前的经济改革举步维艰，那您认为改革的压力和阻力主要来自哪里？
唐奇芳：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既得利益团体。拿农业的改革来说，实际上目前日本的农业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日本对农业的保护与国际上自由贸易的趋势以及实际的生产状况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对于农业的改革就是推不动，为什么呢？农业的改革涉及到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制度，而日本农协的影响力非常大，导致改革屡屡受挫。可以直接证明这点的就是，这届安倍的阁僚只有农林水产大臣西川公也落选，因为他是支持日本加入TPP的，所以农民自然不会投他的票。
由此可见，只要日本国内的公民觉得当下的整个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很舒适，就不愿意改变它，导致日本整体的制度十分传统，从战前一直延续至今。由于国内长期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造成日本人民非常害怕外来的力量对本国传统的政治或经济结构形成冲击和影响。可是实际上就农业而言，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边缘，日本目前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快到70岁了，而年轻人又不喜欢务农，所以以日本当下的农业劳动力现状来推断，最多十年日本的农业改革必然会推行。而且日本的农业生产方式依然是小农户类型，一家一小块地，这都与现代的农业模式完全背离，只靠政策性的保护是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因此也可以预见，未来农业的改革会对日本产生巨大的冲击。
政治因素依然影响中日经贸关系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中国在日本提振经济当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中日经贸关系是否会有所改善？
唐奇芳：我一般把日本的投资者或者经营者分成两种，一种是大型企业和财团，也就是日本经济的主干和骨干；另一种是日本的中小型企业，我们知道日本的中小企业在本国经济中也占有很大分量，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现在中日的经贸关系说到底是一种政经关系，政治与经济相互间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中日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长期僵持和对峙，已经严重影响了两国的经贸关系，但是这种影响对日本经济的主干，也就是对大型企业和财团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些企业大部分都属于跨国公司，实力十分雄厚，各自都拥有全球性的战略和长期的发展计划，中日的经贸关系不会对这些企业的利益相关问题产生根本性的动摇。而且中国作为巨大的消费市场会越来越契合日本的出口结构，因此基于资本的逐利原则，这些大型企业是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
但是与大型财团不同，日本的中小型企业由于本身的实力较弱，虽然在日本的对外投资方面也贡献了很大力量，可是在应对政治风险上的能力上非常薄弱，同时中小企业还十分容易受到日本政府的影响。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日本这两年来尤其在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以后，政府在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渠道来宣传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劣，中国对日资是不安全的，引导这些中小型企业向东南亚投资，美其名曰减轻所谓的对华经济依赖，资本的去中国化，这种宣传对日本的中小企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实际上效果也已经显现出来，今年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是对华投资的将近3倍，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小企业转移的问题。
另外，当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关于自贸区的问题，也就是中日韩自贸区。由于目前中韩自贸区已经基本如期完成，而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因此中韩之间率先达成的共识就是利用双边来撬动三边，利用三边来撬动“10+6”，这种层层递进的方式是中韩之间的默契。而当前正处于这种实际的节点上，在双边的自贸区建设已经实现的基础上，未来一年显得十分关键，到底中韩自贸区的达成能够对中日韩自贸区起多大的推动作用，是我们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当然我个人认为，中韩自贸区会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起到一种倒逼或者刺激的效果，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和韩国的产业以及出口结构同质化很强，韩国占领中国市场会对日本产生巨大压力，尤其是日本的大企业，比如汽车产业。中韩自贸区的达成，必然会对韩国汽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目前韩国汽车在中国市场还无法与日本抗衡，可是如果中日之间一直没有自贸区，那么韩国和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小，因为韩企有自贸区的保护，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定会产生忧虑，因为日本的支柱产业就是汽车，日本是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毕竟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市场有质的区别，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也有质的区别，所以中韩自贸区对中日韩自贸区的撬动作用应该会比较明显。
《中国产经新闻》：您觉得安倍在这届任期内会有哪些政治作为或者大动作吗？
唐奇芳：从安倍一贯的政策表现和个人的政治风格来看，他在政策上应该会继续推进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做法，虽然可能会承受一些压力，包括来自美国的压力。比如在修宪的问题上，美国会平衡考虑，也会预见到如果日本真的推翻宪法，修改宪法九条，在中日和日韩之间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安倍应该会采取各种方式来继续推进他的目标，坚持他的立场，只不过可能会采取一些迂回、灵活的方式来实现，但是总体目标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